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中旬的一天，支队司令员张鼎承同志命令我带几个同志随王集成同志去接待一个爱国华侨团体，并担任该团体的教导员。第二天，“菲律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由漳州乘车抵达白土。车一停，侨胞们高兴地下车，等候多时的支队首长迎上前去，同他们握手致意。一位身材修长、着笔挺西装、鼻架金丝眼镜的青年侨胞，就是服务团团长沈尔七同志。到了驻地，我领沈团长去看宿营处。由于没有床，我们弄来很多稻草，给他们垫起了又厚又软的地铺，并想方设法借到几块门板，支起三张高铺，准备让几位服务团负责人单住一个房间。
沈团长看见团员们睡的地铺，连连笑道：“好得很，好得很!真是太感谢了。”可他看到为他们三位负责人架的高铺时，却沉吟起来。他问：“只有这几张铺吗?”我解释说，实在借不到更多的门板，只好将就一点了。他想了想，客气地说：“对不起，我有点事去一下，•这睡觉问题等下再决定吧。”我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脸上挂着歉意的笑容告诉我，他同另外两位负责人商议过了，他们可以单睡一个房间，因为要研究工作，这样方便些，但要和团员们一样，都睡地铺，希望我们把门板还掉。我说：“这是我们安排的。别人不会说闲话。”他淡淡一笑：“不好不好，我是负责人，又是共产党员，不能比大家特殊。”我不由得一怔，心头涌上了一股热流……他是一个多么严于律己的服务团长啊!当晚，我们同服务团的侨胞们开了个座谈会。会上，沈团长首先介绍了服务团回国参战的经过。
这支服务团大多数团员是菲律宾华侨，还有新加坡、泰国华侨。他们满怀爱国激/情，在海外亲人赞助下，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介绍了部队情况后，沈团长代表大家要求把他们同部队一样对待，让他们出操训练，站岗放哨，扛枪打仗。服务团到达的第二天，支队首长张鼎承、谭震林、罗忠毅、王集成等前来驻地看望他们。服务团全体团员在门前列队迎接。我惊异地发现一身书生气的沈团长口令喊得准确有力，颇有点军人气质。张司令员一口福建永定话，服务团团员大都听不懂，于是谭震林副司令员即席“翻译”讲解。张司令员盛赞侨胞们的爱国举动，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沈团长代表全团感谢支队首长们的关怀。他激动地说：“海外华侨同是黄帝子孙，我们身在国外心系祖国，时值民族存亡之际，我们焉有坐视不问之理?因而回乡参加救国之战。我们全体团员素仰共产党领导之新四军坚决抗日、一心救国，今能参加英勇的新四军，皆感不胜荣光!我们一定努力宣传，奋勇作战，服从上级，遵守军纪，尽心尽力，精忠报国……”
首长们都称许地连连点头。服务团加入新四军才两三天，就经受了入伍后的第一次考验。为了扩大我军影响，支队首长同意华侨服务团到国民党控制的龙岩城去宣传的请求。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战之际，龙岩国民党当局只得对这些华侨抗日战士表示欢迎。服务团进城后，住在我党联络点“三千”旅社，当时住在该旅社的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亲切地看望了团员们。
第二天，团员们兵分两路：一部分上街头宣传；一部分参加国民党当局召开的各界人士欢迎侨胞的座谈会。会上，致欢迎词的国民党官员先高谈了一通“血战到底”之类的论调。沈团长也介绍了服务团回国的经过。正说之间，忽然空袭警报响了。两架日本飞机到龙岩城投弹轰炸，会场里顿时一片混乱，刚刚还在侈谈“血战”的国民党官员们，一个个慌慌张张地钻进了防空洞，撇下侨胞不顾了。团员们都未见过这个阵势，也不禁有些惊慌失措。沈团长却显得异常镇定，他大喊一声：“同胞们，不要慌!”大家顿时冷静下来，沈团长沉着地指挥团员们分散隐蔽，而后自己才找了个地方蹲下来。敌机走了很久，国民党尊贵们才慢慢腾腾从防空}同里钻出来，口中还念念有词：“从来没有来过……从来没有……”我们对沈团长在危险面前竞能如此镇定，感到十分钦佩，因为他从j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啊!他笑了笑对我说：“其实当时我心里也很紧张，但一看到别的同胞不知怎么办好，就想一定不能让他们伤亡。想着照顾)家，自己也就忘掉怕了……”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我支队奉命北上抗日前线。命令下达后，指{员们投入了紧张的出发准备工作。可当时侨胞们刚到支队，为了让服务l很快适应部队的紧张生活，沈团长带头脱下西装，换上军衣，把自己的行李统统寄送掉。他的行动影响了大家，团员们统统脱下西装革履，!上军衣草鞋。部队踏上了征程。意气风发的服务团沿途不断进行抗日宣传。沈团{是个多面手，一会儿打拍子指挥合唱，一会儿戴着破礼帽扮演汉奸，一：儿又吹起口琴为演员们伴奏，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演出热情风趣，逗得观众笑声不绝。他们热爱祖国的耿耿忠心感染了沿途的群众。一些青年看完他们的演出后，当场报名参了军。
尽管热情高涨，行军对于侨胞们来说还是一个大难题。崎岖的山路，磨脚的草鞋，很快把大家变成了“泡”兵。沈团长脚底也打了泡，一挪步就疼得钻心，可他依然若无其事地帮助别人背枪背包，跑前跑后进行鼓动。就这样，全团同志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从白土到赣州，徒步行军几百里，无一人掉队。在吉安总结时，全团一致评选沈团长为“模范军人”。通过各种艰苦斗争的考验，沈团长逐渐磨炼成了成熟的指挥员。部队进入皖南后，他完全像一名老练的干部了。他不但肯干，而且肯动脑筋，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工作方式。支队开到屯溪，这是国民党三战区的驻地。一些国民党军士兵看到我们张贴标语，落款是“华侨服务团”，都好奇地围拢来看这些海外归来的“洋”人。沈团长便趁机对他们展开了抗日宣传。沈团长的讲话，深入浅出又生动风趣。沈团长讲演完毕，这些士兵热烈鼓掌，有的同他握手，有的向他敬烟，还有的跷起大拇指：“新四军的官长真有两下子!”沈尔七同志随部队到了云岭后，被分配在军政治部搞民运工作。
一九三八年夏天，他奉命再度出国，带回了大量募捐款、药品和军需物资。他带过来的一支军乐队，受到了叶挺等军首长和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他第二次出国回来后，被调到军部教导总队九队学习，当时，我也在九队工作。军首长十分关怀沈尔七同志。叶挺军长亲自同他谈话，并请他吃饭。然而，沈尔七同志从不因此骄傲自满，反而以此作为鞭策自己勤奋学习的动力。这位年轻潇洒的侨胞在军部十分引人注目，几位女同志都悄悄爱上了他，有的还托人向他表白，可他始终没有表态。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快变老头了，还不讨个夫人哪!”他腼腆又严肃地说：“国难当头，岂是考虑这类事的时候。日寇一天打不走，我就一天不娶亲!”这位一心学岳飞“精忠报国”的华侨英雄，直到一九四一年牺牲，还是独身一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抗战，献给了祖国!一九三九年六月，我去江南敌后工作，因走得仓促，只匆匆与沈尔七同志交谈几句便分手了。不料，此次分别竟成了我们的永诀。后来，听说他又第三次奉命出国。
一九四一年，当他率领第三批爱国侨胞回国参战时，皖南事变爆发了。他们无法返回军部，只得转往广东参加了东江游击支队。在一次战斗中，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华侨战士为祖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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