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日战争中，我是白部长麾下的一个远离他的卫生兵，无缘在他身边领导下工作，聆听他的教诲。但由于三次不同寻常的相见，双方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但是至今不忘。
1938年5月，正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的歌声震撼着神州大地的时候，初创期的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2支队（当时八路军的旗号尚未打出）在泰安县角峪，迎来了由郭洪涛率领的第一批延安干部入鲁，其中就有白备伍、张曼云同志。当时四支队医务处刘超当主任，白备伍同志就任医务处政委。
白政委不高不矮，白净面皮，微胖而匀称，大有儒将之风。身穿几乎退了色的蓝布军装，腰系窄皮带，姿态稳重、慈祥、温和、可亲。讲起话来细言慢语，满带京腔的陕北调，毫无官架子，平易近人。
当年8月四支队离沂水岸堤北上泰山区，这时指挥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机关——山东纵队逐渐形成，于是组成了山纵卫生部，白政委就任了卫生部部长。10月四支队驻军博山县太河一带，当时的医务处主任张一民同志，令我去沂水岸堤卫生部见白部长，任务是汇报工作情况和要人要药。
博山到沂水相隔5个县，沿途土匪司令赛牛毛。不论什么人，只要能拉起二三十人，弄它七八条枪，就可竖起个大木牌子，上写某某司令部。遍地山头筑关设卡，鱼肉乡里。我独自一人，身无分文，步行千里，困难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些我未去想，一心要去见白部长，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作了简单的准备，向老乡买了顶毡帽，一件半旧黑棉袍，背个蓝包袱，里边装了两条香烟，算是“通行证”，熟记沿途“司令”防区，打扮起来活像个讨债先生。于是经博山、莱芜、新泰、蒙阴，爬山涉水，闯关过卡，竟然安全到达了岸堤附近的刘家城子卫生部驻地。见到白部长就像见了亲人，我眼含着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十六七岁离家不久的大孩子。白部长抓住我的两只手惊喜交加，听了我的简单介绍，口口声声：“不简单”，“了不起”。称赞、鼓励，使我顿感欣慰。吃晚饭时特别加了点菜算作招待，刘子珍夫妇、张曼云医师在座。第二天上午，向白部长作了汇报，提出了所要解决的问题。白部长听得很耐心，偶尔插话问些情况。然后他说：“部队初创，困难是很多的，要克服困难就要自力更生。泰山区靠近铁路线，西有津浦，北有胶济，要就地取材。卫生人员要设法培养，卫生部组织了训练队，正在上课，结束后可以分配些去。你们也可以办训练班，从部队中抽调有点文化的小战士，时间不要太长，三五月一期，逐渐把连队的卫生员配备起来，这样打起仗来伤病员就有人管了……”听起来津津有味，令我顿开茅塞。下午他又领我去看开办的医训队，并谈了些办训练班的具体细节等。第三天，我就离开白部长返回泰山区。以后四支队（后编为一一五师教一旅）卫生处在张一民处长的领导下，开办了卫生员训练队，由我负责管理，组织讲课，敌人扫荡时独立行动。训练班连办数期，直到1943年教一旅撤销，张一民处长调去胶东军区后才停办。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所在的鲁中十一团奉命进军临沂城受降。伪皇协军王洪九部凭借高大城墙、坚固工事、充足粮弹固守顽抗，最后在9月10日，我军以坑道作业，连续爆破，勇猛强攻，解放了临沂城。战斗结束后，我部撤出相距临沂城8里处驻军休整，随后山东军区领导机关进入城内，于是我即前往卫生部看望白部长。在天主教堂附近一个四合院里我见到多年不见的白部长，他依然那样亲切，热情地接待我。我向他汇报了攻城的经过，战士伤亡情况，战伤的处理等等。我特别向他谈了我团三营军医李春欣同志，随营攻入城内天主堂附近，因九连连长、指导员受伤离去后，他代理指挥打退敌人三次反冲锋的事迹。白部长听了无比兴奋，连口称赞。接着又问了我个人的工作、学习情况，看得出来他对下级的成长是十分关心的。
1970年秋我去上海，打听到白部长住在永康路，于是前往拜访。正巧他从干校劳动回来，见面后白部长分外热情，十分活跃，谈话也多。完全冲淡了上下级界限，似乎是久别重逢的老友，令我十分感动。之后，他拉着我的手到附近几家抗战初期的老战友家走访，不料这竟是最后一见。
山东部队卫生工作的建设，白部长的伟大功绩不可灭！白部长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9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