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占平津后，北平，天津等城市，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渡海流亡到山东。当时盘据在山东的军阀韩复榘，既害怕日寇侵占山东，又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借抗战进入山东，为保存自己的地盘，遂指使余心清组织第三集团军政训人员训练班，招收流亡青年，施以短期训练，派往各县组织民众，借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这时我党正在争取韩复榘，与韩谈判合作抗战，遂指使流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参加政训人员训练班，团结山东地方爱国青年共同抗敌。这个训练班名义上由余心清任主任，实际上主持班内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是我党的党员和左派抗日分子，如当时任政治教员的有张有渔、黄松龄和许德瑗，军事教员为徐维扬等，齐燕铭和陈北鸥等主持教务事宜o、~韩复榘统治山东七、八年间醉心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曾在济南办了个“乡农学校军事教练养成所”，招收中学毕业的青年，施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教育后，派到农村任乡农学校教练。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韩复榘也将这一训练机构并入政训人员训练班。
第三集团军政训人员训练班，于八月底先在辛庄营房成立后迁移到千佛山下原乡农学校教练养成所旧址。先后两次招收进学员一千二百多人，其中平滓流亡学生五百多人，原乡农学校教练养成所的学员二百余人，其余为当地失学失业青年。这个训练班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完全是被我们党所控制的。所讲功课内容，都是当时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国际形势、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等。但军事训练却被韩复榘的三路军1日军官把持。虽然在华北各地战争中，国民党的军队每战必败，说明旧式的军训抵抗不住fj寇的进攻，但是韩复榘仍要以旧式操法来训练发动民众抗战的政训工作人员。九月济南的天气还是很灼热的，韩复榘的旧军官每天集合我们在操场上进行冯玉祥西北军式的操练，特别是军事管理方面，完全是陈腐的西北军的一套。青年学生进入训练班，男生要弟g光头，女生要把头发剪成平头式。教官们教的军歌，也是西北军利用基督教诗的歌谱，填上精神教育内容的歌词，因此在这个训练所里，对迫切要求抗日的青年们来说，在精神上并不是很舒畅的。
这时，日寇因为正集中兵力在上海和山西发动进攻。对平汉、津浦两线的进攻甚为迟缓，并对韩复榘施展阴谋活动一，如日寇飞机虽飞临济南上空，但并不投弹轰炸，而且还向山东省政府投通信袋等。冯玉祥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督率东北军吴克仁、刘多荃和西北军冯治安、庞丙勋等部在津浦北段阻击日军，被日军压迫．向山东境内败退。冯调韩军北上增援，韩幻想日寇不会进入山东，亦不积极派兵应援。当时济南流传着韩复榘和日本妥协的谣言。因之，我们这些同学都非常惶惑。希望早日到战地去工作。
十月十日双十节前的一天，齐燕铭代表政训班把各中队的民先队的负责人找去，透露一个消息，说不久聊城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就要派他的秘书张维翰来接同学们去鲁西北发动民众抗日。接着，住在外边的留日同学姚第鸿、，冯基民、邵子言、解彭年、徐茂里，东北军军官于会川、王唯一，北平中国学院的、同学管大同、吕世隆、张舒礼（纪光）、高元贵、。-．刘子苯等都忙碌起来。这些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而且年岁较大，都接受了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少校干事军衔，．准备带同学们去聊城。
十月十三日下午，齐燕铭宣布了去聊城同学的名单共计有二百四十名，还有二十多名被派到孙桐萱的二十师和李汉章的七十四师去作政训工作。训练班内的平津来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及当地投考来的进步青年，除去百余名女生外，绝大多数都派往聊城了。因在韩复榘的旧军队里根本不能开展工作，宣布派到二十师和七十四师的同学以后也派到聊城来了。 十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张维翰来到政训人员训练班，薛齐燕铭介绍，向去聊城的同学讲话。他代表范筑先专员，向同学们表示了欢迎之意，并介绍鲁西北人民如何强悍、朴实，那里枪支很多，正待同学们去发动抗日等。接着由姚第鸿宣布了编队名单，然后讲话说：“从今天起，大家不再是学生，而是军人了，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再就是行动起来要迅速、敏捷、快，……”下午一时后，由张维翰、姚第鸿、冯基民、邵子言，解彭年、于会川、徐茂里等率领二百四十几名青年分成三批，离开了千佛山下的政训人员训练班。
这时日军又开始向鲁北各地进攻，韩复榘三路军曹福林、展书堂两师撤退到禹城徒骇河南岸布防。东北军、西北军各部纷纷渡过黄河。济南市面很多商店关门，市民纷纷搬家，呈现了混乱状态。而这二百多名手无寸铁的青年，唱着“向前走，别后退”的救亡歌曲，雄赳赳地通过商埠向城西北黄河渡口走去，给市民以兴奋之感。当时我们这些人虽无战争经验，但被党的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寇，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思想所武装，所以敢于向敌后进军，而国民党的军队虽然有机关枪和大炮等武器装备，但因长期受国民党的“日寇武器精良，三个月可以灭亡中国”的恐日宣传所毒化，所以看见日本鬼子就跑。这样一南逃，一北进，在人民面前呈现显明的对照。但是我们这些人毕竟还是缺乏军事锻炼的，虽然精神很旺盛，但在行军二、三小时后，有不少同学脚上都磨起了泡，特别是那些城市生活惯了的同学，脚上还穿着大皮鞋，这时脚肿得穿不上皮鞋，就换上布鞋继续行军。也有的同学因为脚上起泡掉了队。因为我们行军速度不快，济南距齐河黄河渡口虽然只有四十里，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达渡口。因为渡船很少，同学们只好分批渡河。齐河县城离黄河渡口并不远，但因渡河浪费时间，等到大家赶到齐河县城时，天已经昏黑了。这时齐河县城的大小官员早已潜逃一空，老百姓也都离开城厢到农村避乱，偌大的齐河城竟成了一座空城。我们宿营在城东南角一座破庙里，在漫长的秋夜里，不时从东北禹城方向传来稀疏的炮声。
十六日早晨，大家在破庙里吃了一顿冷馍就咸菜的早餐，就由张维翰、姚第鸿，子会川等率领着沿黄河大堤向聊城迸发。沿途不断遇见临清第四区专员赵仁泉部的官员，携带家眷车辆载着细软南逃。还有赵的保安队，押着临清、高唐一带的壮丁向黄河南撤退。还遇见了从河北东光一带败退下来的东北军，他们军纪败坏，沿途抓民夫抬武器，到老百姓家捉鸡杀猪，翻箱倒柜，逼的公路两旁村庄的群众逃避一空。特别残暴的是赵仁泉，他的士兵沿途惨杀逃跑的壮丁，给黄河沿岸农村带来了一片恐怖。同学们目睹上述凄惨景象非常愤慨，希望很快到达聊城与范专员会合，把鲁西北的人民动员起来，承担起抗日救国的任务。
中午，我们在齐河官庄“打尖”以后，聊城第六区专员公署派汽车来接我们，同学们即分别上汽车，沿济、聊公路向聊城进发，太阳偏西的时候，到达了聊城。下午，于会川、张纪光率领的六十名先头队员，因听说范专员准备撤退，未在聊城站脚即返回济南。
张维翰、姚第鸿等率领的一队于当日黄昏到达聊城。六区专员公署派员把我们安排住宿在聊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内。为了慰劳同学们的到达，范专员还派专署的职员送来肉莱和馍馍等食品。正当晚饭后大家打开了行李，有的在铺上躺着休息，有的吹口琴，有的唱救亡歌曲的时候，突然传来了范专员接到韩主席的命令，要范率领专署行政人员和保安部队，一撤退到黄河南去的消息。真如晴天的一个霹雳，大家立刻就吵嚷起来了：“韩复榘在山东刮地皮七、八年，对日本人不放一枪就跑了！”“我们决不能像韩复榘那样孬种，一定要和日本鬼子拼拼。”有的对范筑先也有不满情绪，说：“韩复榘要走，范专员为什么也要跟着走呢?",“范专员没有抗战决心，为什么接我们来聊城呢？”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话的都有，一直骂韩复榘是不抵抗主义，对范筑先要跟着韩复榘撤退也不赞成。
新从济南到聊城的一百七八十名青年政训服务员，不赞成撤退的意见，很快传到专员公署。范筑先听说一部分政训人员要留下抗战，就传下话来让大家讨论，说愿意留下的他可以发枪，不愿意留下的可以随他撤退。这样当天晚上就在聊城省立第二中学的楼前展开了讨论。史钦琛同学说：“鲁西北人民强悍，地方有很多枪支，我们可以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以抗击日寇的进攻。”张承先同学说：“冀南和鲁西北人民都富有反抗封建压迫斗争的传统，只要我们深入到民众中去发动，一定可以组织起游击队，把日本鬼子打出去！”吴鸿渐同学也大声疾呼地说：“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强占我们的东北，把我们赶进了山海关。‘七?七’事变，又强占我们的平津，我们又流亡到山东。现在日本兵还未到，又向黄河南逃，日本人再过了黄河还往哪里逃呢？我们有血气的男儿，一定要留下和日本人拼拼”。虽然主张留下的同学发言慷慨激昂，但是绝大多数人对留下不表示态度。还有少数人明确表示愿意随范专员一起撤退。乡农学校教练养成所转过来的杨宗洛说：“我在山东多年，熟悉地方情况。范专员把队伍带走了，我们还留在聊城，用不着日本人来，就是土匪也把我们收拾了。”又说：“我在街上看见战地服务团的同学，他们说目军已进入了高唐，中国的军队都退下来了。日本兵很快就到聊城，我们不随范专员撤退，简直是自己找死。”乡农学校教练养成所转过来的同学都附和杨宗洛的意见，主张随范专员撤退。平津流亡来的同学绝大多数主张留下打游击，但也有少数人主张撤退，靳鹏举同学就是发言最积极的一个，说什么：“这样牺牲了太不值得！”“我们是为范专员来的，范专员带队伍走了，我们赤手空拳怎能打日本呢?”山东当地参加的同学大多数不表示态度。走与不走的两派意见争论很久，双方僵持不下。为了说服同学们留下来，解彭年说：“我是堂邑人，我们地方有不少枪，日本人来了，我带同学们到我家乡去打游击！”成润同学说：“范专员已委咱们的张维翰处长为代理聊城县长。范专员撤退了咱们一样干！"冯基民也挥舞着拳头激昂地喊着：“同学们愿意抗日的都留下，咱们要学打游击战术啊！”争论了两三个小时，走与留下的未见分晓，直到大家疲倦了才散去。
当时为了动员更多的同学留下抗战，民先队曾在大家散后召集队员开会，吴鸿渐同学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分析；范专员虽然撤退了，但留下张维翰代理县长，并留下了一些枪支，只要深入发动民众，仍然可以坚持聊城地区的抗战，他号召队员们留下来。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民先队又做了动员，我们认为虽然有杨宗洛、靳鹏举等人积极主张撤退，绝大多数同学会跟我们留下来的。不料很大部分当地参加的同学由于受党领导的救亡运动锻炼比较少，对突如其来的接受守聊城的任务缺乏思想准备。因之，下半夜，留下的和撤退的人都集合时，他们绝大部分和乡农学校教练养成所的同学站到一起去了。留下守城的人集合起来，连张维翰和他的传令兵徐德元在内共计四十二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拂晓前杨宗洛、靳鹏举等约一百三、四十人撤出了二中。杨等认为自己的意见胜利了，他们是大多数，以讽刺的微笑望着我们这个小小的队伍。我们也以鄙视的目光望着他们，并由毕睿夫同学以示威的姿态向同学们喊道：“立正l”“向右看齐，向前看，右转弯齐步走”。我们这四十几人的守聊城队伍，离开了二中，向专员公署急促地走去。
十月十七日凌晨，范筑先率领山东第六区专员公署的官员，保安司令部及所属保安营的官兵和政训服务员，约计八、九百人撤出了聊城，向齐河方向去了。我们这四十二个守聊城的青年政工人员，也在这时进驻山东第六区专员公署。范筑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枪支，每条枪配备了二十发子弹，还给我们留下两千元的生活费。张维翰同志把我们安排在专员办公室偏东的一个挎院里，天也就大亮了。接着张维翰就集合大家点名编队。统计留下的有：冯基民、解彭年，高元贵、张承先、史钦琛、李福尧、成润、吴新之、陈中民、李育仁、吴鸿渐、于笑虹、许言、张少卿（张昭），徐翼、黄祖一、曾毅，叶笃成、黄白莹，王汝梅、张文山（张潭）、潘毓麟、郭鲁、刘昌、毕睿夫、林铎、张德政、郭澄之、袁科先、熊康。、苏莱周，晋士林、王式廓、苏长宗、简戎、刘甲三、刘昱、孙鹏程、靖实秋、张光和等四十人。点名后，张维翰即向我们讲话，他说：“范专员已奉韩主席的命令撤退了，临行前委我代理聊城县长，大家马上要武装起来，担负起守聊城的任务。不要看当前入少，将来我们会发展起很多队伍来的，各位同学将来都是游击队的队长。还有些人将来要派出去当县长。眼前我们人少，守城是有困难的，这也不要怕，我马上派人到冠县调民团来帮助守城。”讲完话就进行编队，将我们编为一个中队，临时指定毕睿夫为队长，并吩咐立即派人把四个城门和专署的岗站起来，然后派人去高唐方向侦察敌情。我们拿到枪后，非常高兴，毕睿夫一面分派同学们去把守四个城门，一面吩咐留在家的同学擦拭枪支。因为军械处发的枪都是库存的旧枪，很多枪都陈旧的拉不开栓，所以必须用煤油擦洗。还有大部分同学都是从来没有摸过武器的，黄祖一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拿过套筒枪后，把五颗子弹从弹夹内扣出来，一颗颗的往枪膛里压，就引起了同学的哄笑。只有毕睿夫，他自称一九三三年夏天曾参加过冯玉祥领导的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有一些旧军队的经验。就由他教同学们如何装子弹，瞄准和射击等知识。大约上午八点钟的样子，我和张承先同学被分派去专署大门口站岗。刚站了个把钟头，就看见李福尧同学空着手，从西门急促的走来，我很惊讶的问他：“你的枪呢?"李答；“没啦！”接着他就把有一部分溃兵进城，强迫缴了他的枪的事叙述了一遍。我说：“你怎么不关城门呢？”他说：“我未看见人家就进来了，想关城门已来不及了”。张承先同学说：“赶快去报告吧。”说着我和张承先、李福尧撤岗回专署，向张维翰报告了这一新的情况。大家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都琢磨不清，中国的军队都向黄河南退了，怎么又出现了中国队伍呢？莫非是日本人组织的汉奸先遣队？也可能是溃兵？或者土匪冒充军队？这时同学们正在院内擦枪，还有两捆枪未解捆。我说：“别猜测啦，反正是咱们的敌人来了，赶快把枪藏起来吧!"说着同学们把未解捆的枪抬到厕所里藏起来。刚藏好，一个年约二十四、五岁的军官就率领四、五十名溃兵闯进来了。他们首先派兵看起代理县长张维翰，接着就收了我们的枪，并又从厕所里搜去了那两捆枪，又从专员办公室搜走了那两千块钱。然后把我们集中在一块，软禁在专署东院的一座北屋里。不久在各门站岗的郭鲁、黄白莹、刘昌、黄祖一等同学也回到了专署被囚到一起。
溃兵们大约已经掌握了我们的情况，认为我们都是一些缺乏战斗经验的学生，不会对他们进行反击。所以只是下掉枪，被集中在一起，也未再派溃兵看守。除了不准我们走出专署大门外，在院内还可以自由活动。这时我们开始做溃兵的工作，从和溃兵接触中，知道他们是宋哲元二十九军的部队。我们也对他们说：“我们是平滓来的流亡学生，你们在芦沟桥抗战，我们还去慰劳来呢？今天我们在聊城又遇上了，应该携手来打日本。”但问士兵他们大部队在哪里，士兵们都说不知道。因之，我们对士兵的意图也搞不清楚。下午形势突然紧张起来，专署门口支上了机关枪，溃兵们不许我们在院内随便走动。这时由于对外边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大家情绪非常低沉，有的同学蒙着被子睡大觉，有的同学在唱“九?一八”小调，还有的同学以低沉的调子说：“未打日本鬼子，却被土匪缴了枪，难道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吗？不，我们要设法冲出去！”但是，外面架着机关枪，怎能冲得出去呢？就这样我们被软禁了一天一夜。十八日拂晓前，大约三点钟的样子，不知哪位同学出去小便，发现溃兵没有了，回来向同学们报告了这一情况。大家都急忙起来，派人去专署找张维翰代县长，没找到。这时大家惊慌起来，有个同学说：“敌人走了，我们也得走。”接着大家就背起行李往外走。我和刘昌从专署弄来一个筐，把政训处的印信和宣传晶等放在筐内抬着，随着同学们走出了专署。沿着古楼大街出了东门，走了半个多小时到达了运河大桥陈家口一带。这时天还不太亮，大家停下来买饭吃。晋士林同学是聊城人，熟悉地方情况，就忙着给大家买馍馍和豆腐脑，并从东关姚家园子找出一个青年人帮忙。这个青年人叫周乐亭，他是原馆陶一个乡农校的教练（聊城东关人），接着就由晋士林介绍他参加了政训处，随同我们一起行动。当时对日本军队走刭哪里，中国军队退到哪里，以及范筑先撤退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0溃兵们缴了我们的枪，我们断定他们一定是日本的先遣队，不相信他们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他们一撤走，我们就、怀疑起来：既是日本的先遣队，为什么又走了呢？饭后，开会讨,论今后的行动。大家议论纷纷，张文山同学主张留下，说溃兵已经走了，又无其它敌情，我们为什么要撤走呢？解彭年说聊城存站不住，可带大家到他家乡堂邑凤凰集打游击。冯基民和毕睿夫也主张不妨在聊城再观望一下。因为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弄不清楚。所以大家争论一阵子，也分析不清形势。吴鸿渐、李福尧、黄自莹等同学认为枪没有了，还是走为上策。多数同学同意暂时撤离聊城。遂决定先撤到东阿，弄清楚各方面的情况，再确定今后的行动。这样，十八日天明后，我们就离开了聊城，向东阿进发。沿运河大堤向南走了一天，才到达了聊城、阳谷、东阿三县边界的阿城镇。大家人困马乏，在阿城休息了一夜。
十月十九日早晨，我们离开阿城，沿大运河继续前进，走了没多久，停下又争论起来。有的认为这样走法到什么地方为止呢？不如到堂邑打游击去；有的主张回济南，叫政训处另行分配工作，还有的认为山东局势太混乱，干脆到大后方去，重新找救亡的途径。争论很久，得不出共同的结论。这时忽然从北边来了个骑自行车的人，说日寇进入高唐后，继续南犯，离阿城已经不远了。大家也顾不得争论了，背起自己的行李又沿着运河南走。不多久就赶上了临清第四专区撇下来的行政人员，他们正押着枪械往黄河南撤退。有的同学主张下他们的枪，说：“他们贪生怕死，往南逃，把枪给咱留下，咱们留黄河北岸打游击。”吴鸿渐不同意说：“他们人很多，我们赤手空拳夺他们的枪，一定要遭受很大损失。”大家都同意吴的意见。在黄河渡口吃过了午饭，正待出发，从黄河下游来了一只帆船，毕睿夫上去把船扣下，叫同学们坐上帆船，直下济南。有部分同学不同意，有部分同学同意。一直争吵到太阳偏西。吴鸿渐坚决不同意毕睿夫的意见，说：“老百姓怕军队扣船，才开到上游来的，我们如果扣民船不和那些坏军队一样了吗？而且我们从聊城撤出来目的是去东阿观望形势，如坐船去济南，那不是逃跑了吗？我们是爱国进步青年，绝对不能那样做。”多数同学都同意这种意见，就放走了民船，沿着黄河北岸的大堤继续向东阿方向前进。天黑了，我们到了鱼山河口，雇了六只小船，分别上船绕道黄河中流，因为当时风大水急，船夫划了两个小时，才到达河东的姜沟镇渡口。
我们在姜沟休息了一夜，二十日早晨离开了姜沟继续沿山区丘陵地东进。当天下午十一时到达东阿县城，当即宿营在东大街路北的一个店内。这时东阿城内住着很多从黄河北岸撤过来的单位，第四专区撤下的行政人员，每天在街上大吃大喝，还有很多散兵游勇在街上荡来荡去，人心非常慌乱。我们在东阿住了三天，得不到任何消息，同学们的思想也非常混乱。这个说身体不好，要去济南看病，那个说家里母亲有病，还有的说山东局面太混乱，不如去延安。这样就有张少卿、刘甲三、靖实秋、张光和、袁科先、熊康等十几位同学到后方去了。这时第四专区政训处长许德瑗也住在东阿城内，我和李福尧因为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读书关系，认识许德瑗，就去找许了解一些敌我情况。我们汇报了在聊城守城被溃兵缴枪的经过，许也向我们谈了一些敌人的情况，他说：“日本军队攻了一下就退了。聊城，敌人始终未占。临清、高唐敌人占了一下也退了。我们准备返回四区，先占领高唐，再向其他各县发展。”许的一番话，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就向大家讲了许德瑗谈的一些情况，然后说：“北边已经无敌人了，我们也应当返回去。”大家又开会讨论，都异口同声地说再回聊城去。．十月二十三日上午，我们二十几个青年政训服务员从姜沟渡过黄河，从鱼山仍然沿黄河大堤向聊城进发。当天下午遇见徐茂里。徐见了我们先问了个：“同学们，你们辛苦了。”然后说：“范专员对守聊城的同学非常关心，已派人四处寻找。"又说范已到了济南，见了韩复榘，陈述他留黄河北坚持抗战的意见。韩复榘同意他暂留黄河北抗战，支援宋哲元第一集团军反攻邢台。现在范专员已从齐河官庄回师，决心和同学们一起，发动鲁西的抗战。大家听了范专员回师抗日，都非常高兴，认为我们主张留下守城的意见胜利了，主张撤退黄河南的意见失败了。大家愉快地唱着救亡的歌曲，迈着急促的步伐，于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回到了聊城，与一个多礼拜前撤退到齐河的同学汇合。
范筑先于十月十七日拂晓前撤出聊城后，当时跟随的人也是意见纷纷，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旧人员，绝大多数主张遵照韩主席的命令撤退到黄河南去，但是，新从济南来的政训处的一些人，却有很多人主张留在黄河北岸坚持抗战，特别是姚第鸿坚决不主张撤退到黄河南去，他不断见范筑先进行说服工作，说：“敌人的疯狂进攻是暂时的，日本人的兵力有限，不可能控制中国广大乡村，我们可以利用敌人对正面进攻的空隙，组织民众，以牵制敌人。”因为他父亲姚以价和范筑先是老朋友，他以世交晚辈的身份向范筑先分析了撤退的利害：“我们在中央没有人，撤退到后方根本没有我们的地位。我们率领这一营人和共产党合作，留在黄河以北抗战，不但可以扩充实力，而且会象东北义勇军一样，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在历史上也会万古流芳。”这样，撤退后的第二天范筑先也犹豫起来，就将队伍暂时驻扎在黄河北岸齐河城西二十八里的官庄，以观望各方面的形势，首先派人侦察聊城方面的情况。不久，探员回来报告，进犯高唐的日军并未南犯，聊城被二十九军的一连溃兵袭占，代县长张维翰和四十几个政训服务员下落不明。范专员即派政训处工作人虽四处寻找守聊城人员的下落。十八日下午姚第鸿在去聊城的公路上看见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人骑车飞驶而来，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张维翰，他们遂一同来官庄，见了范筑先报告了聊城被溃兵袭占的经过。原来袭占聊城的部队是宋哲元第一集团军石友三部的一八一师齐子修的一个连，当时宋军为了配合平汉线作战，正在临清、大名、濮阳一带集结，齐子修率两个排的兵力叛变了石友三，流窜在堂邑、清平乡间，他侦悉聊城专员有撤退的消息后，即埋伏在聊城附近，企图袭占聊城发笔洋财。这样在十月十七日凌晨，范筑先率领部队撤退后，齐子修即率七、八十名溃兵于该日上午九点多钟袭占了聊城，首先缴了政训服务员的枪，监视起代县长张维翰，接着就砸开聊城监狱将在押的土匪和刑事犯等八十余人释放，这些入被释放后都发给枪支，编入他的部队。齐子修企图利用代县长帮助他筹响，张维翰为了脱身，于当天下午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并邀请聊城所谓“士绅”作陪，以欢宴齐子修和他的主要军官。正在齐子修等酒酣耳热的时刻，张维翰借小解为名离开了席位，乘机从专署后院越墙而去。齐子修见勒索款项诡计失败，遂于十七日晚抢劫了东关殷实商号和东门里裕鲁当铺，于下半夜撤出了聊城。张维翰在十八日天明发现溃兵逃走了，政训服务员也不见了，为了营救服务员出险，遂借自行车出城去齐河见范筑先。张维翰报告聊城情况后，又反复讲了些拒绝南撤与共产党合作，留在鲁西北发动人民抗战的意见。范听后连连点头，指示他再派人寻找四十个服务员的下落。
张维翰、姚第鸿等争取范专员回师抗战的同时，邵子言等也领导着由聊城撤退到官庄的服务员，和新由济南政训班派来的李辉英、金肇野率领的抗战移动剧团二十余人及服务员夏秋水等十余人，于十九日夜在黄河大堤上利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对撤退黄河南，还是返回聊城问题展开了激烈地讨论。杨宗洛和靳鹏举等继续主张撤回济南，要求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另行分配工作。以新从济南来官庄的省委交通夏秋水同学为首的一些同学，则举了大量的事实，认为留在黄河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是可以打败日本的。并指出撤退黄河南的意见是错误的。经过充分讨论，同意留黄河北抗日的同学越来越多。当时，月夜皎洁，河水滚滚，二百个青年学生争论在黄河大堤上。最后，靳鹏举等带领极少一部分同学于二十日夜间回到济南去了。范筑先率部队，在官庄停留了四天，在撤退途中亲眼目睹了黄河决口后被水淹没了的村庄和人民缺衣无食，又经南逃的败兵拉壮丁，抢牲口和财物的骚扰，人民扶老携幼纷纷逃难的凄惨景象。又听到守聊城的服务员被溃兵劫持的消息，在张维翰、姚第鸿等同志的说服下，范筑先终于下了回聊城抗战的决心。他到济南见了韩复榘，报告了撤出聊城的经过及重返聊城抗战的决心。正赶上这时日寇对鲁北进攻了一下，又停顿了下来，而日军未到韩就命令黄河北的三个专区三十几个县的专员和县长率保安队和壮丁撤退，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范请求留黄河北抗战，遂得到韩的允许。
范筑先于十月二十一日由官庄回师抗战。为了恢复各县的政权，令张维翰率保安营主力去追剿齐子修，命参谋长王金祥率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员，姚第鸿率政训处服务员和抗战移动剧团回聊城，自己则带一部分部队由官庄直发茌平、博平恢复政权。张维翰在沙镇未能将齐子修消灭，齐率部流窜鲁北，到处骗开县城，释放罪犯，扩编部队。范又亲率保安营包围齐子修于武城。为了聚集抗战力量，收编齐部为保安第三营。
从东阿回聊城的二十八位同学，我和史钦琛、张承先、许言、成润、张德政等八位同学被派到齐子修营做政训工作I冯基民、李育仁、吴鸿渐、徐翼、黄白莹、郭澄之、苏长宗、林铎、王汝梅、简戎等去冠县设立政训处，当年冬天配合地下党许梦侠、王志浩、朱月桐等拉起了冠县抗日游击队；李福尧、陈中民、郭鲁、黄祖一、曾毅、吴新之、晋士林、刘昌、张文山、潘毓麟、苏莱周等随解彭年去堂邑县政训处工作，：当年冬，李福尧、陈中民等联合堂邑地方党员黄汝汉、解树魁等发动凤凰集起义，在堂邑建立起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一支队。以后又吸收了高唐、阳谷、寿张地下党拉起的队伍被敌人搞垮剩余的部分人枪合编为张维翰的山东第六区游击第十支队机枪营，以后，这支部队在八路军筑先抗日纵队，一二九师新八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步兵师均为骨干部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光辉的战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这篇回忆文章，子一九六四午八月十五日在庐山由于笑虹口述，姜威扬执笔成稿。（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