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部队迅猛发展，原有的医务人员远跟不上部队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在当时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山东纵队卫生部白备伍部长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条件差的困难，及早地抓了医务干部的培训，举办了卫生教导队军医训练班。到1942年下半年，共办了5期，先后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医务干部。
山纵卫生部于1940年1月，在沂水县孙祖东北三里刘家庄，召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研究决定各个支队都要搞卫生员培训。纵队成立卫生教导队军医训练班，担负军医培训。经过短时间的筹备，第二期军医训练班于1940年2月初开学，我们参加了这期训练班的学习。当时军医训练班是跟随卫生部机关行动的，所以同住在刘家庄。为什么要办军医训练班？现实条件能不能培养军医？白备伍部长在开学典礼上讲得很清楚，他说：“原来我们培养了卫生员，下放到部队工作是可以的，但是部队缺少军医，向上要要不来，向敌占区动员来的也很少，因此，只有靠自己培养。”他又说：“我们办了第一期军医训练班，试验了一下还可以，第一期选拔10名文化水平稍高一点的卫生员，经过3个月的训练，到部队当医生，部队反映还不错，因而决定继续办第二期，时间长一些，为6个月。”当时这批学员中大部分是做过卫生员的，也有少数人一天卫生工作没干过，能不能培训出医生来，没有信心，听了动员报告后，只好面对现实，好好学习。
军医训练班是在纵队卫生部直接领导下，设有专职的队长、教务主任。队长是张景闵同志，教务主任是从抗大调来的邓泰山同志。班内成立有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张景闵同志兼任，这时的党支部对外还不公开。训练班学员是从山东纵队直属单位和各个支队抽调来的，文化程度高低不一，可以说是从小学毕业到大学生都有。入学时学员共有30多名，分3个班，一班长为耿孝孔同志，二班长为王振国同志，三班长为耿希晨同志。在学习过程中，有几名学员因身体不好或文化过低不能坚持学习而退学，到学习结束时，有27名学员毕了业。
训练班的教学内容，是以部队的常见病防治和战伤救护为主，基础医学理论和临床课备占一半时间。教材大部分是自己编写的讲义，由学员在课余时间刻蜡纸印刷，只有药物学的教材是采用美国出版的《药物学治疗学合编》一书。授课的教员由卫生部的领导和军医训练班的领导分别担任。白备伍部长讲内科学，邓泰山讲生理解剖、诊断学，卫生部医务科长苏书轩讲细菌学、外科学，保健科长曼云讲妇产科学、卫生保健，张景闵讲战伤救护。他们讲课都很认真和耐心，给学员留下良好的印象。邓泰山同志是南洋华侨，在国外学医，回国参加抗战，他的医学知识很渊博，讲课生动形象，能增强大家的记忆，他生活简朴，模范作用很好。
训练班的学习环境完全是战斗化的，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紧张时期，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并不断进行疯狂扫荡。我们的学习和生恬条件很艰苦，很简陋，谈不上教学设备。没有专门的教室，在露天树林或农村群众的院子里上课，遇到敌人扫荡时，就边行军边学习。入学时所有学员每人发一支步枪，要随时准备战斗。1940年3月16日，训练班刚开学不久，就遇上了孙祖战斗，日寇出动了300多人，企图突袭我纵队机关，我军在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英勇反击，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敌人在一天内向孙祖南山九子峰发动了9次冲锋，都被我军打退。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100多，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也为我军开辟沂南这块新的抗日根据地，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政治影响。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军医训练班直接担负了战伤急救任务，在战前由住地转移到九子峰山南边的一个小村，设立临时急救站，接收了100多名伤员，对伤情普遍进行检查，凡伤口没包扎好的给以重新包扎，施行止痛和必要的固定，然后组织转运到住邵家峪的二所。战斗结束后训练班又回到了刘家庄。由于是战斗环境，部队要随着形势变化而经常地转移，后来一段时间，训练班随卫生部机关移住过邢家河滩和青驼寺等地。就在这样的战斗流动环境中，训练班的学习从未间断过。
训练班重视教学质量，对学习的要求是比较严的，力求有好的学习效果。学习中建立了考试制度，每月考试一次，开始一门课不及格者淘汰回原单位工作，如此连续3个月，淘汰了一部分学员，从第四个月起取消了淘汰制度，但还是每月考试一次，直至毕业。在实习方面，为了解决学员实习的困难，在学习生理解剖时，经纵队批准，向保卫部门申请要了两具犯人的尸体，在邓泰山主任的主持下，进行了解剖，通过解剖实际操作，加深了对人体结构的理解，增强了记忆，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难得的。在学习诊断学时，组织学员到卫生部二所进行了课间实习。让学员见习听诊、叩诊等物理诊断。另外，在临近学习结束之前，组织学员到邵家峪的卫生部二所进行了10余天的临床实习，该所当时的所长是李衡同志。在实习中给伤员处理伤口、拆换绷带等，同时也接触了一些部队的常见病、多发病。
在整个学习期间，学员自始至终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每天上课时一面集中精力听课，一面记笔记，下课后复习讨论，互相对笔记，补抄没记下来的部分，复习中有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辅导。第二天早晨预习新的讲义，当时刻蜡纸，印刷讲义的工作量很大，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很辛苦，为了不影响上课，发给学员的讲义，常常油墨不干，有些同志就用干土撒在纸上吸干。虽然学习紧张，但大家精神很愉快，同志间很团结。当时吃饭是实行分餐制，叫“中餐西吃”。曼云科长说：“中餐西吃，好处无比，免生疾病，强健身体。”睡觉是打地铺，房子很小，10几平方米的房间要住一个班，大家挤在一起，夜间还要轮流站岗放哨。大家都能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了搞好学习外，每天要抽出时间帮助住地群众担水，扫院子，向群众宣传抗战道理，把做群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
经过半年学习，我们在医学理论和诊疗技术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同时，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树立了为部队服务，努力做好卫生工作的思想。训练班于1940年9月14日举行了毕业典礼，纵队卫生部向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上面印有白备伍部长的题词：“卫生人员政治化”。白备伍部长在毕业典礼会上讲话时，讲到为什么要选择9月14日这一天毕业，是因为“九一四”是一种治疗疾病的特效药，希望这期毕业的医生，能发挥像“九一四”那样的效果，他以形象的比喻鼓励大家好好工作。正当学习刚结束之际，又碰上了日寇对鲁中根据地的“九一八”大扫荡，学员很快地奔赴各部队，投入到反扫荡的战斗之中。这些学员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和实际工作的锻炼，绝大部分同志成为卫生战线上的领导骨干。
1987年11月
（作者：赵涌为原济南军区后勤卫生部长薛皓为原浙江省卫生厅医管局长王鹏立为原济南军区空军卫生处长秦承恩为原海军后勤卫生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