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0年调到山东军区卫生部保健科工作有半年的时间，与白部长朝夕相处。在工作与生活的接触中，他的工作作风，生活风尚都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部长对下级和蔼可亲，言传身教，没有半点官架子。全科同志都愿意和他一起谈工作、谈学习、谈生活，我们在部长面前像孩子们在父母跟前一样。记得有一次在马牧池村，因发现敌情，急需马上转移。可是警卫员小王给房东挑水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小王回来肯定要挨批评了。但部长了解情况后，不但没有批评小王，还郑重地说：“给群众挑水是件好事，没有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鱼水情么！”我当时感到他涵养真高，遇事沉着不慌，对下级那么体谅！这一事例确实给我们上了军民是一家的生动的一课。
1940年的春节到了，各科、室都有准备，炒葵花子、炒花生，还有大枣。茶水是用红高粱米煮的水，既好看，又好喝，大家有说有笑，但村子里不断传来稀疏的枪炮声，我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地说：“在前方的部队过年真热闹，在枪炮声中过年别有情趣，更过瘾！”曼云科长听了我的话就说：“你是不是想到前方去工作？年轻人在机关是蹲不住的。”我毫不掩饰地说：“我很想到前方部队工作。”白部长听了我们的对话，郑重其事地说：“好啊！前方正缺医务人员，新建的二营，还没有军医，你如果去，到前方锻炼很好。”听了部长的话，我说：“部长你批准我到前方去工作了，那太好了。”我高兴得几乎闭不拢嘴，部长也笑了。不久，我带着卫生部的介绍信，到了二团。团长是王吉文，政委刘涛接见了我，马上叫卫生队副队长司马骅同志送我去二营，营长戴维贤高兴地说，可把医生盼来了。从此，我在营里工作一年多，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斗中抢救伤员，救护同志确实得到了锻炼。
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在平时做预防疾病的工作固然重要，但当你面对病人查不出病因，找不到合适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心情就非常沉重，频频发愁。遇到这种情况送医院治疗在根据地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敌占区活动，战斗频繁，困难就多了。这时只有依靠群众，寻找土方、验方；或请地方上的中医帮助。因此，我感到迫切需要进一步学习，提高医疗水平。年底我写信给李衡同志（他原是我的老所长）．请他帮我向部长提出，调我去卫校学习。过了几天，我的学习要求被批准了。1942年2月，我去卫校报到，邓泰山教导主任问我：“你不是在保健科工作吗？怎么，也来学习了？”我告诉他，是白部长批准我来学习的。因为我的医疗水平低，需要学习深造，不然我这个军医就不够格了。我到了卫校以后，如饥似渴地刻苦攻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努力从理论上、技术上提高一步，以适应工作的需要；也不辜负部长的关怀和培养。
1942年我学习结业，当白部长得知新四军已开展临床检验工作，决定派我去学习，学校根据部长的指示，选出邢伯华、李正平和我去新四军所属的华中医学院学习。经过短短三个月的训练，基本上掌握了临床的三大常规检验。结业后回到部队，正式开展临床检验，配合临床治疗提高医疗水平。
以上回忆，尽管都是些个人亲自接触的小事，但从这些可以看出白部长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从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关心干部的成长。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更加思念我们敬爱的白部长，他的去世使我倍感悲痛，我将牢记部长对我们的教导。活到老，学到老，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不掉队，保持革命的晚节。
写于55281部队干休所
1995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