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备伍同志于1938年5月从延安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时，山东正处于各游击支队相继组成初期，环境艰苦，战斗频繁，特别是在医药器材奇缺，医药卫生人员甚少的情况下，他来领导与建设山东的卫生工作，真是任重道远。
他先在四支队卫生处和后方医院任政委。不久在山东纵队军政首长的重视与支持下，以四支队卫生处和后方医院为基础，从广聚人才及积极收集和购置医疗设备入手，组建了山东纵队卫生部。1939年初，山东纵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为6个支队。各支队建立了支队卫生处，各团建立了卫生队，各营配有军医，各连也有卫生员。各支队先后建有一所简陋的后方医院，同时山东纵队司令部以及各旅、各支队司令部先后都建立了直属卫生所。这些卫生所平时可为指战员门诊治疗，战时可作战地救护、收治伤病员工作。
白备伍同志这一年左右，历经艰辛地把各级卫生机构、卫生法规初步建立起来，使部队在战时与平时有了一定的卫生保障。可医药卫生人员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待于充实与提高。为此，纵队卫生部指示各支队及后方医院招收青年学生开办护士、卫生员和护理员学习班，边学边干以充实各医院和部队的卫生人员。对在职卫生干部要求开展自学、互学，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并提高其政治思想素质。在此期间，打起仗来白部长还要亲自到前方为伤员做早期手术，又要定期到各收容所为伤病员会诊、治疗。他的所作所为，使山东军民及全体卫生人员深受感动。从此人们都称颂白部长为“白菩萨”。
到了1940年，山东纵队发展整编为5个旅、2个支队，山东纵队还直辖2个警卫团。这时卫生干部不足问题还未能解决，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另找出路。于是纵队卫生部决定开办卫生教导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培训又红又专的医药卫生干部，先后共办了5期。
一一五师于1939年3月进入山东后，编为6个教导旅及鲁南军区，从上至下的卫生机构较为健全，师卫生部也有培训卫生干部的医训队。
1942年夏，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白备伍同志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长，谷广善同志为山东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谷政委原是一一五师卫生部长）。
一一五师医训队与山东纵队卫生教导队也合并，成立了山东军区卫生学校。从1943年7月至1948年7月共办了3期，但第三期只办了2个月，日寇就无条件投降了。
我初次认识白部长是在1940年10月初，他令我去山东纵队卫生部报到的时候，当时我是抗大一分校独立团卫生队长，认为自己数理化基本不懂，从事医药卫生工作很困难，不断要求改行。1940年5月被批准到团警通连任指导员。我连在一次掩护全团安全转移的战斗中，伤亡惨重，我也负伤住院半个多月。出院后方知我团在秋季反扫荡中受到重创，无奈即去山东纵队组织部报到，组织部决定我去纵队警卫一团任指导员。就在即将赴任时，却被收回介绍信，重新介绍去卫生部，说是纵队卫生部白部长的命令。
白部长从我的简历中了解到我原是药厂工人，又在南京药物讲习所学习过，还在连、营、团从事过卫生员、司药、医生和团卫生队长等职，在我去报到之前，白部长已找过山东纵队卫生教导队队长邓泰山同志，商谈让我去卫生教导队任药物学教员。恰巧邓泰山同志是我在太行山时的上级医生，我从1938年冬到1939年冬始终和他在抗大一分校。白备伍同志了解到我的经历，并当面口试了我的药物学方面情况后说：“你不应改行，连长、指导员的后备人才是源源不断的，可医药卫生人员就非常难得，你还是去卫生教导队任药物学教员为好。”我只好表态同意回到卫生战线来，但我要求搞临床工作。我的战友邓泰山同志理解和支持我，他请白部长考虑我的意见。白部长略加思索后，表示要重新研究。第二天通知我去纵队司令部任卫生所长，2个月后，我又请邓泰山同志助我一臂之力，代我向部长反映我要求搞外科临床工作，主要理由仍是强调从事内科诊断治病，还是受数理化差的影响无法提高业务技术水平。请调我去手术组搞外科，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要求通过邓泰山同志鼎力相助，又得到白部长批准。通知我去后方医院到苏书轩院长直接领导下的手术组报到，我当时喜悦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可是到了1941年春节后，白部长又找我去谈工作，他说已决定我担任卫生部的专职巡视员。我对这一工作十分陌生，怕难以胜任，更怕失去跟随当时的外科专家苏书轩院长学习外科技术的机会，于是我强调自己从1937年9月即开始从事战地救护、战伤外科护理及简易外科手术等，所以到手术组工作最适合，并以此为由苦苦要求留在手术组，另一方面又强调说我从未做过巡视工作。可是这一次白部长却不采纳我的意见啦！他说待你检查工作结束后，一定会给你再回到手术组去。我在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又听到这么好的回答，像吃了定心丸似的，只好勉强接受了。1941年3月初，山东纵队巡视团要到纵队二旅去检查工作。临行前，我请白部长作临行前的指示。因为我在参加巡视团之前，曾带领医生、护士长各一人几次去过收容所和纵队一旅一团等单位，作过实习性的检查工作，但还是未能掌握检查工作的要领。这次是代表卫生部参加巡视团，责任重大，我不知从何入手，才能达到巡视团和卫生部的要求。白部长说：“我正要找你谈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你应该大胆地去干，在干中学习提高。”然后他很仔细地介绍了检查工作的方式方法，着重讲了检查工作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如对每个旅（支队）及团、营、连要着重了解卫生防病的好、中、差情况。若是医院或收容所就要着重检查医疗、护理状况和临床经验等。检查后如实地分析概括他们的优、缺点，总结他们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对存在的问题和缺点还应查出原因何在，然后对他们提出批评建议，但要客观些。总之，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检查工作。他还说：“你在外面，远离卫生部要随时向巡视团领导请示汇报，以取得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听完白部长一席话，我深感胜读10年书，他所说的既原则又具体，使我对如何检查工作及其职责清楚明了。
我第一次参加巡视团检查工作是1941年3月初，赴纵队二旅。该旅在山东东南方向的滨海地区，旅长孙继先同志，政委江华同志（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次巡视团是由司、政、供、卫组成的，团长是山东纵队政治部秘书长吴仲廉同志。返回后，我在白部长及有关科室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作了汇报。听取了我的汇报后，白部长认为：“你这次检查工作有巡视团相助，总的说来，还可以，就是简单了一些。起码你应把纵队卫生部的工作方针和政策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提出今后如何改进工作，而你只按个人的一些见解，就事论事地提些建议，缺乏说服力。希望你下次再参加巡视团，一定要在出发前，学习研究卫生部的工作方针政策，还要和各科共同商讨检查内容和要求，做到有的放矢地检查。今后不论是你带领卫生部的检查组或是参加巡视团，都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同时检查工作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一定要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因为各旅、支队的部队分住在全省各地，相隔数百里，中间又隔着日、伪、顽占领区，到处设有封锁线、干道和铁路，还有很深的护路沟，上下互相往来较为困难，书信文件更难及时相通，可是通过检查工作则可沟通上下联系。你这次出发前，我只强调检查工作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过程。通过你的汇报，使我体会到沟通上下联系的任务，你们就可办到，今后检查工作应作为一项任务去办。”白部长的教诲，使我“吃一堑，长一智”，受益匪浅。
第二次组织巡视团，是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谢有法同志任团长，于1941年7月赴山东北部平原的清河地区纵队三旅，旅长许世友同志，政委陈其仁同志。该旅基本上是处在平原地区，战斗非常频繁。我们检查的重点放在沿北海岸，要通过60多里地，一人多高的无人区草地后，才能达到8大组地段。这里有三旅的后方医院和兵工厂、被服厂等，对七、八、九团的检查时间较短。当年9月份结束对纵队三旅的检查，紧接着即向东赴胶东半岛地区的纵队五旅和五支队检查工作。纵队五旅旅长吴克华同志、政委高锦春同志。五支队司令员王文同志，政委王彬同志。在这个地区检查工作时间较长，直到当年11月下旬才返回鲁中沂蒙山区。
第三次组织巡视团在1942年8月初，是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苏孝顺同志任团长（全国解放后改名为苏静，曾任总参谋部军务部长）。我们这次的巡视团定于1942年8月出发，这次的行进路线，是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指定的。他交待说，你们除了检查工作外，还要去开辟一条通往八路军总部（太行山区）和延安的北面通道。山东的南路通道，你们返回时也要复查一次。一旦南面通道被敌人破坏，还有北面的备用通道。为此，我们巡视团路经鲁中沂蒙山区，沿着泰山军区经泰西聊城地区到鲁西北各军分区。这里的部队每天一定要转移两次驻地，傍晚出发至晚9时左右住下，待第二天早晨5时左右又要转移驻地，以防敌人突袭，同时我军又可在运动中打主动仗。这里是平原地带，四周是敌人的公路网，碉堡林立，真正是打一仗换一个地方的艰苦环境。我们年底到达鲁西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是杨得志同志，政委是苏振华同志。检查了该军区的司、政、供、卫各部门及后方医院等，紧接着到军区下属的教导三旅、四旅和南进支队，返回的路上经过临沂的枣庄一带，检查了铁道游击大队的三个中队和鲁南军区，于1943年3月，回到山东军区驻地滨海地区。每次巡视团检查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以及出发前请示，返回后的汇报，大致相同，不再赘述。最后还要讲讲白部长对待干部、战士真诚民主的良好作风，比如他曾许诺过我每次检查工作返回后的间隙，3个月或5个月不等，他都让我去山东军区卫生部巡回手术组工作，这对我在战伤外科和普通外科的业务技术不断提高有着直接关系，至今我仍念念不忘他办事严谨、说话算数、关心群众的好作风。
1996年3月26日
（作者为原广东省卫生厅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