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我在四支队特务团当通信班长，一天吴祝有教导员找我说：“小王，组织上决定调你到纵队卫生部学习，你有什么意见？”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1940年10月，我们到达山东纵队卫生部卫生教导队，住在青驼寺附近的村庄。经过考试，四五十人有三分之一文化水平在初小程度。但身体素质都挺棒，都是二十几岁小伙子、“三八式”战士。我文化低也被录取了。开学那天姬平教导员主持会议，介绍白备伍部长，介绍教员苏书轩（科长）、李衡（科长）、张曼云（科长）、刘子珍（专家）、张量等。邓泰山队长讲话宣读教育计划、校风、纪律和要求，任命班长等事项。接着白部长在卫生教导队第三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咱们山东纵队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但卫生状况远远跟不上部队发展的需要。卫生干部除敌占区来少数专家和一部分医护人员外，还必须自己培训基层卫生干部，这不仅有现实意义，更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我们教导队要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抗大校风作为我们的队风。”他指出，我们处在的环境是艰苦的，条件差、困难大。天当房、地当床，白天上课，有时晚上还要行军，因此教育计划要按实际情况抓重点。如生理解剖学，不管内科、外科都要精通它。教材是油印的，质量不高，要想法搞一完整的人体骨胳标本，有些课可以边打基础边实习中补充，由于同学文化参差不齐，给授课带来困难，因此要给文化低的同志吃“小灶”，提倡文化高和低的结成对子，互帮互学。卫生部把李衡同志带来的1500倍蔡氏显微镜，给你们教学用。把槽沟二所（当时山东不叫医院叫所或分所）作为实习场所，我们这几位老师都是有水平的专家，邓泰山同志还是外国留学生，医学知识渊博，回国参加抗日。他鼓励同学要勤奋学习、遵守纪律。开学典礼既简单又隆重，使我永远铭记，白部长的话成为鞭策我前进的座右铭。
我于1941年4月毕业后，留在卫生部保健科当科员，全科连张曼云科长共5个人，主要任务是负责机关、部队卫生防疫工作。白部长经常到科里了解工作，他常说：“一两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不要认为防疫工作没啥干，其实防疫保健工作多得很，旧社会还讲延年益寿，预防传染病。我们处在战争年代，环境艰苦，敌人封锁，医疗器械药品极端困难，部队生活更显出防疫工作的重要。要抓好水源、厕所卫生，水井要砌高，厕所要深挖，远离水源地，经常撒石灰，消灭蚊蝇滋生地。卫生课要形成制度，行军宿营要洗脚，要深入部队检查落实情况，表扬卫生先进单位。
白部长了解到纵队首长工作忙，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除了要求建立医疗档案，他还建议卫生部找几间好房子，专门给首长检查身体，有病住几天，健康恢复快。由医务科、保健科共同负责具体事项。我记得王建安、黎玉、罗舜初、周赤萍等首长都来进行过检查治疗。白部长了解部队多发病（如痢疾、疟疾等），对部队危害大，号召卫生干部要土洋结合进行防治。他还号召要深入群众搜集偏方、验方，这一号召很快得到响应。药厂根据民间中医验方自己制砒丸、天南星丸。医生用针刺第五颈椎，蒜泥糊尺挠等处，这样不仅减轻患疟疾症状，还缩短治病时间，有的真治好了；还有偏方治大病，5条水消肿（5条即艾蒿、观音柳、透骨草、胡桃枝、偏柏），熬水消下胶水肿很好。我们曾在<前卫报>、山东《大众日报>介绍过，它不仅为部队，也为根据地广大群众治疗疾病带来福音。白部长对卫生干部深入群众，搜集偏方、验方非常满意，还在卫生会议上大大表扬一番。
记得1941年春，卫生部正在召开卫生处长会议，突然接到通知，有敌情要马上转移，下午2时出发，当行军到孙祖镇西边快过河时，对岸山上突然打起一阵排子枪，曼云科长的马受惊，科长被摔下马来，医生立即检查和处置，初步诊断脑震荡。部队继续前进，曼云科长已不能骑马，只好用担架抬着，到达燕子崖村，她已不能说话，很快停止了呼吸、心跳。卫生部上上下下都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白部长当时心情可想而知，他失去了亲人、科长、战友，却强忍着悲痛和眼泪，他说：“同志们的心意我明白，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还要继续行军，应赶快把曼云同志后事处理好。我们不能把曼云同志的遗体抬到马牧池目的地，环境也不允许。”大家就在无比悲痛的心情中，安葬了我们敬爱的科长张曼云同志。白部长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第二天到达目的地马牧池，随即投入紧张的工作，继续开完会议，然后去迎接新的战斗。白部长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把部队卫生工作时时挂在心上。他对同志关怀备至、平易近人，卫生部不管哪位同志生病他都亲自看望。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批评也是严的很，记得卫生教导队，为了自己搞一套完整骨骼标本，经上级批准，把罪大恶极的汉奸枪毙后加工处理，由于个别学员忽视群众纪律，夜里用老百姓大锅煮。老百姓知道后很反感，一直反应到卫生部。白部长知道后严厉批评说：“你们为教学搞骨骼标本是好事，可你们犯了群众纪律，这是军民关系的大事，是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到山沟或野外去办？为了挽回影响，除了向群众赔礼道歉，还要赔人家大锅。”我们照部长指示办，老百姓满意了，大家受到一次很深刻的教育。1941年夏天，我有事去请示白部长，处理完公事，白部长问我，“小王，你工作学习怎么样？”我说：“挺好。”当我吞吞吐吐不好意思说下去时，白部长当即说“有什么难事说说么。”我对部长说：“我到保健科快一年了，在科长关心和同志们帮助下，有了一定进步，但我技术不行，不会看病也不会做手术，能否叫我到基层锻炼一下，接触实际，更好地为部队服务。”部长说：“有意见说出来好么！你回去我们考虑再告诉你。”过了不到一个月，科长告诉我：“部里已决定，调你到一所工作。”到了一所，又和几位同志到界湖镇以西根据地边缘、群众基础好的五圣堂、簸箕掌、西桃花等村组成新一所的三分所，以应付敌人对山东根据地“大扫荡”，田荣轩任科长后，张健任政治指导员，住五圣堂村，我负责西桃花村，密集地挖地洞，贮水，藏粮，以便在发生情况时接收从内地转来的伤病员，从此我离开了卫生部，远离了敬爱的白部长。
1942年山东军区成立，我又留在鲁中卫生部，1945年日寇投降，我又分到新成立的卫生部进军东北，从此再也未见到白部长。白备伍同志在艰苦岁月里：在卫生教导队培养的学生，遍布全中国。当时教导队的同学们后来都成了我军卫生骨干，有的光荣牺牲了，即使还健在的也都到了耄耋之年离休了。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晃50年过去了，我虽年过古稀，但从抗日初期受到的白备伍部长的教育关怀，他那慈祥面孔，对革命的无私奉献精神，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96年元旦
（作者为原沈阳军区后勤三分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