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下十二句忆祖父事。我家族祖藉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一空桥村。祖父，张永江（1898—1957），曾入学私塾二年。终生务农，精于农耕技术。青壮年时期历经多次战乱，曾在生命最危机关头、从枪口下将我村农救会会长救出（见拙作《儿时记忆（四）爷爷枪口救会长》）。在遭受我伯父被绑架勒索、我父亲被抓进保安团三个月乘机逃脱、参加独立营遭伏击侥幸活命（详见后述）等一系列事件的打击后，祖父渴望远离纷扰，过安静、平和的生活。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即潜心园艺。至五十年代中期，他所经营的园地已有桃树十几棵，李树二十多棵及韭菜、大蒜、辣椒、黄瓜、西红柿、大葱、山药等各种蔬菜品种。他每天早出晚归，精心管理，后在园内建起护园小屋，门前沙砌小鱼池，更对小园喜爱有加，几至痴迷程度。祖父终日在园内劳作，风雨无阻，废寝忘餐，菜（果）园已成其生命的一部分，须臾不可分离。然而就在此时，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展开，他苦心经营的菜（果）园一朝被收归生产队所有，剥夺了他的经营管理权。特别当他目睹亲手播种、嫁接、历经数年培育起来的几十棵果树被糟蹋殆尽时，他心疼如刀绞，终日抑郁愤懑。半年后即发现吞咽困难，一年后因食道癌水食不进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八周岁。“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祖父的过早离去，令全家人慨叹悲惜，痛彻心扉。
（2）陶渊明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句，此指祖父仰慕陶之田园生活，思趋之。
（3）以下十四句忆祖母事。祖母，张氏（1898—1981），生于庞家村，终生从事家务劳动。我虚岁三岁即随其生活，吃喝拉撒全由祖母照料，直至我上中学、大学才逐渐离开。但星期天回家及寒暑假仍与祖母同吃同住、同睡一炕。在我之前，一岁即随祖母生活、由祖母照料长大的是我的堂兄俊英（长兄），在我之后是我堂弟俊生（五弟），再后是堂妹俊芳（时间稍短）。祖母为我兄妹几人从幼年、童年直至长大成人，含辛茹苦、操劳终生。祖母的养育之恩，我们难以忘怀；祖孙之情，永无割舍。长兄读初二时，因感染肺结核休学一年。当时肺结核无药可治，且传染性强，致人死亡率高，人皆惧怕。祖母含着眼泪每天早晨用开水冲两个鸡蛋给长兄喝，一日三次让其饮用自己培养的“海宝”水（蕈类的一种），一年之后，长兄竟奇迹般痊愈、复学。多年之后，每每提及此事，长兄都泪眼汪汪丶感动不已。1971年，祖母已七十三岁高龄，毅然远赴郯城为我照看儿子。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人单独生活，衣食住行全凭自理。直至1981年不幸摔伤，被救起后卧床数月即病逝，享年八十四岁。祖母至病逝前几小时仍神志清醒，言语清晰，溘然长逝，令人痛惜不已。
（4）以下十四句忆伯父母事。伯父张淮（1916—2003），曾入学私塾四年。伯母管玉琴（1921—2008），生于戈翟村，终生从事家务劳动，是操持家务的能手。伯父善经营，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在务农间隙展转于当地集市从事各类贸易活动，不幸被土匪秦三绑架勒索钱财（俗称绑票）。土匪除对伯父进行强逼威胁外，还施以肉体折磨，将其双腿膝盖之上绑定在长条板凳上，然后用力将小腿掀起在下面垫砖。受刑人双腿疼痛难忍，以致造成终生残疾（伯父后半生时常腿疼即由此引起）。伯父突然失踪令祖父母惊恐万分，遂托人四处打听下落。得知被绑架后，当即贱卖好地旧制五分（约相当市亩二亩），火速持钱赶往伯父被绑架地点将其救出。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中期，伯父边务农边摆摊经营生活日用品，讲求诚信，周围村庄皆知其名。合私合营后，他经营的全部小商品及货架丶货柜等全部归公，他则先后在桥西村和本村供销社任售货员，六O年前后在高里供销社看管商品仓库兼管分拨批发。伯父与我父亲从小生活一起，直至各自娶妻生子、子辈长大成人也没有分家，在当地传为佳话，成为家庭和睦相处之典范。古人云“忠厚传家远”、“家和万事兴”，至五十年代中期，全家近二十口人，长幼有序，各司其职；家业中兴，人心融融。1950年新建石基砖墙凤凰檐北屋五间，五四年家中同时有三人上中学，四人上小学。这在当地曾引起不小轰动，令三村四邻交口称赞。
（5）以下十八句忆父母事。父亲张渭（1918—2008），曾入学私塾两年。母亲刘秀兰（1913—1985），生于高里村。青壮年时期母亲曾在家从事手工编织发网（供出口）、在本村猪鬃工厂从事手工制鬃。母亲心灵手巧，是村里有名的手工制鬃、结发网的能手。除此之外，母亲终生从事家务劳动，勤劳而纯朴。父亲一生以务农为主。曾被当地保安团抓去当兵，三个月后乘隙逃脱。1946年报名参加潍北八路军独立营。1946年3月26日拂晓，十倍与我之敌军突然包围独立营驻地双杨镇王固庄村，我军被迫自卫还击，激战十个多小时，终因弹药不继、寡不敌众，被敌军攻入村内，我军伤亡惨重。300多人，除八人突围成功，多数壮烈牺牲，少数受伤被俘。我村新入伍者8人遇难。此即山东潍县著名的“王固庄（王姑娘）惨案”。父亲几人在突围奔跑中遭遇敌军机枪迎面扫射，除父亲外，其余人皆瞬间中弹倒地身亡。我父亲虽也同时倒地，却是被大衣拌倒，并未中弹。敌人误以为全部被击毙，立即掉头追赶我军其他人员。稍后，待枪声渐远，父亲立即爬起，脱掉新发军衣，翻墙进入一邻街住户家中，在其院内秫秸攒里躲避一天一夜，待外面完全平静后才从里面走了出来，打听到我军去向后重又归队。解放后，因祖父有病坚持要求其回家，经本村乡长张永正与部队取得联系并征得部队同意后返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与人合伙开办过棉花房（弹、轧棉花）、制鬃工厂等，但都为期不长，仅四、五年时间。自1959下半年至1962年蔓延全国的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山东是重灾区之一，因饥饿而浮肿丶死人现象十分普遍。仅二百多户的一空桥村，一天曾死到九人，有的竟全家死绝，以致出现死后几天无人发现、发现后近亲无人能抬遗体掩埋的惨象。至六O年春节，我父母弟妹一家四口仅余六斤面粉，别无其他可食之物，全家生活陷入绝境。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坐以待毙，全家饿死；二是冒死逃亡东北或能侥幸苟活。父亲毅然选择了后者。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六O年正月初到达黑龙江省汤原县莲江口公社新民大队后新民小队，靠土豆野菜勉强维持了全家生命，度过了难关（逃亡东北车途经过，详见拙作《庚子流亡行》）。第二年又遇松花江决口，洪水滔滔，一家四口被阻四地，月余无消息。全家千辛万苦搭建起来用以藏身的茅草屋和即将收获的秋季作物付之汪洋。文革期间，父亲又因任小队会计蒙冤遭受批斗。流落东北二十余年，其间生活之艰辛、遭遇之险恶，难以尽述。但即使在如此艰难情况下，父母仍节衣缩食、千方百计供我和弟弟上学。至八四年，父母迁来枣庄，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但此时母亲肺心病严重，多次入院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五年冬病逝，享年七十三岁。父亲先后患肾炎、胃病、肺炎等，二OO八年与世长辞。父母终生劳顿、颠沛流离，为儿女、为生计呕心沥血、倍尝艰辛。每忆及他们一生，令人唏嘘不已、感戴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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