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战高潮。中共山东省委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指示，领导各地区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起义部队迅速发展，到1938年夏天，已达4万多人。为了统一指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于1938年底，对起义的武装部队进行了整编，正式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下分十二个支队。张经武同志任指挥，黎玉同志任政委，江华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白备伍同志任卫生部长。
山东纵队卫生部成立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一方面组建山东部队卫生工作，另一方面要兼顾根据地的地方卫生工作。
孙炳华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白部长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下工作，并曾两次在他创办的卫生员训练班和山东军区卫生学校学习。印象最深的就是白部长特别重视部队的防病工作，山纵卫生部成立伊始，就设立了保健科，负责部队的预防保健工作。各支队设立了保健股，团设卫生队专管保健事务。他经常形象化地比喻：“一两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这一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不论在干部培训、宣传，以及医疗实践中，都始终贯彻在山纵卫生工作中。
1940年春，山纵卫生部召开了全纵队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会上白部长总结了三年来的卫生工作，并明确提出：“讲究卫生，预防疾病。卫生人员不能消极地等待病人，要积极地预防疾病的发生，保障部队全体人员的健康。”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制定了加强部队卫生工作的十条意见，并用电报下达各部队执行。
除支队设卫生处、团设卫生队外，连要有卫生员，既抓战伤救治，又做防病工作，做到平战结合。卫生员还有五条卫生防疫的要求：
(1)积极做好防病宣传并开展防病活动，包括驻地群众。(2)挖卫生壕，养成不随地大小便的习惯。
(3)提倡中餐西吃，不吃生水和不洁之物。
(4)抓好个人卫生，灭虱、灭蚊、预防回归热和疟疾。(5)制订卫生纪律，建立卫生检查制度。
为落实大会的精神，卫生部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1．创办<卫生>半月刊及编写卫生小丛书，进行卫生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和防病的技能。
2.建立巡视员制度。当时指定张勤同志为专职的巡视员，定期与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干部深入各部队检查了解卫生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帮助部队总结防病工作和推广先进经验。3．建立健全保健制度。1940年底，组织力量对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及直属机关3000多名干部、战士进行了健康检查，对患病人员进行治疗，并提出改进卫生工作的具体措施。
为深入开展预防疾病的宣传，1941年春天，山纵卫生部组织了一次防病知识的普及宣传，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卫生展览。内容紧密联系部队卫生的实际，用实物、图表、图片、画、模型等多种形式，宣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向广大指战员讲解回归热、伤寒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以及对疟疾、痢疾的预防方法。通过这次形象化的宣传教育，增长了广大指战员的卫生知识和防病的自觉性。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卫生机关通过各种渠道，从敌占区购买牛痘苗和伤寒、霍乱疫苗，保证了部队按时进行预防接种、防疫注射。山东纵队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定期召开参谋部门、供给部门和卫生部门的联席会议，各部门下部队检查工作或年终考核时，都有卫生部人员一起参加。不久，卫生部又召开了第二届卫生行政会议，重点是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改变不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大会后，第五期整军开始，卫生部在《前卫报》上撰写了题为：《五次整军与卫生工作>的社论，对卫生工作提出了五大号召，把卫生宣传当作部队管理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经上级批准印发了“部队卫生管理规则”，下达了卫生防病指示：“新兵入伍要经过认真的体检，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部队到新驻地要进行疫情调查，实行检疫制度。”卫生部在纸张物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油印了各种预防疾病的小册子3000多份。这些书刊对普及卫生知识，提高卫生人员业务水平起了很大作用。卫生部还组织干部去一一五师参观，学习他们对连队卫生管理工作的经验。
记得1942年夏天，山纵组织部和卫生部共同举办了两期干部疗养，由李衡同志任所长，赵行志同志任指导员。集中了营以上干部60多人，由卫生部拟定疗养计划，规定每周上一次卫生课，讲授保健知识及常见病的预防。还为疗养班提供黄豆和花生磨制成的土牛奶，用土法淋浴清洁身体。经过1-2个月的合理营养及有规律的生活，参加疗养的人员健康状况普遍得到提高。
随着形势的发展，要求加强政权建设，开展地方卫生事业。当时在鲁中行署、鲁南行署成立了卫生处；专署都成立了卫生科。白部长提出要各军区抽调卫生工作干部，帮助政府建立地方卫生机构和地方医院。滨海军区抽调二旅六团卫生队队长焦诚同志到滨海行署卫生科任科长，另外调整一个休养所组建平民医院（以后改称滨海医院），院长是安发祥同志。建院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地方干部和老百姓看病问题，同时也是为了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白部长是卫生部门的卓越领导入，工作上要求严格，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从不盛气凌人，训斥下级。他医术精湛，在山东群众中有“白菩萨”的美称。
1939年6月，敌人对鲁南进行“大扫荡”，我们后方医院化整为零，分散在沂水县三区大诸葛村一带隐蔽。当时我们带领六七个伤员（其中有原福州军区曹普南副政委，原东海舰队后勤部卓农副政委等）也在附近一个山头上隐蔽。有一天，白部长的警卫员来找我们去，他关切地问伤病员休养治病情况，以及我们的生活及工作情况，最后指示我们一定要依靠地方党和当地群众，保证伤病员的安全，争取早日治好病归队，临走还为我们补充了一些急需的药品。
白部长对待病人，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战士、老百姓，都是一视同仁。当时常有部队领导干部在卫生部住院，如原工程兵陈士渠司令、胡奇才副司令及刚起义的伪军孟团长夫妇等，他们都是由卫生部领导亲自负责医疗的。战士和当地群众也直接找白部长看病。有一次，一位老大娘领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来看病，老大娘说：“这姑娘每个月周期有肚子痛，但从没来过月经。”经白部长检查后，确诊为处女膜闭锁症，征得大娘同意后，白部长为姑娘作了手术，不久，姑娘每月的月经来潮，也找到了婆家，全家人感激白部长是“妙手回春”。
1943年秋天，山东临朐县疟疾大流行，疫情范围广、发展快，政府派医疗队前往抢救，但由于未明确诊断，疾病仍在蔓延。为此，白备伍部长亲自带领张量、李正平等同志组成的医疗小组，在严寒的冬天，跋山涉水步行三天到达临朐县城，对300多名患者作了化验检查，确诊为恶性疟疾及流行性脑膜炎。立即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动员地方上医生配合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综合治疗，疫情得到了控制。临行前白备伍部长又向该县县长提出：“必须从粮食上想办法，解决老百姓营养不良问题，促进他们早日康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省政府成立，省府以十一号公布令，任命山东军区卫生部长白备伍兼任山东省卫生总局局长，8月25日卫生总局正式成立。白备伍领导机关同志，在省委的重视及地方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全省卫生行政机构（行署设卫生局，专署、县设卫生科，区设卫生助理员）。制订了“卫生法规”，并且两次发指示，要求各行署、专署和各级卫生机关加强传染病防治工作，建立防疫通报网。先后建立了临沂医院、蒙阴医院、莱芜医院、拓旺医院、沂水医院、沂北医院等，解放战争中这些医院编为十四医院，随后又改为华东野战军第十四野战医院。同年10月新四军北上，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崔义田任卫生部长，白备伍任副部长（仍以卫生总局工作为主）。1946年3月23日，发布（山东省卫生总局对目前防疫工作的紧急指示》并对具体防疫方法提出了要求。
同年夏天，山东临沂、朱陈镇等地发生了烈性传染病——霍乱，疫情迅猛，有人员死亡。白备伍接到疫情报告，当天进行动员，组织防疫队去抢救，由徐坚同志带队，深入灾区对患者进行药物治疗，采取病员隔离措施，并对群众进行饮食卫生的宣传教育。尽管治好了一些病人，但疫情并未能控制。在此严重情况下，白备伍带了善后救济总署的传染病专家雷岱德大夫，率领鲁中军区医疗队和当地医务人员到疫区参加防治工作。以省政府命令成立防疫指挥部，县成立宣传队、纠察队，封锁疫区，各村成立防疫小组，开展卫生宣教。雷岱德大夫从“联总”要来霍乱疫苗，采用了综合性治疗的抢救方案。有效地控制了霍乱的流行。某区长感激地说：“多亏政府派了医疗队，白局长亲临疫区现场，并带来专家，使疫情得以控制，挽救了老百姓的生命，否则我们朱陈镇的人要死绝了。”1947年，卫生总局奉命与华东军区卫生部合并，白备伍兼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卫生总局仍保留建制。
1949年4月，白备伍同志胜利完成了淮海战役华东军区前方卫生部的任务，准备参加渡江战役时，又被调回到山东军区任军区卫生部长。同年9月兼任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及山东医学院院长。军区卫生部成立不久，即与省卫生厅共同召开了第一届山东省卫生工作行政会议，会议上白备伍同志传达了毛主席亲自审定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要求与会者自上而下抓紧筹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把“预防为主”的方针贯彻到整个卫生工作中去。
白备伍兼任卫生厅长以后，首先整顿和确立了厅的组织机构，并成立了医疗防疫大队、妇幼卫生工作队等，为省直卫生机构配备了各级领导班子。在各级领导支持和广大卫生干部的努力下，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建立起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并在全省160个县都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县医院（而解放前只有少数县有正式县医院）。
白备伍在抓组织建设的同时，经过调查研究，着重提出了应尽先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即黑热病和丝虫病。要求事先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建立防治疾病的干部队伍。为此，白备伍于1950年专程去上海，向华东军区卫生部要求支援专家人才，华东卫生部在一批留美回国医生中进行了动员，大多数专家表示愿意到山东工作；上海第一医学院也支援了一批高年资的主治医师。如：黑热病专家王兆俊，结核病专家王德理等。这些专家不仅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而且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在卫生厅的安排下，由黑热病专家王兆俊、麻风专家尤家骏挂帅，首先对参加调查工作的卫生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然后开始了对流行病的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当时全省黑热病患者约为18万人，约占全国黑热病患者的三分之一。查出麻风患者约为5万人，丝虫病患者约为500万人。根据调查的结果卫生厅决定把原来的第一医疗防疫大队改为黑热病防治队，以流行严重的临朐县作为防治试点。在治疗黑热病的过程中，有的同志对患病严重的病人不敢也不愿意治疗，担心病人一旦发生死亡，遭到非议。白备伍本着治病救人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针对这些患得患失同志的思想，指出：“对一些危重病人，不治是非死不可的，如果给予治疗还可能有一线的生机。医生的责任是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们精心治疗。”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患者经过一个疗程的“斯锑黑克”注射治疗，都能治愈。同年，华东军区卫生部鉴于黑热病在华东地区的严重流行，决定成立黑热病防治总所，由山东省卫生厅负责组建。这时，省卫生厅已先后建立了结核病防治所、麻风防治所、丝虫病防治所。这些严重危害人民生命的疾病在旧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现在人民政府开始把防治、消灭这些地方病正式列入了卫生工作的议事日程，这是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健康的一件大好事，也是巩固国防、发展生产的有力保证。
1952年，白备伍被抽调参加由中央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组成的“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联参观团”去苏联考察，学习他们的先进医疗卫生工作经验。张汝光部长为团长，白备伍担任该参观团防疫组组长，除对苏联卫生工作进行全面的参观学习外，他与防疫组成员又参加了三个月的卫生防疫进修班。回国后，他们向卫生部建议把这次赴苏联参观学习的内容以综合报告的形式编辑成书，向全国医药卫生界介绍，卫生部采纳了这一意见，并指定白备伍负责总编辑，由白备伍、向进、丁志辉、陈真仁、蒲荣钦五人组成编辑组，出版了<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联参观报告>一书，白备伍另外又编著了<苏联的保健事业是怎样计划的）小册子，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对解放后的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初刨起到了借鉴和推动作用。
1953年白备伍同志调任中央卫生部医疗预防司副司长。尽管他离开了为之战斗和工作过14个年头的山东省。但人们不会忘记，在战争年代他创建山东革命根据地卫生事业的丰功伟绩。全国解放后，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对山东卫生事业的建树，尤其是为防治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而绘制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防病规划，可以说为山东省首先获得全国“防治寄生虫病”三连冠的殊荣，奠定了基础。
血吸虫病是发生在我国南方12个省、市地区的流行病，它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影响生产。据江西省不完全的统计，仅解放前30年间，全省就有1362个村庄遭到毁灭，22600多户遭到死绝，3l万劳动人民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有4万名解放军战士受到血吸虫病感染。1949年上海成立血防委员会，制定过防治方案。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对血吸虫病进行过调查，但因流行面广，传染途径和传染环节复杂，非一般性防疫措施所能奏效。1955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并成立了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局，白备伍任局长，郑岗、鲁光任副局长，白还先后兼任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白备伍和血防局、血防办的同志一起遵照中央领导指示，首先组织有关政府部门和专业防治干部，发动群众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查清血吸虫病的流行范围和在各地的发病人数。经过采取普检和抗原皮试普查或抽查，结合群众报病、报螺，到1957年底初步摸清了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的范围，匡算出了接近实际的患病人数。到1960年初，已查明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流行于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和上海12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县、市，钉螺分布面积达70亿平方米，病人700多万，从而为中央制定防治规划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科学依据。同时还对疟疾、丝虫病、黑热病、钩虫病等寄生虫病的流行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根据这些实地调查的结果，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在召开的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上就明确规定：消灭血吸虫病必须采取积极防治的方针和综合措施，即针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几个环节，既要积极治疗病人，消灭传染源，抢救和保护劳动力。又要积极消灭钉螺，开展管粪、管水和做好防护工作，以尽快控制和减轻血吸虫病对人体的危害。
在开展防治工作的过程中，曾一度出现部分专家和防治干部对防治工作究竟以灭螺为主，还是以治病消灭传染源为主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白备伍通过实验对比，组织讨论，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最后把争论统一到中央制定的方针上来。他在防治工作中重调查，重科学研究，多次组织专题讨论会，充分发挥专家及广大血防干部的积极性。他虽然身患严重的心脏病，还是坚持经常到各省、市调查和检查工作。他处处为群众着想，强调贯彻综合措施要因时因地制宜，摸索疗效好、疗期短，又尽可能不影响或少影响生产的治疗方法。
1959年，以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和卫生部的名义在广西玉林地区和湖南长沙地区，召开了全国防治五大寄生虫病经验交流会，通过大会讨论，极大地推进了五大寄生虫病的防治进程，为全国范围内消灭五大寄生虫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血防局从1961年开始，委托上海第一医学院举办寄生虫病医师进修班，每期50人，每年一期，白备伍亲自参加讲课。与此同时，各省也有计划地对初、中级血防干部进行培训。凡此种种措施，有力地提高了全国16000多名血防专业干部的业务素质。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白备伍建议把原华东卫生部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加以充实扩大。经请示中央，同意改为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下设若干专题研究小组。
血防局还加强了对中国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和各省血防研究所科研工作的领导，组织科研人员深入现场，总结群众在血防工作上的发明创造，为整个防治工作提供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
白备伍在领导血防工作的7年中，认真执行中央指示，尊重各省市领导，组织广大医务人员，遵循依靠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防治路线，为在全国消灭血吸虫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观白备伍同志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忠于党的卫生事业，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尊重科学，团结同志，身体力行，苦干实干，坚决贯彻执行党对卫生工作提出的“四大方针”，在防疫战线上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作者孙炳华为原海军卫生部副部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