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抗日联军第五军教导团，在依兰县苗家菜营一带活动，我在教导团二连任连长。一天，团政治部的刘主任将我、刘德胜、李有、韩顺等四名同志叫到一起，我们跟在刘主任身后，走进了白桦林子，刘主任沉着、干练，是个和蔼可亲的出色的政治工作人员，他那紫铜色的脸上总是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他要大家在倒木上坐好后，严肃地说：“同志们，咱们开个会，人虽然只有咱们这几名，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同时也是个绝对机密的会议……”
他环视了大家一下后，首先概括地谈了一下目前敌我双方的情况，接着说明我军将要给予敌人严重的打击，并决定在对敌人袭击后进行远征。然后他说：“根据省委和军部的指示，在袭击之前，为策应我军的军事行动，要对敌人的大工业、军事设施进行破坏，这里面尤其是破坏敌人的发电设施，这不仅使敌人陷于黑暗，便于我军顺利夜袭，同时也迫使敌人的军火生产、军事建筑趋于停顿或减产，这些都有利于我们的抗日游击战争。”刘主任接着说：“同志们都是早期的长东抗日救国会员，自转来五军后，在生死斗争中经过了考验，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岁月里，对党对人民表现了无限的忠诚，可以说是经过锻炼的有经验的党员。因此，党决定你们几个人转入地下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策应袭击和远征。我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这个光荣任务的。”
刘德胜首先抢着说：“刘主任，凡是党交给的任务我一定完成，决不怕任何危险和牺牲!”我说：“刘主任，我已经领会了您的意图，我们不仅要勇敢地去打击敌人，而且要巧妙地灵活机智地去打击敌人!”刘主任笑着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回头我们再好好研究研究，大家赶快回连去，把工作交代一下吧。”我们将各自的工作向连队交代完后，
第二天黎明，刘主任又把我们四个人召集到一起，让我们都换上了便衣，给我们写党的关系介绍，介绍信是写在两寸见方的软纸上，接关系的地点是宁安山东会馆内“44号”，找有我军暗号的李同志和褚同志。所渭“44号”系当时的中共宁安县委临时秘密办公室。接着便开始谈具体工作：第一，炸毁镜泊湖水火两用发电厂，使镜泊输电干线上的日寇陷入黑暗，为我军的夜袭创造有利条件，迫使牡丹江周围的敌伪下矿停工；第二，炸毁湖南营火力发电站；第三，破坏敌人较大的军事建筑，并进一步搜集敌人情报，查明大汉奸、大走狗的罪行，以待东北光复后，给予他们以应得的惩处。刘主任最后说：“学忠同志，这样艰巨的任务就由你负责了。”我便根据每个同志的特长作了细致的分工：我和刘德胜一组，我担任组长；李有、韩顺一组，李有担任副组长。我们这一组是担任镜泊的爆破。
我们一行四人，于山道向勃利进发，大家几年来都是在这些山上生活和战斗，这里的一草一木，对我们来说都感到非常亲切和温暖，今天要离开这生活和战斗了几年的依兰土地，谁都有些依依难合，我们边走边望着早已熟悉的第二故乡的景色。我们自接受这个任务之后，都感到精神舒畅，士气昂扬。走了几里之后，在寂静中由李有起头唱起周保中将军在东满一次大的争夺战中，写的一首诗歌，也是战士们每次执行艰巨任务中最爱唱的歌曲，我们兴奋地随着唱起这支庄严的《民族血红旗歌》来了：“民族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首，尸首还没有僵硬，红血已染透了旗帜；法兰西的人民也爱这个旗，德意志弟兄也爱唱这个歌；高高举起呀，血红旗帜，时不战胜，总不放手畏缩……”
在岔路的地方和李有、韩顺分手后，我和老刘又走了两天两夜，走到离勃利城二十余里的小五站住下，这时我们预感到今后吃饭将是个大问题。下山时组织上只给了四元伪币，这对山上部队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到山下和物价一对比，加之在日寇统治下物价日涨，买在少得可怜，只够我们两三天的生活费用。我们以日后的生活，是以“自食其力”为原则，上级指示吃饭、穿衣要依靠自己劳动。幸好屯子里正忙着秋收，因农民被抓了劳工劳力很缺，因而虽然没有劳动票(敌伪发的劳动证，无此就视为浮浪者，即坏人)，在无劳力的情况下，也对付着找到了活干，这不仪解决了吃、住问题，主要是可以摸摸山下敌人的底，为去镜泊做准备。
东满的九月天寒意已深，我们的穿戴也真顶不住了，老刘和我商量进城去，买点破旧衣服，于是第二天便进了城。勃利原是东满一个不小的城镇，现在却被一种窒息的气氛所笼罩，大街七死气沉沉，空空荡荡。大部市民都已被抓了劳工，最活跃的要算是伪警察了一一他们贼眼乱转，东瞧西望，其神气有如面对着奴隶的奴隶主。这种不习惯的景象，使我有些神经质，但静下心一想，我脑门子上又没有贴着“共产党员”的贴，用不着紧张。衣服买妥，天已黑下来，夜行恐招致什么麻烦，于是我俩便走进一家旅馆——东头旅馆。客店簿的先生向我要劳动票，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是个资格很老的大烟鬼，脸黄得像蜡，我回答没有劳动票，他哼了一声，就把我俩写上了店簿。
夜深时，我被急促的打门声惊醒，但我仍佯装熟睡。开门之后，进来几个挎洋刀的伪警和便衣，他们用手扒拉着每个躺着的店客，声色俱厉地要大家起来，我立刻用眼色暗示坐在对面炕上穿衣服的刘德胜，于是我俩一边穿衣服，一边燃着装介绍信的烟卷，含在嘴上吸起来，党的介绍信就这样被销毁了，连我俩一共带走五六个人。到伪警察署后，也没问青红皂白，就被拉到黑屋子。我坐在地上分析情况和打着应付敌人的“腹稿”，党的介绍信已销毁，问题就不至于过于严重，不过毁了介绍信，也确实感到痛心。第二天我被带进一间审讯的屋子，全身被搜查之后，一个满脸横肉的伪警厉声地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劳动票?”我一听是问劳动票，问题很显然是轻得多了，于是回答说：“劳动票是和钱在依兰一道叫人给偷去了。”伪警说：“你怎么这么倒霉呢?”我回答说：“不信你们就去调查。”
伪警一听要他去调查，立刻就冒火了，用手拍着桌子骂道：“混蛋!好几百里地，你他妈花多少路费止我去给你调查?丢了怨你倒霉。”接着又问刘德胜，他回答得更妙，他说：“劳动票在过江的时候，船翻了连衣服都给冲没了。”这些话令伪警无可奈何，只好把我们又送回了黑屋子。过了几天，又单把老刘和我提到伪警察厅过堂，审问的人比前几次那个伪警更厉害些，这小子开口就问：“你们是不是反满抗日的共产匪?”我想他要是真有什么把柄的话，决不会如此恐吓，便装糊涂说：“我不懂什么是匪。”他一听，便拍桌子说：“别他妈的装蒜，你小子不是好东西，你的眼睛是怎么坏的?”这种问法虽然使我有些吃惊，但就算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回答说：“小时候使坏的。”他听我如此回答，就不再问，几个人把我架到另一间屋子进行刑讯，打完一顿板子，就开始灌凉水。说实在的，当时肉体上的确很痛苦，但我想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考验。我大声地嚷道：“你们还讲不讲理?对工人这样无中生有，屈打成招!”这一嚷，把那个很胖的狗警官给嚷来了，他说：“我们怎么不讲理?”我说：“既然讲理，为什么要用刑逼供，说我是共产匪，你有什么凭据?我在哪当的共产匪?我共过谁的产?我又抢过谁?你给我指出来!”他一听便急着说：“那你为什么没有劳动票?”我说：“我早就说了，不信就去调查，没有劳动票的工人很多，都是反满抗日的共产匪吗?”敌人无以对答。
没有口供，又无凭据，自然就不能判什么罪，但是也无释放的可能，因为敌人即使真的错抓了，也不放人，会给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送往矿山做劳工。牢里人多，屋子小，臭气熏天，尤其是在晚间，简直使人透不出气来，我为了寻找逃跑的机会，就借[1大小便，来鼓动大家，常常要求放风。～天看守又答应放风，和平时一样，难友们习惯地向厕所走去，厕所门口也是老阵势，站着一个伪警监视着大家，这本是他们的老“规矩”，我没有更多注意，可是我后来发觉站在厕所旁的那个伪警，总是狠劲地用眼盯我，我以为是不是又要过堂?越走离他越近，我偷着一细看，这家伙原来是我幼时的同学雷寿鹏。还记得是一九三二年在依兰高中召开的长东抗日救国会秘密的动员学生抗日的大会上，我和他是一起报名参加的，因为这个缘故，他对我参加抗日斗争是清楚的，如今他做了汉奸，这将是我的“对嘴子”。有了这小子作证，形势一定恶化，我这么一想心里很紧张，生怕没有出去完成任务的希望了。当时我心里甚至暗暗地怨老刘，进城的动议是违背了刘主任的再三嘱告，如果真这样牺牲，我们可太不合算了。我和他离得更近时，他用眼盯得也更狠了，事情几乎是肯定了。一个革命者的死，这倒无所谓，哪一个参加革命抗日斗争的同志，也都没打算长生不老，古往今来谁都有死，我对这个“死”是毫无恐惧的，早已置之度外；但我总想一个革命者应当死的值得，这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死了，是个大遗憾。当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一句：“你姓啥?”真使我有些生气，我冷笑着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过去姓什么，现在还姓什么。”他又问我叫什么，我回答：“过去叫什么，现在还叫什么!?他啊了一声说：“我想起来了，我明白了，老同学，你还认识我吗?”我便说：“在头八年前我就认识你，不但认识你连你的小名我都知道。”我这么一答，他显示出一种忐忑不安的神情，使我猛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他也曾在长东抗日救国会报过名，既然这样，也许可以借此拿他一把，或许还有希望。
于是我非常高傲地说：“你明白，我也不糊涂，如果说咱们是同学，那我不能高攀。”说完就转身走了。回到里屋一面准备迎接死亡，一面悔恨任务没能完成，但对拿他一把也抱有期望。当晚八时，一个看守拿着二十几个包子给我说：是你一个朋友送来的。我想在这里除了姓雷的之外，谁也不认识，我哪来的朋友昵?于是紧问他，朋友是谁?看守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你自己猜吧!”我心里忐忑不安，如果真有哪个同志到此，岂不是“自取其祸”，这不是太冒险了吗?又想，既送到了，不管怎样先吃了再说。因为终日饥饿，拿起来便吃，当吃到第四个的时候，发现包子有皮无馅，里边有一纸团，我悄悄地打开一看，上面写道：“翟同学别着急，我一定设法让你过得去，莫急。”纸条左下角有一个“雷”字。阅毕，我大吃一惊，啊!这是怎么回事?亲日的走狗也有此良心?复而一想，也可能是敌人的花招。我左思右想，最后恍然大悟，啊!他所以要放我是因为怕我，之所以怕我，是因为有把柄在我手里。好!不管怎样，又有出去完成任务的一线希望了，心里立刻痛快了许多。
我又吃了一个包子，把余下的分给了难友，因为谁的肚里都饥饿难忍。一天夜里，正是雷寿鹏值班，在“放风”的时候，他悄悄给我打开了手铐上的锁，我随即告诉他还有一个叫刘德胜的伙伴，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也给打开了。他要我隔天再走，因他怕“沾包”，我便答应了，于是我们各自带着已开锁的手铐在牢里呆了两天。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左右，我便鼓动大家要求放风，看守无可奈何地答应以后，我们便向外走，早在几天前，我就看好了地势，厕所那面的一段铁丝网被压得低了很多，而恰巧当晚又有～缺木板，搭在铁丝网上(据我想可能是雷寿鹏搭的)，是个好“门径”，要再不走，还等何时。在大家便完往回走时，我暗示了刘德胜之后，就奔往那个“门径”，老刘也机灵的随后赶到，于是我俩抛下手上的铐子，一跃就跳出了这个人间大地狱中的小地狱。
跑了有五六分钟的光景，四外警笛声、枪声、喊叫声乱作一团。越狱被发觉了，再往前跑一定会出问题，于是我便和老刘从一个水泥“马葫芦”钻到一段地下水道里，不一会儿脚步声便在头顶的水沟板上来来往往响个不停，一声接一声地打着诈语，这个说在这呢，那个说在那呢，这个说抓住了，那个说跑不了他们。又乒乓地打了一阵枪，结果把他们自己人打死了四个，打伤了三个，在水道里还听到抬过的伤员哼哼声，喊叫声。有的说可别再追了，这小子有枪，如果再追，不一定还打死多少，实际是他们自己打自己，我们并没有枪。刘德胜在我旁边噗嗤一笑，我踹了他一脚说：“老刘，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敌人如此闹了很久，才渐渐地静下来。又呆了一会儿，确实平静了，我便伸出头来，观察了一阵，随即和老刘爬出下水道，往山上跑去。
初跑起来困难得很，因为在沟里呆久了，手脚腰没有一处不麻木。我们一气跑到了天桥岭，在一户农民处千了二十来天的活，估计敌人的搜索也过劲了，我们决定速赴宁安。临走老头是无钱可给，只收了他两件补丁落补丁的破棉服，这回一打扮就更像农民了，便起身奔往宁安。我们连夜翻山走了好几宿才走到宁安。
在城北离车站不远找到了山东会馆，原来是一座庙，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就谨慎得多了，我们围着庙走了一会儿，看看里面很静，北面和东面是坟地，我们便假装闲逛的样子走进了院子，在一座砖房的门框上钉着一块木片写着“44”，暗想：啊!这就是党的宁安县委秘密办公所在地，心里很高兴。此时从另一间屋里走出两个和尚，我向他们打听姓李的和姓褚的，他们回答说：“阿弥陀佛，已经走了二十来天了，他们不在这常住，我们这也不收闲散杂人。”这个意外的情况，使我很吃惊。我又问他们是几个人走的，和尚不太耐烦地用手摸了两下念珠说：“可能是四个。”这儿不能久留，我怅惘地走了出来。老刘向我说：“羽佳(我的姓“翟”，拆开了是“羽”“佳”)，咱不必再来这寻找了，你没看见左边的玻璃上用粉笔划了一个‘×’吗?咱就是找到，承认不承认还是个问题呢?因为咱们党的介绍信已经毁了。”我一想，这也对。难道找不到关系我们就究不成任务了吗?不，我们只要有能力，有智慧，有敢干敢为的精神，什么样的艰巨任务都可以完成。晚间我们露宿在郊外野地里，这时天气早已由凉变冷，也是冻得实在扛不住，我们投宿到宁家店。
投宿的当夜约十二点左右，全城进行了戒严，各店皆被包围，一部分居民和住店的全部旅客都被抓了劳工，说是准备去修新兴的军事要塞。进宁家店的几个伪警气势汹汹地把大家赶到一个屋里，连大小便也不准，天刚拂晓，伪警便赶着一群群的老百姓去车站。往车站走的时候，母亲拉着儿子，妻子扯着丈夫，哭天喊地，鬼子和伪警为了镇压这种情况，在一群群妇女中挥棒乱打，六七十岁的老大娘被踢倒在地，青年妇女被踢小产，哭喊声更加凄惨，那种情景惨不忍睹，眼看着这帮该死的暴徒如此惨无人性，真有些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想起来收拾他们，但现在不行啊!在行列里，我靠着老刘走，趁伪警离得稍远些，便小声地对他说：“见机行事，有机会就跑，千万机动沉着!”到车站大家都被赶进了车厢，我上车的时候，先看看车厢上的号码是152号，为了跑起来方便，我和老刘走在后边，因而便坐在靠门旁的座位上，随之，我给刘德胜使了一个眼色，他便机灵的靠那个鬼子附近的边座坐下。当人上完，这个车厢的两头就被两个劳工队长给卡住了，靠刘德胜那头是个带枪的鬼子，我这头是个汉奸劳工队长。他穿着一身不伦不类的所谓伪和服，脑袋上扣一顶鬼子战斗帽，手里还拿着有鸡蛋粗细的一根洋镐把。
列车刚刚开动，这小子就站起来神气十足尖声贼气地嚷道：“注意，大家听我的命令：第一，大小便要原地不动地先向我请示；第二，决不允许乱事，如果谁敢不听……”说着把镐把一举“我就拿这家伙打死他!”说完这小子就一屁股坐下了。我的眼珠子都要气冒了，我暗想，这哪还是中国人?这连一点中国人味都没有了!不多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举起一只手要求去大便，那劳工队长一听，“呼”的就蹦了过去，破着喉咙骂道：“混蛋!车刚开你就捣乱，他妈的你有几个脑袋，有屎往裤子里拉!你早干什么来的?”说着抡棒就要打，吓得农民连忙把手缩了回去。我怎能目睹同胞受此欺凌!再看那个鬼子，也在那边持枪威胁大家，一VI一个“八嘎”。这时我心情更加沉重，像压上了千斤大石一样，我真恨不得冲过去揍死那两个家伙，转而一想，你现在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于是我紧咬着牙，心里默默背诵着刘主任的话：“一个共产党员在远离组织的情况下，也应完满地去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我反复地想逃跑的策略，考虑到只要一进新兴，定被送进电网层层的“军事用地”，那时将会插翅难飞，再想逃跑的机会就没有了，党的任务也完不成了，到那时悔之晚矣!我决定或跑或死，一定要在车上或车下。
我反复地观察着车厢里的整个情况，认为最好先从那个鬼子下手，因为只要把他的枪夺下，危险陛就要小得多。但鬼子在车那头，又不能贴近，我给那头的刘德胜递了个眼色，刘德胜向我睁开大眼又咳嗽了一声，暗示他知道了。我转而又研究这个汉奸队长，我琢磨他：第一，身体不强，臂力一定不大；第二，他的武器只有那一根洋镐把；第三，他的警惕性要小于那个鬼子。我确定这个汉奸就是我下手的对象，一待时机到来就行动。
黑夜已降临，但车里睡着的人并不多，谁都有一大堆心事：老婆孩子的生活呀，个人今后的生死呀，这些痛苦折磨着每个劳工。两个劳工队长则例外，他们的眼上早已罩上了一层睡意。车仍然飞奔着，我准备开始行动，就先试探一下，说：“队长，我要小便。”他睡意浓重地抬起狗头说：“没到地方，到了再小便!”说完脑袋又慢慢地耷拉下去了。我心想只要这小子打盹睡过去，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耐心地等吧，并趁此先给老刘递神色，果然，不久那个汉奸就拄着洋镐把打起呼噜来了。机会到了，我用眼看了一下老刘和整个车厢，猛地扑向汉奸队长，夺过他手中的洋镐把，使出全身力气抡起来，直向他的狗头打去!“咔嚓”一声，他装满“日满协和一德一心”的狗头已被打碎，我立刻大声说道：“刘德胜还不赶快动手，到了新兴那边一个也跑不了。”这时鬼子掏出手枪，刘德胜一把卡住他的手腕子，鬼子哇哇叫了起来，“啪啪”两枪，打在我头顶的门框上。刘德胜的另一只手卡住鬼子的咽喉，一个老乡上去就把鬼子的脚撤倒，刘德胜使出全身的力量，用力把鬼子的头往凳子角上磕了两下，鬼子“啊”了一声结果了狗命，刘德胜随手夺过来手枪，又用枪柄照鬼子头上狠狠地打了几下，鬼子已毙。
“快走啊!”人无头不走!我这么一喊，大家立刻都动起来，我一马当先地往车下跳，当我转身的时候，见全车老乡都打破窗子和门，跳了下去，刘德胜也随我之后落下了地。
列车还在飞快地向前奔驰，估计敌人发现后一定会回来采取直线穷追的办法来搜查。我们立刻用洋镐把撬弯了道钉，将钢轨活动了，脱离了道方子；为了不使敌人发现，又将钢轨抬回原处放好。这时我们就向山顶上流星似的跑去，跑出三四里路之后，顺着山边向后转，往原方向跑了一段，又向东跑去。
鬼子载满劳工的列车到达新兴后，突然发现一节车厢的劳工全都跑光，剩下的只是两具效忠于天皇陛下的鬼子兵和劳工队长的尸体。于是连忙派三十多名鬼子警备队和五十多名伪警护团，一辆机车，十五节军车往回飞快地追来，到了事件发生的现场——钢轨活动处，火车便“轰隆”一声巨响，冲到六尺多深的路基下面，机车的汽锅也漏了，刺刺地冒着白气，每节车厢都被撞得粉碎。路基的斜坡上沾满了鬼子的污血，还有折断的手臂和轧断的腿脚，这一轰动伪满的“新兴事件”，共死伤鬼子三十七人，伪警护团四十来人。
已是深秋的时候，青纱帐已变成一片平川，我们跑了一夜，第二天在一个偏僻小屯子里看到一个老大爷和几个妇女在割谷子，我们就凑了过去，在这里了解到鹿道在修建大工程，活好找，工程需要很多人，所以劳工票较为好办，因此，我们就选择先奔往鹿道。去鹿道有两个目的：一是混张劳动票有利于今后活动；二是该处在修筑军事要塞，以便侦察和见机行事给予破坏。鹿道是地图线上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军事重镇，周围群山环绕，敌人在此驻有大量兵力，正进行的工程是修筑山地暗堡。
到鹿道之后，我们先是住在小店里卖些零工，渐渐地和一些工人混熟了，有的工人看到我身强力壮，问我为什么不混个大柜头多挣几个钱?我乘机说：“哥,ff]JL，谁不想能多挣几个呢?可我一不小心把劳动票丢了，大柜的活干不上了，我想求哥们给弄一张劳动票。”大家一听都热情地说：“这个事找三浦事务所的杜把头，一顿酒保险成功。”杜某是日本柜头三浦事务所的小把头，长着一口黄牙，两只带红丝的血色眼，一看就知是个好酒之徒。通过几位工友帮忙，我，老刘和几位帮忙的工友，在一家包子铺和杜把头会齐了。一进门杜把头就虚张声势地客套一番，我也随便恭维了他一通，要了几个菜就喝起来，我看杜把头酒够劲了的时候，便把求他起劳动票的事说了一下，并把老刘也提出来，他听完骄傲地说：“咱虽然没见过面，咱哥,f门JL不外，咳咳!你咋不早说呢，这还不是小事一桩吗?我回去和三浦掌柜一说就行。”我和刘德胜说：“谢谢哥们儿。”
十几天后，我和老刘的劳动票果然都下来了，就是这么一张纸，为我们完成任务起了桥梁的作用。我们混进了大柜，住到水泥库旁边的一个工棚子里，从此我便留意观察所有的物资和周围的地势情况。工地上堆着很多臭油和水泥，是修山堡和军用电影院用的，如果用它把山堡修成，对我军的游击战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决定烧毁它。当时手边连一点爆炸物也没有，于是我俩便根据库内外的具体情况研究方法，经过几次秘密研究和试验，认为夹馅烟卷效力大，就是把一支香烟掏空，然后一层烟一个火柴头，逐层把它灌满，这样就保证纸烟能～直燃烧着，再在烟的尾部放上火柴，在烟的四周放上汽油纸，油纸外放上干草。这样当烟燃到尾部时，就能把火柴燃着，火柴又能把油纸燃着，油纸又能燃着干草，干草就能烧着附近油类和库房，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新的发明开始进行火攻。
一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掌，这是行动的好机会到了，收拾停当，我便找老刘奔往仓库，他放火，我放哨，约定听我咳嗽为警戒信号，过了不大一会儿，他便爬出来，告诉我已把烟和油纸安放在水泥袋子的缝里，也紧靠着汽油桶，于是我们返回工棚，全身脱光了躺在床上，约二十分钟的光景，火起来了，照亮了工棚的窗户，同时也蔓延到大批臭油及其他油类，顿时汽笛、口哨声大作……与此同时，敌人宪兵、警察包围了工棚，进来一看，便把几个没脱衣服睡下的把头和拉杆的给捆走了，随后命令大家赶快去救火。我首先抢占了井台，伪装积极打水，每桶只打一半水，眼看着火借风势越着越大，心里有着难以形容的畅快，鬼子的七千多吨水泥和大量油料被焚毁。加之水龙一浇，水泥全部变成大块石头，工程被迫停工，这是下山后给鬼子的第一炮打击。工程停顿走起来就有了借口，于是我们决定立刻动身去执行刘主任交代我们的任务。但湖南营的工作仍无半点消息，于是我决定单独去镜泊，决定老刘去湖南营增援。
经过我俩研究，老刘也同意去执行湖南营增援这一任务，据以后刘德胜在汇报中说：是在刘德胜没去之前韩顺他们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刘德胜去后是住在一家小店里，每天到发电站附近做一些抬炉灰等小杂工的工作，经过和群众在一起谈话，了解到了韩顺他们行动的经过。韩顺混进火力发电站当了清扫工人，以后又做了烧暖气的徒工，李有也在该站抬煤、卸煤。有一天韩顺和他的师傅去给守备队收拾暖气包，在一间空屋子里发现半箱子军用四十八瓣的手榴弹，他把这手榴弹盗去两个之后，和李有反复研究怎样进行爆炸，经过几次研究，爆破是没有问题，但爆破后无论怎样都无脱身的余地。李有说：“要是炸毁这个炉的话，跑也得被捕，不跑也得被捕。”他俩绞尽脑汁，深思苦想，还是没有想出妥善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李有和韩顺的决心是：“任务必须完成，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韩顺说：“我们牺牲只是两个人的牺牲，将来我们把锅炉炸毁，电灯一熄，我们的袭击大军不定打死多少鬼子，就算我们俩牺牲了，也是合算的。”李有说：“在这个任务上，我们就没有任何疑问了，决定下来吧。”
九月末的一个深夜，他们把两个手榴弹绑在一起，由韩顺下手，把两颗手榴弹扔进火光滚滚的锅炉膛里，扔完之后，他俩就撤离原地向山上跑去，才跑出不足一百步，便听轰隆轰隆两声巨响，湖南营火力发电站的锅炉被炸得粉碎。守备队出来二三十人搜捕，韩顺在前边跑，李有紧跑在后，在鬼子的搜捕中韩顺被枪击中，为祖国壮烈地牺牲了。五六个枪上着NTJ的鬼子包围了李有，李有就这样被捕了，此后没听到李有死活的消息，估计李有同志也一定是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光荣、壮烈地牺牲了。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的南部，湖深水宽水量充足，并有国内外闻名的大瀑布。日寇借天然的水利资源，建筑了大型水火两用发电厂作为军火生产、车辆制造业一切所需的动力，对我东北抗战颇为不利。到镜泊湖后，该发电厂正处于紧张的施工阶段，我凭劳动票轻易地混进了“劳工队”。观察了场外，便感觉到这种大型工程，绝非一两把火可以销毁，只有最后一招：爆破它的主要命脉。但我手中连一点爆破器材也没有，于是便在这个问题上找“门道”，后来发现打石头组用炸药崩石头，于是便想从那里搞出炸药。我首先和石头工组的工友交了朋友，而后靠近了工头，建立起所谓的“感情”后，我便向工头说：“哥儿，我年龄不大，想学打石头，教教我吧?”孙把头笑着说：“老弟，你怎么想干这个?你没听说过吗，打眼放炮一个钱不落。哈哈!你要同意的话就来吧。”说完又哈哈一笑。我说：“我看总比挑土篮子强得多，因为我一生最好听响。”当时变个工种本来不算什么，于是他答应了。
我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打眼放炮的操作过程。在工作中我一见空子就一点一点地往外带爆破器材，先是一丈多长的导火线，随后是雷管和炸药，这样渐渐地凑足了十二斤多黄色炸药。器材已全，目前最难的问题是如何能进厂的问题了。这样重要的大厂，鬼子的防守自然严密，不仅有重兵防守，火电网昼夜都放着电，有些野狗和狼相距三米远，就被电网抽中打死，除了由正门出入外，别无他路可通。当时能进厂的只有少数的技工、安装工和少数的小工，他们都是每天在厂门口经过严格检查之后凭证入场，我当时无此条件，便在入厂干活上反复打主意。
经过很长时间，了解到厂内二号炉的安装技工工头是个姓朴的朝鲜人，另一个小工是中国人。当时由于大柜、二柜的层层剥削，月月扣压工资，到他们手中的工资寥寥无几，少得可怜，这不仅使技工工头老朴到每月开支的时候，和大二柜的日本人口角争执吵仗，产生了恶劣的矛盾，就是小工也因此在施工建筑上不断地消极怠工和磨洋工，我看准了他们这一敌对矛盾，分析了他们思想，便确定由此人手。由于老朴常和日本人口角，精神非常苦闷，他爱喝酒，我便借此请他喝酒，说些同情他的话，首先使他对我产生了好感。久之，在一次饮酒中，他便说出心里话：挣的少，和大二柜合不来，干活不顺心等，我向他说：“钱算啥，我可以帮你，朋友要紧。”
他听了非常高兴。一天，老朴由二柜拿来了二十七号轻铁片做的入场证，经他介绍实现了爆破的第二步计划——进厂干活。因为厂子相当大，同时由于时刻必须检查，摸底就用去了半个月。这中间我注意到进出厂的人身检查严格到极点，纸烟、火柴一律不准带，只有对工人装饭用的饭盒子检查松一些，每天只打开盖一看了事，于是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往厂内运炸药、雷管和导火线。我首先带了几次装满饭的饭盒，先试探一下，发现对饭盒的检查确实不太严，但对其他的全身检查却是严到极点，这才开始设法利用饭盒往里带爆破器材。第一次把四根火柴和四个保险雷管与一丈多长导火线盘成一盘，用油纸包好放在饭盒里，上面盖上饭和咸菜，带进了厂内，此后一次一次地把炸药分成二斤一包，用油纸包好，上面盖上饭或馍馍，陆续的都带进了厂内，并把它放到不显眼的器材堆底下，用破乱器材将它们盖好。这几次经过两边门岗的详细检查，都没有查出来。有一次鬼子打开我装着炸药的上面只盖一层饭的饭盒说：“你的梅西梅西大大的有，啊哈。”我也向着鬼子说：“我的梅西梅西大大的，我的干活计的也大大的有。”旁边的那个鬼子说：“你的大大的干活，吃饭多多的，顶好顶好。”可是我心里明白，这几天我仅吃了少半饱，虽然如此，对完成任务已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当时，我心里又想：这确实是冒险得很，要让鬼子发觉，立刻就得死。但我又转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不能做胆小鬼，我牺牲也应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场合牺牲是有价值的，也是光荣的，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东北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幸福和解放。
有一天，老朴上去干活后，我便找到六寸粗、三尺多长的暖气管子，正好管子还带弯头，我就找了些破铜碎铁把弯头堵死，里面装上安装好了的雷管，系妥导火线，灌满和塞紧了炸药。看来这真是一根摧毁力最大的爆破筒，也是东北抗日联军在军事上很少见的最突出的爆破筒。我估计离下班的时间差不多了，就在炉架底下安好了爆破筒，把外部的导火线一圈一圈地盘在铁管子上，就等着点火，四周用些破洋瓦盖好，不大一会儿老朴就下来了，看我出一身汗说道：“看你出这一身汗，鬼子不在跟前少干点啊。”当时，我便考虑如何爆炸又如何脱身的问题，当方法确定之后，我便向老朴说：“我在外面干活习惯了，这儿检查太严，洋火、烟卷又不准带，连烟都不能抽，你是知道的，我离开了烟就不行啊，我不想在这干了。”老朴说：“好吧，明天再找个小工，替换下你来。”
第二天他便另找了一个年轻朝鲜人做小工，这个人曾给大柜经理当过仆役，因为和大柜经理的小老婆不清楚，被赶出来的，后来他哀求老朴帮忙，老朴就把他找来替我这角。新小工来上工时，我对老朴说：“他刚来不熟悉，我带他两天，等他熟悉了工作我再走。”老朴一听非常满意。此时工程已大部建成，不能再迟延，我就决定了爆破日期。当天早晨，我没有带饭盒，除了穿的单衣之外，身上任何东西也没有，门岗照例检查了我，也检查了其他的人，主要就没检查老朴。但老朴背的用品也不少，因为我身上简单，检查得快，验过后就开始干活。那天干活和往日一样，别人忙我也忙，老朴累得满脸流汗，我也是浑身湿漉漉的，而且心里总有点紧张。本来我的一切准备都很保险，但还是担心怕出意外。
午后当离下班约十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在铁管上划着一根洋火，把导火线点着了，然后又看了一下，导火线着得很正常，下班的汽笛一响，我和许多工人一齐出了厂子，直奔吃饭的地方走去。我估计着离爆炸约需两个小时，吃完饭我便假装镇静地睡下，等待着胜利的结果。当晚八时刚过，党交给我的任务实现了，随着地动天摇的一声巨响，敌人费尽心机修成的二号炉与整个厂房和主要发电设施的中枢，被炸上了天空，厂房着起了大火，也震倒了附近鬼子的营房。这时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我心里怀念着亲爱的党，亲爱的周保中将军，亲爱的刘主任，我虽然没有和宁安党接上关系，但党交给我的艰巨任务已胜利地完成了!至于我今后的生死是最渺小的事情，现在前进道路难关的大门已被打开，希望你们全面袭击吧!为东北人民复仇，高举革命红旗奋勇前进吧!从炸毁湖南营火力发电站和镜泊发电厂之后，在东满铁路主要的干线和各个县城工厂之中全停了电，按照我军的计划：“电灯一熄，袭击开始。”抗联第二、第五军密切携手合作，在东满多个地区对鬼子和伪军、伪政权发动了全面袭击。
在这次袭击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个战斗：在东宁一个山地，日军进人我军的伏击圈，我军对鬼子一列六十八辆军车一次歼灭性的打击，把军车炸得粉碎，车上全部鬼子被我军围困，共歼灭鬼子六百一十多人，缴获长短枪六百三十二支，轻重机枪三十六挺，掷弹筒三十二门，各种子弹和炮弹四百七十六箱；再如，在林口、勃利两次战斗消灭鬼子七百多人。这次大袭击，共歼灭日伪军一千六百五十七人，活捉一百二十多人，打死打伤汉奸走狗二百四十一人。
大袭击后，周保中将军曾在密林中召集二、五两军有关指战员开了一个纪念性的追悼会，追悼那些在战斗中和地下工作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我想，这其中就包括我的战友韩顺和李有，他们为祖国解放、党的事业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祖国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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