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备伍部长是开创山东我党我军卫生事业的元勋，是一位德高望重、医道精湛、慈祥和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医学家，也是教诲和熏陶我的恩师。
1938年，白部长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部长，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我军发展很快，山东纵队下辖几个支队迅速壮大，但是部队的医务人员极为短缺，有些参加我军的医务工作者，大多是在团以上卫生机关负责医疗或医务行政工作。除连队卫生员是由备支队自己培养训练以外，部队的军医奇缺。有鉴于此，白部长决心组织建立“山东纵队军医训练队”，选调部队的知识青年，以一年的时间，进行军医训练。白部长亲自兼课，卫生部的保健、医务、药材各科科长及前方医疗所所长等高级医务干部讲课。
我是参加第二期军医训练队学习的学员。1939年冬，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调我到纵队卫生部。我第一次和白部长接触是在我到卫生部不久，学员尚未到齐。一天，我们正在忙于预习和策划刻印讲义，白部长来到我们住室，以略带陕北的口音，慈祥和蔼地询问了我们的简历和情况，鼓励我们认真学习，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强了学习信心。
学员来齐不久，发现有的学员因不完全具备入学的三个条件（即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是中共党员、做过医务工作）而情绪低落。经党组织反映以后，白部长提出三条：1.学员是由各部队组织选送的；2．他们由各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校学习很不容易；3．不完全具备条件，不等于完全不具备三个条件。所以决定全部收留培训。白部长的决定不但稳定了这些学员的情绪，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学习热情。事后，个别文化程度较差学员，也在卫生部安排了其他工作。
白部长很重视学员们的文化基础和对医学的知识水平，关心每个学员的接受能力。在学前考试发榜后，白部长亲自察看榜上的名次，并把列榜前几名的学员，委为各班的正副班长和学习组长，以利于全体同学共同进步，为了认识和熟悉每个学员，白部长在每次授课前都亲自点名，逐一认识，并将课堂提同的答对结果，和每次期考的考试成绩，都一一记下。学校出刊的每期壁报，白部长也都亲自阅看。
在学期结束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他鼓励我们要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继续在实践中努力钻研，提高技术，成为“九一四”那样的医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还亲自给我们颁发了刻有剑蛇图案的毕业证书。白部长对我们教诲与爱护，真是无微不至。我们每个学员不但视白部长为尊敬的首长，更是我们热爱的教师。
由于白部长的苦心经营，山东我军的卫生事业逐渐壮大。开始纵队卫生部下辖前方和后方两个医疗所（相当于今天的医院），前方医疗所随部队行动，后方医疗所又辖两个分所，驻在沂蒙山区，收治较重的伤病员。1940年底随着部队的扩大，医疗卫生任务渐重，白部长经向纵队首长请示，决定在后方医疗所的基础上，充实人员，扩大建立“山东纵队野战医院”，调卫生部医务科长苏书轩任院长，下辖第一、第二两个医疗所（相当于分院）。
我从军医训练班毕业后，即被留在卫生部保健科，野战医院成立，我被调往该院，在女所长刘玉领导的第二所任军医。该所驻在沂水县山区西柳沟、柳红峪一带，环境较为隐蔽，军民关系融洽。但是，由于日寇的封锁和不断扫荡，医院药品缺乏，医疗设备简陋，既无放射诊断，也无检验仪器；对疾病的诊断，全凭体温、脉搏和体症观察、分析。遇有疑难病例，得请院、所会诊。每个医生要担负20 -30张病床的诊治任务。
我是刚从医校毕业毫无实践经验的新医生，每逢遇到难题，除请求所长会诊以外，还给白部长去信请示。我到医院的第一年中，曾先后给白部长去过三次信。第一次去信，曾想部长筹谋全军，公务繁忙，未必能给我这一名医生回信。不料，去信不久，就接到白部长热情鼓励和详尽答复的回信，以后每次的回信也都如此。那时，卫生部随司令部行动，与后方野战医院相距数十里甚至百余里，但是由于白部长的及时回信和耐心教导，使我感到好像仍在部长身边，心里格外踏实。
1941年，白部长曾来医院数次视察，每次都要深入病房，查看和慰问伤病员。有一次，由我诊治的一位病人，心区浊音增大，心律不齐，下肢浮肿。我以心脏病予以治疗，许久无效。院内会诊，亦无他法，遂向白部长请示。白部长听了我的诊治汇报，又亲自察看和询问了病人，遂吩咐我：“多给病人吃麸子”。一句话提醒了我，方知此为脚气病。遵照白部长的指示予以治疗，病人不久痊愈。
由于白部长的医道娴熟，救治疑难急危病人很多，加之态度慈祥可亲，病人对他都很热爱和敬佩，都希望白部长多来视察，并敬称白部长为“白菩萨”，此名随之广为流传。
四
1942年夏，我由野战医院调到山东纵队第一旅工作，该旅卫生处长张一民同志对我乃至每个医务人员都很爱护，我初到此旅，一则工作环境生疏，二则与个别同志脾气不合，特别有位行伍出身的旧军医，旧习气重，时常刁难我，使我思想极为苦恼。
有一次，我与此人发生争执，内心气愤难忍。一气之下，我乘着大家都在午睡之时，未向任何人请假，抱着满腹委屈和气愤，擅自跋山涉水，奔向三四十里以外的纵队卫生部，决心请求部长重新分派我工作。
我到卫生部见到白部长，开口就气愤地说：“请部长重新分配我的工作，宁可受处分，我也不在一旅干了”。说后便等部长的批评和指责，不料白部长并未发怒与责怪，而是耐心和悦地询问了原委。他关怀和慈祥地向我讲了革命就有牺牲，团结同志，争取朋友，就要付出代价等道理，并对我进行安慰和鼓励。我看到部长慈祥的态度和耐心的教诲，深为感动，不但气愤顿消，而且惭愧地认识到，自己心胸狭窄，意志脆弱，所以当天就又赶回一旅卫生处安心工作。
五
白部长日常衣着朴素而整洁，不但慈祥和蔼，而且坚毅镇定，机智从容，在历次战斗中，对伤病员的收治处理，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运筹和决策。在每次反扫荡中，不论遇到任何紧急情况，都是从容不迫，泰然处之。
1940年春，徐向前司令员指挥围歼日寇的孙祖战斗，秋季的青驼寺、李家宅子、侍郎宅等围歼日、伪的几次战斗。战斗期间对伤员的急救运输和收治，由于白部长的有力领导，都做得井然有序，得到了指挥员的赞扬。
1940年9月，日寇又对我沂蒙山区进行扫荡，司令部和政治部在转移中与敌遭遇，进行了“马坡突围”。白部长和供给部长率领卫生部和供给郝的同志，转战鲁中和滨海等地与敌周旋，有时与敌仅距数里，由于指挥机敏，情绪镇定，时经近月，部队安然无恙，取得了反扫荡的光辉胜利。
五
1942年秋，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领导机关迁往滨海地区，我被留在鲁中，遂与白部长联系减少。直至1964年我到上海开会，有一天晚上，我才得便拜会久别未见的老首长。白部长一见我十分亲切，并向我介绍了在沪的几位老同志，但因时间仓促，未能多叙就匆匆离去。
1975年秋，我趁在沪-住院之机，前去看望白部长，他又邀来了我的两位老同志（陈威重和孙海兰），并且专设家宴款待。白部长虽然深受“文革”冲击，但他坚信党，席间仍像当年那样，坦然自若，和悦慈祥。他的豁达胸怀，深深感染了我。后于1977年又曾见过他一面，也是晚间，未能多叙，却不料这是最后一次相见，如今忆起，极为痛惜。
1986年6月，白部长逝世的噩耗传来，使我极为震惊和悲痛。白部长生前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光辉榜样。
1996年1月4日于郑州
（作者为原河南省卫生厅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