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备伍同志是革命的老前辈，也是我的老领导。1978年9月，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上海恢复红十字会工作并调整充实理事会及领导班子，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恺任会长，市教卫办顾问白备伍为常务副会长，我任兼职副会长（代表市卫生局参加市红十字会工作）。后因杨恺同志公务繁忙，于1981年辞去了会长职务，继由白备伍同志接任了建国后上海红十字会第四任会长。
从1978 --1985年近8年的时间里，白老不顾年老体衰，克服心脏病、高血压经常发作的痛苦，尽心尽力，在较短的时间里使遭受“四人帮”破坏的红十字会工作得以恢复，并对红十字会工作不断有所创新。我在他领导、指导下工作，深深感到白老的晚年，在他最后工作岗位——上海市红十字会工作中，不断有新贡献，又立新功。
一、大力恢复建立红十字会组织
1978年，正值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任务十分艰巨之际，在“文革”中红十字会被诬为“集帝、修、反之大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红十字会干部被迫害，办事机构被撤销，人员被调走，大部分资料流失，因此，白老开始任常务副会长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以贯彻落实市革委会批转的市卫生局革委会关于恢复本市红十字会工作具体方案的精神，与红十字会仅存的6个工作人员一起研究，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和业务等工作。为争取使工作尽早见效益，他经常亲自跑市委、市府向领导请示汇报，与卫生、教育、民政、财政、公安等部门直接联系，使许多难以办到的事情，都得到了及早的解决．促进了各区县恢复红十字会工作。他经常深入到街道、学校、工厂、医院、商店、乡镇等基层，推进红十字会工作。到1985年上海已有20个区县红十字会、基层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卫生站4888个，团体会员单位122个，会员人数已达到29万人，命名了8所红十字医院，并建立了血液、康复、宣传3个中心，帮助肿瘤防治专家成立了上海红十字肿瘤咨询服务．中心，为进一步开展国内工作和国际间往来奠定了基础。
二、努力开展多项宣传活动，表扬先进
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及重大节日，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活动。1981年4月，市红十字会创办了每月一期的<上海红十字报>。接着，陆续编印了14期<红十字会员学校材料>等宣传小册子，摄制了急救电影和12都会务活动录像片，编印了向国内外宣传的<上海市红十字会概况>画册。至1985年底，先后共评选表彰了市红十字会先进集体332个，先进会员、志愿工作者1135名。‘被授予中国红十字会荣誉会员共44名，市红十字会荣誉会员共99名。
三、积极推进国际交流
遵循我国的外事工作方针和政策，在总会和市有关部门的安排下，至1985年底，共接待了外国红十字会代表团60多批300多人。1981年，市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西雅图——金属分会结成了友好关系。市红十字会的有关领导和干部还去日本、泰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尼泊尔等国进行了访问。根据总会和政府的安排，参加了国际援助、救灾等工作。从1979年起，先后三批向日本厚生省代表团移交了“阿波丸”号沉船遇难者的遗骨、遗物；配合有关部门，为在上海区域内的越南难民船，提供医疗卫生服务；1985年上半年开展了援助非洲救灾募捐活动，全市有260万人捐赠了142万元；受总会委托先后采购、发运了国际救灾物资40批，价值610多万元；还恢复了红十字会的传统工作——寻人，使海内外失散多年的亲友取得了联系。
四、晚年又立新功
白老提出群众性卫生救护应以“心肺复苏”为重点。自1979年到1985年，全市累计培训了卫生救护180多万人次。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红十字会救护队174个，3500多名队员，训练内容做到平战结合。1984年，会同市卫生局开办了两期“心肺复苏”师资培训班。接着虹口区、徐汇区、普陀区、静安区、川沙县、嘉定县也都陆续开班，通过培训普及“心肺复苏”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并制作了模型，印制了图解小册子。通过这些工作，对抢救心肌梗塞的病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挽救了垂危病人。白老还计划经过3年到5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专业和群众相结合的全市性心肺复苏救护的网络。
协助市中心血站，建立血液中心。白老去日本访问时，学习了日本血液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回沪后，引进了日本的先进输血技术，如成份输血等。并积极推进义务献血工作的开展。还以红十字会名义由血站派人去日本进修日本的血液工作，购进仪器设备，推进了上海的血液工作。
1979年，根据白老指示，红十字会与长宁区商妥，借用曹阳新村精神病人福利站的一部分地方，筹备成立上海市红十字社会福利站。1980年接受捐款后经几方面研究制定了福利站的具体措施。1981年在“国际残疾人年”的节日里，正式召开了为肢残青年服务的服务机构——“上海市红十字社会福利站”成立大会。这在上海是一个创举，为残疾人开辟了一条生产自救的道路。白老为了福利站的建立，多方奔跑协商，得到市民政局、卫生局的支持，克服了经费和用房的种种困难，组建了上海红十字社会福利站。建站后，对干部进行了培训，在培训的基础上开展了多项生产劳动项目，使残疾人得到了经济收益，从此他们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并与健康人一样分享劳动成果。
当文汇报刊登这一消息后，群众反映“解放30年来，中国还没有一个残疾人的机构，这是一个创举．是残疾人的最大福音。”因此受到国内外舆论和热心人士、特别是肢残人的热情赞扬。
在福利站成立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福利院，一是进行肢残人检查，二是筹建肢残人理疗室，三是成立残肢康复中心。白老请市_人民医院刘广杰医师协助对5738名肢残人进行了调查，查明其中可手术人数1243人。其中已做手术238人，但多数没有理疗。又在市卫生局、民政局的支持下，组织红十字医院及有关医院对5个区的聋哑人和徐汇、静安、普陀3个区的肢残人，共计18000人进行医学检查，并对其中部分人员做了矫治。1982年，白老又．着手筹建残肢人理疗室，为选购理疗室用房而奔走。他亲自与有关的区、局联系，亲自找市领导，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红十字会终于在虹桥买下了一处楼房，又得到日本红十字会的赞助，捐赠了两台理疗仪器，设置了20张床位，理疗室形成雏形。
依照会章规定，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定期组织会员进行各种活动，积极为人们做好事，为社会做贡献，积极参加医疗保健咨询等社会服务。白老经常深入基层，当他看到交通不便，叫车难是社会上孤老、残疾、孕妇等生活中一大难题时，他设想提供方便车来解决困难。与市一医院刘广杰医师研究，在市一医院帮助下，设计了一种“手推轮椅车”。他又主动与有关局联系，争取到财政拨款，并经批准投入生产，由红十字会具体负责，定制了3300辆“手推轮椅车”分发到全市居委会红十字卫生站掌握使用。群众称之为“方便车”，不仅解决孤老、残疾人看病叫车难的问题，也是为创办精神文明做出的又一贡献。
白老是卫生界的老前辈，他深知医学院校的人体解剖，在医学研究和教育方面的重要性，而我国这方面又受到数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对尸体解剖、遗体捐献阻力较大，为此，白老在1982年联络医学卫生界一些同志共同倡议：“捐献遗体，开社会之新风”。他第一个在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倡议受到卫生局的重视，委托市红十字会拟定“自愿捐献遗体实施办法”，报市政府审核同意后，由市红十字会负责办理、登记、发证等工作。在这一倡议下，上海每年都有自动报名和登记捐献遗体者。这一项工作的开展为提高医学水平，移风易俗，树立精神文明新风尚，起到了推动作用。白老不仅是遗体捐献的倡导者，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以最后的遗愿，忠实地实践了他的诺言。
白老在年迈多病的晚年，所负的责任是重大的，工作成绩是卓著的。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白老在思想上忠诚于红十字事业，千方百计开展红十字工作，他善于团结同志，形成合力，推进事业。他永远不满足已有的成绩，总是要再接再厉创造新的成绩。他身体力行，常常亲临工作第一线。遇有红十字外事活动，他即使身体不好也坚持参加。1985年5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仍坚持带病参加，为开拓中国红十字事业，出谋献策。
1986年6月13日，他不幸逝世时，他的亲属遵照他的遗嘱，将遗体捐献给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名上海医科大学）作医学研究之用。当时我任红十字会长，依照领导安排，在告别会上致了悼词。与会者都为失去一位革命老前辈、老领导、老同志而悲痛不已，他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怀念。
1996年3月11日
（作者为原上海市红十字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