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加抗战集训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开始了以组织武装为中心的各项准备工作，设想是宏伟的，计划发动十几个地区的抗日武装起义。在济南市，集中了几批青年学生（包括平津流亡学生），由民先出面，为范筑先等抗日武装招募新兵，举办短期抗日集训班。讲座设在乡村师范、一师及高中等处，参加集训的青年大多数是民先队员和一部分党员。我当时是济南高中党支部委员，梁玉振同志是支部书记。党支部决定让我参加集训，当时担任集训任务的是刘致远等4位红军干部。这一措施与国民党集训高中学生的措施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抗日政策和军事路线的比赛。国民党的集训我也参加了，他们只搞立正、稍息、开步走，但不搞射击，只字不讲日本侵华的消息，却大讲“新生活运动”，什么“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等封建道德观，实际上是束缚青年的抗日热情。为揭露国民党韩复榘消极抗日的嘴脸，我们在军营内搞反集训，军营外搞反会考，梁玉振两头指挥01936年冬，高中党支部曾宣传过以陶行之署名忆泰西的后勤工作（实际是刘少奇）论述游击战的小册子，在我党主持的讲座会上则是以毛泽东主席对抗日战争的前途的分析、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主，也涉及到红军长征的战例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原则。这些内容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奇，也很愿意学。这次讲座，的确把红军铁流二万五千里的胜利形象灌输到革命青年的思想中去了。
1937年10月底，省委迁到泰安城之后，更具体部署了徂徕山和泰西地区如何组织发动抗日游击武装的问题。我那时还在济宁市组织济南市学校南迁的救亡活动011月底，省委准备我去延安，便又回到省委，在泰安参加了十多天的政治军事训练。这次训练印象更深刻，“风雨不停爬泰山，飞雪沐浴黑龙潭”，这是终生难忘的。这次军训是由洪涛、廖容标和杨国夫等几位同志主讲，具体讲了很多游击战术实例，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对游击战的十六字要诀讲的，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拿起来就可以用的感觉012月份正遇上日军轰炸泰安城，大家都进防空洞，而洪涛同志却把它当作空袭的现场演习，联系长征途中如何防空袭，向我们说明空袭并不可怕。他还伸出左臂让大家看他身上保存的两块弹片。这些事例对大家的教育极深。我们白天军事训练，晚上政治学习，省委秘书长景晓村同志主持讨论会，主要内容是说明立三路线和张国焘问题给我党带来的危害，尤其是谈张国焘如何摧残红四方面军及知识分子，令人发指，引导我们作了深入的讨论。这些活动对在农村组织游击战争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轰炸的第二天，景晓村同志就把我介绍给张北华同志，要我们到泰西组织游击队，改变了去延安的计划。二、泰西的勇敢实践
泰西的整个情况已有很多材料介绍，现我只就经济活动方面的情况作些补充。
1．利用原有区、乡政权取得物资保证。我们在组织部队的同时，也考虑了物资保证问题，从来源和使用都认真地作了分析。主要是通过试点，夏张镇就是第一个试点。第一是选择争取进步的原镇长马世进同志，取得了枪支。在当时，取得枪支是主要的，北华同志最重视和关心这件事。第二、作了些经济分析，动员地主、资本家支援自卫队以获取粮食，并从学校、酒店得到部分经济、房屋的支援。这些情况，增加了我们对如何利用原有政权的必要性的认识。之所以有这个可能性，是因为在抗战的总目标下，抗日救国是人心所向，这些旧政权虽然未加改组，但也有倾向抗战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具体化，也是我党的策略思想的实现。武圣域是原泰安县十区区长，有区武装及供应关系，他们的武器粮款是比较充裕的，争取这股力量参加抗战，对自卫团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这是进步地区。有些地区受少数反动势力的制约，如二区薛家俊就长期与我们争夺地盘和群众。我们也曾与王永乐及国民党八十一师联合过，他们仍有一定的力量来欺骗群众，主要是传统的正统观念，而我们的斗争经验不足，以致在兵源、财粮资源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即使有这些试点，由于受旧思想的束缚，一般群众不愿脱离本乡本土，因此我们形成一股拳头力量就有一定困难。
面对出现的各种困难，我们是能够克服的，关键是一个政治素质坚强、具有不怕牺牲、勇于开拓的领导核心。以张北华、远静沧同志为首，夏振秋、崔子明、李文甫、徐麟村、王仲范等同志，他们都是在敌人监狱中经过锻炼的英勇战士，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生活作风上更是吃苦在前，与同志们同甘共苦，模范表率作用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尤其是北华和静沧同志事迹很多，略述几句，以示怀念。北华虽非军人，但军事素养很高，这对我一直是个谜。后来听他的同狱战友讲，他在担任省委书记时就指挥过武装暴动，结果失败了，他认为不懂军事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即使在坐监狱的时候，仍坚持学习军事知识，同狱的同志还有些不理解。后来我们才理解了他的军事能力不是临时灵感的作用。以后领导上要他做政治工作，他有些看法，有的同志因此对他也产生看法，几乎产生误会。但北华同志还是服从组织决定，顾全大局的。我在泰安初次接触他，就深感他行动迅速、处事果断。早上6点钟我未起床，他就催我起身，我没吃饭就随他走了口我们俩人背着近20公斤的行李，步行到蒿里山才雇了一个小驴。他出狱不久，身体还很虚弱口到夏张后更不分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十几天的时间跑遍了泰西已有的几个点，成功地组织了武装起义。队伍拉起来后，他感到了经费粮秣的困难，以身作则拿出了仅有的10元钱，我们也仿效着做了，我交了5元。我们把私蓄交公之后，从此变成“吃公粮”的人口我们连理发、修胡子的钱也没有了，只好蓄起来。蓄发冬季有好处，夏天就不行了，只好请警卫员代理，从此形成互助理发的习惯。我们的这一行动，对其他同志影响较大。由于大家没有钱，就变为送粮食口我们对这些同志的家境是比较清楚的，他们在几年的监狱斗争中几乎是倾家荡产。如崔子明，孩子多，因生活费问题还曾引起家庭不和，孩子有病也没有钱洽。他们为了组织队伍，迎来送往的人很多，还有接待任务，真是全力支持着自卫团。北华、静沧同志处处想到群众，宁愿住山洞、庙宇、学校，也不住在群众家里，泰肥山区的四五个大庙都让我们住遍了。由于生活困难，半年来我们是不知腥荤的，但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这一点，我们克服困难、战胜饥饿就有了信心。由于他们带头而形成的部队群众性的行为，自然也传到老百姓的耳朵里，赢得了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事例很多，略举几例：
搬倒井施大爷和响水寺陈道士母子的行为是感人至深的01962年我会同曹龙骧同志去拜访过他们，陈道士已去世，只见到施大爷。我们先后在响水寺住过两次约十几天，陈道士母子家境比较清贫，但出于对部队的爱护，不惜把50斤存粮给我们熬粥喝，柴草尽用，我们费了好多口舌，他们才把米款收下。
施大爷即原泰安地委组织部长陈涛同志的父亲，当我们在鹁鸽崖山洞时，距施大爷家很近。当时有人造谣说我们是土匪，他认识夏天任同志，是他儿子的老师，便自动帮我们辟谣，并请我们搬到他家住，给部队很大鼓舞。以后，他一直在地方做交通工作，1942年后泰西环境急剧恶化时仍坚持工作，对革命是有贡献的，而他一生做着默默无闻的工作，其精神也是令人钦佩的。
2．武装宣传和沿村募捐的尝试。施大爷和陈道士母子的行为给我们以启示，当我们到各村宣传时，口干舌燥，群众就给我们送开水，有时还送干粮，解决我们的辘辘饥肠。我们回去后与远静沧、夏振秋同志商议，可否提出“募捐’’？他们同意，并说；可以借这机会对农村做些阶级调查。我们开始了“募捐”活动，每次出去半天可收到几十斤干粮，这些干粮是五花八门的，有煎饼、窝窝头、红薯，有玉米、小米做的，也有高粱做的，而煎饼也是有酸的有甜的。吃时很简单，新鲜的煎饼夹上大葱、面酱非常香，但在当时是吃不到的，因’为给的多是干了的煎饼，但干的吃时也简单，用开水泡一下加点盐，就是好的饭加汤，3分钟就吃饱了。煎饼是一种很容易保存的军粮，据说是古代的军粮，在这里落了户，但制作比较麻烦，一个妇女一天只摊几十斤，故不便推广作为军粮。
我们这样做，有点像沿村乞讨，同志们有说法，尤其是对窝窝头有意见，但我们从这些活动中得到启发：群众有热情，爱护抗日的部队。这增加了我们克服困难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农村经济情况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贫困户比重不小，的确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富裕户（包括中农、富农、地主）有粮食，是我们征粮的主要对象。了解了这些情况，使我们心中有了数，也找到了办法，因为当时的口号是“有粮出粮”，富裕户出粮食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第二次进肥城后，就停止了沿村募捐的办法。为了减轻农村人民的负担，部队集训也不远途运粮了，个别情况有运粮的，如武圣域的部队就带着粮食（数量不多）来集训。
首先，我们向大地主李子英借粮，同时吃“义仓”粮。在肥城3个月有二千多人分批集训，平均每天有300人。我们保证每人每天一顿馒头。柴草是向邻近农村摊派的，馒头则是集中了十几家作坊，我们用麦子换的01斤馒头用1.2斤麦子交换，作坊每斤馒头赚4两粮，兑换率虽稍高一些，但他们积极性很高，还展开了竞争。有时粮食接不上，他们也愿意赊欠馒头，其中还有“牛舌头”和“千层饼”，上边雪白，下面焦黄，吃的时候不用小菜也会自动地向肚里“跑”o在粮食分配上虽出现过一些争论，但基本还是满意的。更值得纪念的是，在撤出肥城时因太仓促，欠的粮食没有还清，直到抗战胜利才由人民政府还清了。这些作坊户对抗日有功，“千层饼”也光荣。
“义仓”和地主的粮食是由二大队陈惠民、乔绶卿带队押运的。第二个是杨家花园的粮食，是我和袁振同志带宣传队运的。为了照顾看粮仓的人，每人留下100斤左右的仓底，为此我们宣传队写了传单，宣传我们的政策。泰安张树之（资本家兼地主）的粮食，是子明同志负责起运的，当地的顽固派谭四和我们争夺，几乎打了起来，经子明同志妥善处理才算和解了。东平苇子河赵家，有粮更有枪，是北华同志处理的。这种办法各大队也仿效，向中小地主借了一些。有时征粮的面大了一些，叫作“征粮吃大户”，小地主或中、富农也成了对象。我们的款项也向酒店、酱园甚至药铺借过，出肥城时，会计田玉甫同志向他老丈人的酒店借了300元现钞。以后就正式地采用了募捐的办法。这种以军代政的办法一直维持到1939年，地方政府成立之后，就逐渐由政府负责了。我们发现泰安地区，尤其是汶河沿岸的“汶阳之田”盛产黄麻及麦子，向城市贩卖量很大，我们确定为“资敌物资”，请各大队在驻地查访，采取没收或收买的办法，作为我们的经济来源之一，但对肥城桃子没有这样办。
3．缴获归公。这是我们一项严格的纪律，也是我们武器、弹药、款项、物资的重要来源。我记得六支队一团做得是比较好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范筑先部队得到一部分军饷，数目虽然不多也有一些积蓄，打薛家俊后，他们把缴获的款项一次上交近万元。其他大队都是自给自足的，而团部本身是比较清贫的。搞自卫团时，在款项收支上没有做到统收统支，直到六支队成立之后，才逐步走向正规。北华同志对经济纪律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并以身作则。他曾要我把3个月的经费开支在全体大会上作了经济公开的报告，树立了榜样。这一办法对各大队作为一条纪律和制度，以训令方式下达。各大队虽然有些“贫富不均”，但差额也不太大，又加上经济公开这一严格的制度，各队就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根本的是各队负责人有自觉性，即使没有上级指示，各大队也常常互相支援。后来规定统收统支，各团队的经济机动权还是很大的，这也是由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决定的。
4．加强生活管理，改善部队伙食。部队初建时期，炊事力量比较薄弱，供给与管理混在一起，有顾此失彼的现象，很多连队差不多是向农民派饭，募捐来的粮食种类很多，质．量很低。前边谈到的高粱窝窝、饼子，同志们吃了多是胀肚子，胃酸过多，又很难下咽。因为它冷了很硬，啃不动，又是古铜色的，同志们都叫它“钢盔”。我们这个地区是盛产高粱的，在贫苦农民家几乎是主食，又加上这种作物可以综合利用，如杆秸可烧、可盖屋、做席子，叶子可作牛饲料，粮食除人吃外，又是造酒的原料，因此，不仅泰西区，而且整个冀鲁豫大平原都很多。为了使这种粮食适合战士胃口，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如用辣子刺激唾液，使它容易咀嚼下咽，我们叫它“下糠王”，但吃多了肛门受不了。有人建议掺豆面做成什面的办法，经试验效果不错。下锅之前先用油热锅，加些盐、菜制成热汤，然后放进什面饼或窝窝头下锅煮，就成了香喷喷的什烩，既是饭又是菜还是汤，一人一碗可以吃得满头大汗，浑身舒畅，人们叫它“一锅熟、一碗端”的大杂烩。这种饭食鲁西区更多。这种高梁是天然的青纱帐，为了军事需要，我们党和政府还号召农民多种一些。说也奇怪，这种粮食一般并没有成为部队的主食，只有最困难的1941至1942年吃得多一些，除此之外我们的主食仍然是小米。麦子当然也没有成为主食，只有病号做面条叫“病号面”，或者过节包水饺，改善一下。另外也有习惯问题，如南方同志习惯吃白米饭，但北方没有，就以小米代替，我们叫做“以金饭换银饭。”
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六支队在艰苦奋斗方面是比较出名的，我认为这与我们的领导作风有关。艰苦奋斗与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矛盾，但有人容易误会。 1938年四五月间，我们在边家院一带驻防时，正是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伙食管理有些放松，部队伙食不如在肥城时好了。我们发觉后加强了管理，很快就改善了，保证热菜热饭，每人分3分钱菜金，比在肥城时也提高了，内部的议论也消失了。国民党泰安县长王永乐等和我们驻地相近，他们搜刮人民，伙食衣着确实比我们好，相比之下，他就很得意，说我们是“穷八路”、“叫化子部队”，在他们看来，这样下去队伍是不能持久的。郁仁治由于招待不好，也不高兴和我们谈判就跑了。但他们都忘记了根本的一条：我们是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这些外界的风浪也影响到我们内部的不坚定分子，我们抓紧了整顿教育，处理了几个动摇分子。以后我们感到，后勤必须有坚强的政治工作作保证。后勤工作本身就寓有很多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物资利用上也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而物资征集又必须有严格的政策，三者是缺一不可的。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在经济活动中培养了我们的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作风。以后部队升级为主力兵团的教三旅九团，艰苦奋斗的作风依然得到好评。
在泰西部队从事后勤工作的广大干部也保持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同志们都坚持做着默默无闻的繁重工作。当时也有少数干部不愿做后勤工作，有的愿意打仗，有的愿意做政治工作，动机一般是要求发挥特长，只有少数认为不如军事和政治工作被人看得起。而我们的领导是重视后勤工作的，经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对后勤干部也很尊重。如当时最高领导者杨得志等同志对后勤干部是很熟悉的01978年他住301医院，我们去探望他时，他对当年很多后勤干部的名字记忆很清楚，甚至比我们记得还多。
部队本身从上到下都是重视粮秣工作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仅仅是一个动员口号，在实际行动中也是按照这一规律去办的。我们当时没有车马运输条件，也没有动员农民运粮草，我们实行的是“就食于民“。以后就转向战士自带粮食，每人一条粮袋，可装10斤左右，好在指战员行装不多，除了一杆枪之外，可以说是起来一身，躺倒一铺。
后勤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大有可为的。在泰西后勤战线上勤奋工作的同志们所创立的业绩，应该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