白部长，这是我几十年习惯对备伍同志的称呼。他从红军时代开始，直到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都是部队卫生医疗工作的领导人，戎马倥偬，奔驰南北，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不顾个人安危，辛勤地为军队的卫生医疗事业的建设奉献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部队培养大批卫生医疗人员，加强、充实各级医疗机关；千方百计从敌人手中夺来，从国际医疗组织——红十字会、救济总署等方面，争取来许多医疗设备和药品，一砖一瓦，艰难经营，使得党和军队的医疗卫生事业初具规模。
我第一次见到备伍同志，是1941年暮春，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山东分局驻地——沂蒙地区的一个小山庄里。有人悄悄地向我指点，那个体格健壮魁伟，身着戎装，脚穿马靴，手拿马鞭，还不时地摇动，显得很威武的人，就是白部长，我肃然起敬。不一会儿，他笑着向周围的人点头告别，跨上战马，一阵尘土，飞也似地消失在群山之间。我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心里交集着尊敬和没有相识的遗憾。
1942年间，他常到我们的驻地来，他正在与我们的一位女战友一一张令仪谈恋爱。见面的机会多了，逐渐也就熟悉起来。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生，擅长妇产科。战争改变了人们的一切，不仅是思想、作风。连外形也都改变了。谁也看不出，跨着战马威武凛凛的勇士，竟然是一位妇科名医。他把学到的医学知识、技能，毫无保留地献给革命，献给战士，献给广大受病痛折磨的人民群众。在和死神、病魔搏斗中，他以过硬的本领，夺回了多少人宝贵的生命！他亲自为伤口发炎感染败血病生命垂危的战士动手术，为患妇科病的普通农家妇女治疗。在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里，加上战争的破坏，医疗条件是多么艰苦！备伍同志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救死扶伤革命人道主义的胸怀，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把部队医院、地方医院，一个个建设好，对危害人民的地方病：北方的黑热病、南方的血吸虫病，都在他的努力和各有关方面配合下，消灭殆尽。改变了“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箫疏鬼唱歌”局面。
白部长一生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在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事，他都去干，而且决心干好。他的工作调动是频繁的，时而中央、时而地方，时而正职，时而副手，他照顾大局，从不计较。在工作中善于团结同志，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共同搞好工作。为了人民的疾苦，为了卫生事业，他贡献了一切。
10年浩劫，这位老红军、老部长，也在劫难逃。莫须有的罪名，压在他的头上，他被关了起来，进行所谓隔离审查，在查不出什么名堂时，又叫他去“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当时备伍同志已年迈6旬，长期的奋力革命，文革中的非人待遇，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是这位心中只装着别人，事业心责任心极强的老部长，在劳动之余，还要拿起听筒，偷偷地为干校的老同志、老干部，所谓的“牛鬼蛇神”去看病。给人看病也有罪，被造反派谩骂、批斗，戴上不老实、不服从改造、别有用心等帽子，而备伍同志挨批斗后，依然我行我素，照样拿起听筒，“重操旧业”，真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老顽固医生啊！
记得干校总部搬回上海市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楼我突然看见白部长正在为病人打针治疗。我怔了一下，走进门说：“白部长，你又当起医生来了。”备伍微笑点头说：“我本来就是医生，给人看病是我的本行。”多么朴实的语言！我顺便说，请给我看病好吗？他请我坐下，拿起听筒熟练、细心地为我作检查说：“你的心脏有早搏，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
过了一段时间，我到黑龙江去插队。市直五七干校为争头功，组织四个面向，手拿红宝书，到马路上游行，喊：“保卫祖国，建设边疆！”“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阵鼓噪后，我来到了冰封千里的北方边陲呼玛县三卡公社，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战天斗地练红心。我的老伴在上海“文化干校”“斗私批修”，劳动改造。一年后，我突然接到上海发来的急电，说老伴患重病。我匆匆从黑龙江赶回上海，夜晚我陪着老伴敲开了备伍同志的家门，请部长为我老伴看病。备伍同志在我老伴的颈部、肩膀上细心地检查，他皱起眉头说：“这个硬块不是好东西，根部粘连，你们抓紧时间去医院治疗，不要掉以轻心。”我明白备伍同志这话的意思。此后，我为老伴的病到处奔波，直到她痛苦地离开这个依恋的世界。在这期间，备伍夫妇多次到我家探望病人，指点治疗方案。部长、医生、战友，是革命的友情，把我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备伍同志离开我们整10年了。每当我回忆往事，备伍同志那张笑眯眯的圆脸，就浮现在我的面前，似乎在对我讲：“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1996年3月
（作者为原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