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发生在山西汾(阳)离(石)公路上我军对日寇进行的三次成功的伏击战,正是这场被称为“晋中三战三捷”的伏击战,打痛、打怕了日军,日军恼羞成怒,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想出了“下战书”这样一个愚蠢的办法,妄图以此与我军决战,挽回失败的命运。
那是一九三八年秋天,当时我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正驻在离汾阳约四十华里的胡家窑,一天城里关系人送来情报:汾阳的日寇,连日来筹集给养,准备汽车,调兵遣将,活动频繁,估计将有新的阴谋。杨团长立刻派人对这一敌情作了进一步的侦察,很快就摸清了敌人的整个计划。原来在此之前,我军在汾离公路已经成功对日军进行了两次伏击,这两次伏击,虽给敌人以杀伤,但日寇侵华野心并没死,依然想伺机进犯,这次又纠集了一个大队和一个中队的兵力,约七百多人,还抽调了四十多辆汽车,阴谋乘我不备,用闪电战术沿汾离路快速推进。
针对日寇的如意算盘,杨勇团长当即决定再在汾离路上教训教训这股狂妄的日寇。原来,这条从东往西行的汾离公路,在离开汾阳五十多华里的地方就进入了吕梁山区。在那里,公路要通过一条陡峭的峡谷,沿途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两侧都是几米高的悬崖峭壁,山坡长满灌木杂草,道路曲折蜿蜒,地形非常复杂。日寇侵入晋中不久,为了保障公路畅通,沿汾离路构筑了一条封锁线,封锁线上一座座龇牙咧嘴的碉堡,像一个个瞪着大眼睛的怪兽,蹲伏在公路两侧,碉堡与碉堡之间的空隙里,还埋设了地雷,架设了铁丝网,真是戒备森严,滴水不漏。
六八六团的口袋阵就是摆在敌人这个碉堡林立的一个叫薛公岭的地方,只要日寇车辆一进到这里,我们就突然发起攻击,拦头截尾,打他一个歼灭战。为了打好这次伏击,杨勇团长亲自带着人察看了地形,作了具体部署:他让一营埋伏在薛公岭山腰部,任务是利用敌汽车行经这里时必须爬坡、转弯、减慢速度的机会,突然开火,拦头截击,把敌人堵在峡谷里;把二营布置在薛公岭山脚,前面一打响,就立即出击,将敌拦腰斩断,切为数段,实行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我所在的三营则是插到薛公岭以东,埋伏在公路两侧待机,等敌车辆通过后,迅速断敌退路,从而造成关门打狗的局面。任务一分配,全团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当时大家心里那份高兴劲真是无法形容,谁都知道,经过几个月的对日作战,我们既摸到了敌人的特点——怕伏击,也对团长的作战指挥心里有了数。大家都说:只要团长作了安排,日本鬼子的命运就算定了,胜利也就算到了手。
我心里也很激动。自从晋北整编,我调到六八六团三营通信班当班长以来,时间已快一年了,虽然在团长指挥下打过几次仗,但多是些小规模的战斗,消灭敌人数目也不大。因此,总觉得杨团长是长征中屡立战功的名将,如今只打这么点“小仗”不大过瘾,一心一意盼着能大打一家伙才舒服。听到这消息哪能不高兴呢!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夜里十二点,全团都按指定路线出发了。我们三营一离开驻地,就以急行军的速度扑向汾离公路。半夜,从薛公岭山麓敌人碉堡间隙中越过公路,又转头向东插,熟悉这里地形的同志边走边估摸:“看来我们是要埋伏在敌人鼻子底下呢?”果然,当部队进到距汾阳四十多里的位置时,各连立即分散开来,趁着朦胧的月色,钻进公路两侧的灌木林里。偶尔有几声零落的枪声打破夜空的寂静,老兵都知道那是守碉堡伪军打的“壮胆枪”,没人理它,照旧向指定地区前进。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我正带着一个向导在前面走,突然觉得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跟着什么地方“当”地发出一声轻微的声响,经验告诉我,这是膛到敌人埋设的“绊雷”了,我连忙喊一声“地雷,卧倒!”就拉着向导顺势趴在灌木丛里。果然,我的语音未落,身边“轰”地发出一声巨响,地雷爆炸了,溅起的泥土、石块像雨点似的砸在我身上。幸好,我俩动作快,后面的人又没跟上来,总算没伤着人。但是,当我站起来,抖掉身上的泥土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糟了!暴露目标啦!”我连忙向公路前方的夜幕里观察了一阵,月光下,四周一片静悄悄的,只有远处的碉堡仍在隔一会儿打一枪地射击着,近处没什么动静,惊动敌人没有呢?是不是继续向伏击地前进呢?我正拿不定主意,“咋搞的?”营长周海斌闻声上来了。我把情况作了汇报,他又到前面看了看,沉思了一下对我说:“小唐,不管暴露没暴露,都要向团里报告,你赶快到薛公岭团指挥所,当面向团长说说……”
听说去见杨勇团长,心里既是喜欢又是难过,喜欢的是我从延安到晋北编到六八六团以来,虽然经常见到杨团长,他也知道我这个通信班长,但当面向他汇报战斗情况还没有过,现在能直接见到团长,心里怎能不高兴呢?难过的是这次见面向团长汇报的,竟是自己绊响地雷的事。我多么担心这意外的情况会惊动敌人,影响伏击战的顺利进行啊!好在薛公岭离我们不算远,只有十四五华里,我一口气就跑到了。薛公岭这时已充满战斗前的紧张气氛,修工事的,架电话线的,往来搬动着什么东西的,人影幢幢,川流不息。我正想找人询问指挥所的位置时,突然,路旁的土洞里走出三个人,他们边走边压低声音争论着什么:“……我不在后面嘛,班长给我要求一下嘛……”声音里泛着稚气,分明是个孩子。“你连枪都没有,上前面干啥去?服从命令嘛。”另一个人在劝慰。我知道那要求上前面去的一定是晋北整编时补进来的新战士,他们很多人现在身上只有几颗手榴弹。“不上前去哪里来枪?难道等别人缴了枪给我送来吗?”孩子腔又这样争辩。听这话我眼前像浮动着一个撅着嘴的年轻面孔,差点笑出来:自己十四岁参加红军时,为了要支枪还不是这样?我不愿打断他们这个争论,又往前走,好在团部熟人多,最后,还是我的“同行”——团部通信连的战友给我指明了指挥所的位置。
团指挥所设在一个晋西山区所特有的那种被山洪冲刷的大山沟里,几块雨布搭在沟沿上,形成了一个在我们四川叫做“偏厦”似的东西,算是“屋顶”。雨布下面人来人往非常忙碌,山沟深处,不时传出“滴滴答答”的发报声。走进指挥所,我才见到杨勇团长正端坐在一盏用雨布遮住的马灯前写着什么,几个参谋不时把手里的文件、电报送到他面前请他审阅,他那魁梧的身躯,坚毅、沉着的脸色,都使简陋的指挥所显得分外严肃、镇定。看到这情景,我不敢怠慢,连忙喊了声“报告”,同时把营长写的报告拿到手上,准备交给团长。杨团长抬头看了看,发现是我,立刻站了起来:“小唐,从前边来?什么事?”语气和平时见我们一样的亲切平静。我连忙把手上的信交给团长。他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又是跑步来的?坐下好好休息一下。”边说边接过我递上的报告,转身就伏下身子就着马灯的灯光看起来。看着杨团长专注的神情,我心里更有点忐忑不安:首长不会因为我的不小心而动摇打击日寇的决心吧?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杨勇团长看完信以后,微微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抬起手在我肩头上轻轻地拍了拍说:“怎么,绊响地雷啦,没伤着哪里吧?”说着再次把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面对团长的关怀,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刚才那种惴惴不安的心情立刻就飞得无影无踪了。我没等团长再问,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汇报了。杨勇团长边听边点头,他脸上的神色告诉我,团长对我汇报的每一句话都听得十分仔细,所以我也尽量把当时的情况说得详细一点,最后他又风趣:“二鬼子的‘壮胆枪’停没停?”我连忙作了回答,他听后,微微沉吟了一下,然后坚定地把手猛地一挥,转身陕步走到马灯前,急速地写好一封信,轻轻折好,交给我:“小唐,把这信交给你们营长,告诉他,坚定信心,按原计划办!”听到这话,我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可能是团长坚定的决心感染了我吧,当时我真恨不得立刻飞到营长身边,把团长的决心转告给他。于是,我急忙给团长敬了个礼,嘴里答了声:“是!”转身要走。“慢着!”他又一次把我看了看。我想团长可能还有事情要交代,收回脚,站住了。“路上要小心。记住你往返都是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不可太急。如果与敌人遭遇,要先把信处理掉,必要时把它吞掉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懂吗?”他见我连连点头,才再次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好,走吧,打完仗再见。”离开指挥所,我的两条腿就像飞一般地甩开了。我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尽快把团长的指示带回营里,让全营同志在未来的战斗中狠狠地给日本强盗一点颜色看看。
黎明,我回到营里。晨光熹微中,只见远近山岭都被浓雾笼罩着,汾离公路像一条断断续续的飘带,忽隐忽现地缠绕在薛公岭上。这时部队都已埋伏在公路两侧,公路上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走近了,我才看出,我们的阵地设在一座灌木葱茏的山岗子上,岗上岗下长满了一人高的杂树和茅草,非常隐蔽。战友们安静地伏在灌木丛中,有的在擦枪,有的在吃干粮,性急的同志甚至把手榴弹都一字排开摆在掩体前面的土坎上。我向营长周海斌同志汇报之后,也加入埋伏的行列。大约在晚上八点左右,公路上传来了汽车马达的轰鸣声和杂乱的枪声。转眼,一辆辆满载日本侵略军的汽车便风驰电掣般地开过来了。车上那些头戴“战斗帽”,身穿黄军装的日本兵,一个个直挺挺地坐在车厢里。每辆车顶上架着一挺机枪,不时地喷出一串串火舌,扫向公路两侧的灌木林里,“啪啪啪”、“空空空”子弹呼啸着从我们头上飞过,被打断的树枝、树叶劈劈啪啪落了我们一身。“唁,怪不得伪军都会打‘壮胆枪’哩,原来跟他主子学的。”我又回想起杨团长问伪军打“壮胆枪”的事,不禁在肚子里叨咕了这么~句。眼看车辆快要过完了,数一数一共四十几辆,人数也和情报说的差不多。现在只等前面一打响,我们就要用火力截断敌人退路,然后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在那里,阻止敌人逃跑,以便把所有钻进口袋的敌人,干净彻底地消灭光。
果然,就在日寇最后一辆军车刚刚开过我们面前的时候,薛公岭方向突然“乒乒乓乓”地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跟着“咣咣”的手榴弹爆炸声也传了过来。“打!”营长周海斌同志把手枪朝前一指,发出了命令。立刻,一阵雨点般的手榴弹,飞上了公路。随着轰轰的爆炸声,公路上腾起翻滚的烟尘,机枪、步枪也像炒豆似的撒向最后那辆车。车上的敌人立刻像蚂蚁窝里浇了一瓢开水,有的当即毙命,有的连忙向车厢外面跳,突然“轰”的一声,汽车前面腾起一团火,油箱被打燃了,仍然发动着的马达使那辆车歪歪斜斜地向路边冲过去,撞在山岩上,不动了。浓烟、烈火立刻把车子裹了个严,“杀!”我们立刻跳出工事,冲上公路……原来前面一营一开火,走在最前面的一辆汽车就被打瘫了,后面这辆又被我们打起了火,一下就把公路堵得死死的,敌军的全部车辆像一条长蛇似的暴露在公路上。
鬼子兵像掉了脑袋的苍蝇一样乱了营,有的哇哇乱叫,有的慌乱地往车下跳,我军机枪、步枪所组成的火网,呼啸着撒向车上车下的敌人,敌军像被砍倒的秫秸一样,一片片倒了下来,有的刚把腿跨出车厢就被打死了,尸体像块破布片斜挂在车帮上。一营一打响,二营立刻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先用火力把敌人分割成几段,然后端着刺刀冲入了敌群。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跳下车的鬼子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狼奔豕突地往道沟里跳,朝汽车底下钻。被打毁的汽车干哼哼开不动,有的冒烟起火,公路到处是杀声,到处是爆炸卷起的烟尘,到处摆满了日本兵的尸体。
残余的敌人发现自己已陷入绝境,求生的欲望使他们一个个都像发了疯,一面以汽车为掩蔽物,向我还击,一面还想夺路逃跑。他们先是朝前冲,梦想抢占制高点,摆脱被动局面。然而团长早料到敌人这一着,一营一个埋伏在薛公岭上一直没有投入战斗的连队,立刻像下山猛虎一样,泰山压顶般地从西薛公岭上面压了下来,一阵杀声过后,敌人又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向前冲,敌人吃了亏,转而向后跑,这下该我们三营大显身手了。我们以临时抢修起来的工事为依托,像一把钢刀钉在公路上。一阵阵弹雨,一颗颗手榴弹,不歇劲地飞向敌群。枪筒子打红了,手臂甩麻了,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打!”把这些吃人的野兽全部消灭掉。就在这时,薛公岭上响起了冲锋号,这是团指挥所最后全歼敌军的命令。立刻,团长事先埋伏好的几个预备队飞也似的从公路两侧冲上了公路。残余的敌人还想顽抗,但哪里顶得住这些刺刀上杀出过威风的生力军。在震天动地的杀声中,又展开了一阵肉搏战,残余的鬼子又纷纷倒下了。很快,敌人这次出动的八百多人,就基本全被歼灭了。
据战后了解,逃回去的只是几个侥幸钻进树丛隐藏起来的敌人。大家说,不是这几个,恐怕连给日军旅团长送信的人都没有呢。这一仗,打得真痛快,不但消灭了八百多敌人,打毁了三十多辆汽车,而且缴获了很多战利品。更重要的是,这一仗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一仗之后,据说气得那个躲在汾阳城里的日军旅团长暴跳如雷,但是这个顽固不化的侵略者怎么也找不出他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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