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白备伍部长是在1947年，我们从华中转移到山东，当时自卫战争进行得很激烈，伤员很多。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白备伍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我是医政处长。为了组织各野战医院，白部长很耐心地指导我们工作，介绍各方面的情况。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下级，善于从团结出发，体察别人。逢事都讲究原则，不乱批评人，不整干部，他的这种好品德，给人以深刻印象。
1947年秋天，我生病大出血，不能随部队行动，白备伍同志给予我极大的关心和帮助，他安排我打埋伏在老百姓家休养，又想方设法安排我到大连去治病。当时战斗频繁，交通又不方便，从鲁中到胶东要经过敌占区才能到达俚岛，要乘苏联的轮船过海才能到大连，为了安全，在他精心策划及具体关怀下，亲自写信给胶东地区的卫生部，请他们帮助和护送我到俚岛。我去大连养病的经费都是白备伍部长亲自批的，临行时白部长把他自己的一只美国提包也送给我装行李用，我为了感谢他的真诚的帮助，我把我的一匹大洋马（胜利品）及全套美国马鞍留给了他使用。
1957年，白部长由中央卫生部人民卫生出版社调来上海，开始时任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血防局局长。办公室主任由齐仲桓同志兼，蔓焰、郑岗、鲁光是副主任。以后齐仲桓同志调离，白备伍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他领导血防局首先遵照中央、国务院指示，组织国家部门和血防专业防治工作干部，宣传发动群众，展开病情调查，于1957年底就基本摸清流行范围，标算出接近实际的患病人数。1960年初已查明血吸虫病流行于我国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县（市），钉螺分布面积达70亿平方米，患病人数为700万左右。据此，在中央领导小组第二次全国血防工作会议上进行了研讨，并制订了“积极防治，采取综合措施”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针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几个环节，既积极治疗病人，消灭传染源，抢救和保护劳动力；又消灭钉螺，开展粪管水管和防护工作，尽快控制血吸虫病的危害。但部分科学家及血防工作干部对此方针时有争论，有的主张以灭螺为主，有的主张消灭传染源为主。事实上，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对构成血吸虫病流行的各个环节，如能切断其中一环，即能达到控制以至消灭的目的。问题在于血吸虫病是人畜交叉感染，流行情况太严重了，不能急于求成。白备伍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同时积极组织试验比较，进一步统一大家思想。
白备伍同志十分重视研究血防工作的方针政策、防治对策等，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就灭螺工作、临床治疗血吸虫病、锑中毒的防治、晚期血吸虫病的切脾治疗等专题，组织了多次讨论。充分发挥了专家们的作用及广大血防战士的积极性。同时白备伍同志将原华东卫生部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加以充实扩大，改为全国血吸虫研究委员会，下设若干专题研究小组。血防局还加强了对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和各省血防研究所科研工作的领导和指导，他身体不好，经常带病去各省、市调查情况，检查工作，还多次带领血防科研人员到基层、疫区指导并帮助工作。他在深入调查研究血吸虫病的流行及防治工作中，很重视和团结血防科研专家共同搞好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在思考和探讨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好的治疗方法，充分发挥专家与群众在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中的两个积极性，摸索着疗效好、疗期短的治疗方案，又争取尽可能不影响或少影响生产。
白备伍同志很重视血防干部的培训与技术的提高，他从1961年开始委托上海第一医学院举办寄生虫病医师进修班，每年一期，一期50人。他亲自讲课，做报告。同时由各省有计划地对初、中级血防干部进行培训，这对提高全国16000名血防专业干部的业务素质起到极好的效果。他不仅关心血防干部的工作学习，也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在血防工作中倾注了他全部的精力。在他领导下正确贯彻执行中央有关血防工作方针政策，实行领导和群众、科技干部相结合，共同奋斗，使全国血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4年因工作需要，他又调到上海市政府教卫办任副主任。
白备伍同志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团结同志，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国家卫生事业的发展。他作风正派，是一个好同志、好领导。他的去世是我们卫生事业的一大损失。我们永远缅怀他，他永远记在我们心中。
1996年3月
（作者为国家卫生部血防局副局长、中央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