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超是原山东省淮县（现河南省范县）人。距离我的家乡不到30公里。我于1943年5月在冀鲁豫边区顿邱县，听郭超在全县区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才认识他的。
那时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方针，冀鲁豫边区中共五地委与中共六地委合并为中共四地委，区党委副书记张玺任四地委书记，郭超（原五地委书记）任组织部长，赵紫阳（原六地委书记）任宣传部长。1943年5月郭超到顿邱县视察工作。当时党组织还未公开，中共县委会对外称县工作队。郭超作报告时自我介绍是军分区政治部负责人。那时我在顿邱县三区任抗联主任，参加会议听了郭超的报告。报告的大体内容是抗日形势，日军实行三光政策，修碉堡，挖封锁沟，对根据地实行封锁、蚕食政策，部分地区又发生严重灾荒，抗日战争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但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线拉得长，兵力不足，还从我国内抽他们的部队参加太平洋战争，我们国内有些城市及交通要道都调伪军守卫，日军所处的严重困难比我们还大，这对我们的抗日斗争还是有利的。要使干部必须认识到当前的抗日形势，宣传教育群众，坚定抗日胜利信心。其次讲了延安整风精神，强调加强学习文件，提高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认识；工作要深人群众，调查研究，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反对当官作老爷，偏听偏信，人云亦云的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有的地区严重灾荒，顿邱县正进行救灾工作，干部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灾荒实情和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困难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将救灾粮款发到真正困难的群众手中。和群众在一起，发动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共同度过灾荒困难。县委根据郭超的报告，研究了救灾工作部署。
顿邱县灾荒是严重的。1942年10个多月没有下雨，干旱严重，高梁谷子都枯干了，大秋基本没有收成。群众将高梁秕籽壳、谷糠、棉籽、花生等磨在一起，和树叶煮在一起吃。有些人躺在街上晒太阳无力干活。我们根据了解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反映，对全区的救灾工作进行了研究，发动群众组织生产自救。根据群众要求，组织打井抗旱。土地临近的户组织起来，10到15人为一组，同打一口井，贷给粮350公斤，以工代赈。组织妇女纺织组，每人贷给棉花1.5公斤，织成一尺布交给国营商店，继续领1.5公斤棉花，用纺花织布赚的钱买粮，掺和秕糠生活。组织运输小组，将政府拨的救灾粮都从范县濮县一带运回沙区，运50公斤粮抽给3.5公斤。通过以上几种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以村为单位成立生产合作社，开展生产自救，度过了灾荒。当时实行抗日的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尚未进行，农会、妇女会还没成立，生产合作社不仅是救灾生产的组织，也是进行群众工作的组织。后来向地主借粮，都是通过生产合作社发动群众进行的。回忆起这段情况，郭超的报告，对我的思想提高很大，对工作也有很大促进。我对郭超的印象也很深。
1948年，我在中共四地委任秘书，驻滑县梁二庄。郭超已在中共区党委任组织部副部长，到我们地委视察工作，我接待了他，给他安排了住宿吃饭问题。有了接触，深感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说话很和气。
根据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中共中央指示解放军要过江，解放江南诸省广大地区，需要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北方局指示，冀鲁豫边区，从区党委、行署、军区到地、县、区委抽调一个省的整套骨干，随二野五兵团南下，编为南下支队。郭超任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我是随地委抽调的干部南下的。4月24日晚我们从安庆过江。南下支队跟随五兵团解放了赣东北，区党委住上饶，郭超任赣东北地区党委组织部长。我们一大队接管鄱阳地区，我被分到十二中队（原冀鲁豫长垣县的一套干部），奉命接管万年县，我任中共万年县委组织部长。在万年县只工作了4个多月，根据战争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又命令赣东北区党委率领冀鲁豫南下的所有干部战士，及江西新参加的人员随五兵团西进。这些人员编为西进支队，我们在万年县的一套干部仍为一大队十二中队。五兵团西进解放接管贵州，郭超任贵州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我们十二中队奉命接管都匀县，我任中共都匀县委组织部长。
1950年初，我调都匀地委任秘书长。1951年冬，郭超到都匀地委检查工作，我给他安排住我隔壁房间，吃饭在一起，说话也多了，交谈也方便了。他和地委书记谈工作外，他让我通知都匀县委书记陈凤梧汇报都匀县的情况，叫我也参加了汇报。陈凤梧汇报了情况后，我又汇报了全专区征粮完成的情况和各县一些具体情况，以及少数民族工作情况。汇报工作很随便，一边烤火，一边汇报。汇报中他随时插话，如我汇报征粮情况时他插话说：征粮任务很重，我省路过部队多，军需民食都需要，能多征点更好。你们专区有的县受土匪影响征粮困难，都匀县是中心地区，尽量多超点任务。最后他还讲了以下意见：
都匀专区几个县少数民族多，给工作增加了复杂性，要教育干部，正确执行民族政策，遵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学习民族语言，加强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培养少数民族积极分子。各族各界代表会议都要有适当的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加强统战工作，还要吸收有威信、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参加。这对少数民族群众是很大鼓舞，从中体验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真正的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五大任务，土地改革时，各县区必须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是完成任务的基本条件。各县可办少数民族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训练班，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参加征粮，对表现好的，可提拔参加政府工作。地委干校要招收少数民族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这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办法。
对旧政府人员，早有政策规定，执行包下来的政策，对他们教育、团结、改造，愿留下工作的，根据其业务能力使用他们。对其中少数民族旧职人员，以教育提高爱护的态度，根据他们的业务能力使用，并重视对他们教育培养提高，使他们感到民族平等，更忠诚地积极工作。
在进行五大任务和土改中，要发动和依靠群众，多用政策教育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斗争中对于群众极痛恨的罪大恶极的要镇压，打掉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但也要防止群众的过激行为。重视群众的利益这是根本，但不要伤害中农利益。以上情况，在北方都是有教训的。
在各项工作中，随时都要重视教育培养积极分子，不仅为完成任务，还要为建党准备条件。建党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经过各项工作和斗争的锻炼，群众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了，对一些积极分子的情况也都清楚了，有的也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我国正处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前夜，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的骨干模范的行动，进行建设就没有组织保证。
郭超这些意见，我都向地委作了汇报，我们都作为政策严格地执行。经过实践证明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此外，他要了解什么情况，要什么具体材料都找我给他办理。几天的接触中，他的态度热情，实事求是，重视政策的风格，使我很受教育。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共西南局成立了西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机构设在昆明。1952年底，郭超从贵州调西南有色局任局长，又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他到任后，就深入矿山，了解熟悉情况，调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积极组织力量，调进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组织运输设备，投入有色金属战线的建设。
我是1954年6月，随从贵州一起调来的13名地专级干部，到昆明西南有色局的。郭超接见我们时，对我们亲切地讲：“现在国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革命胜利后接收了国民党的烂摊子，尤其工业底子薄，我们要从头做起。云南有色金属资源丰富，所以国家成立西南有色局设在昆明，开发云南的有色金属，适应工业化建设需要。发展有色金属就要搞矿山建设，弄清矿山金属资源，必须先进行地质勘探工作，地质勘探是工业的尖兵。你们都是作地方农村工作的，现在要由农村转到城市，由农业转到工业，从过去熟悉的事务转到不熟悉的事务，对你们都是一个转变。尽管作过地委部长和专员，也都要从头学起。学习新的工作，向工人学习，向技术人员学习，甘当小学生。由不懂到懂，才能管好工业。你们都是搞农村工作的，对工业没接触过，可先到云锡公司参观学习，从地质勘探、采矿、选矿、冶炼整个生产过程看起，知道工业生产是什么样子，心中就有印象了。”
他讲到：“矿山工作是艰苦的，尤其是到了新单位，遇到的是新的工作对象，会有很多困难的，最大的困难是对工业不熟悉。但不要忘记党的教导，要坚持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勤勤恳恳的精神，依靠工人群众，向技术人员学习，在工作过程中就熟悉了。”
他还讲：“矿山都是新建的摊子，干部是从各方调来的，要注意各地干部不同的特点和作风，要注意团结，多看对方的长处，在领导干部之间也要多听取对方的意见，平等待人，团结广大干部，才能搞好工作。”
郭超从工业现状，新的环境，怎样针对新的工作对象努力学习，怎样克服困难，加强团结等都对我们作了明确的指示，像老人教导孩子一样，给我们予亲切的教诲。对我们搞好新的工作，增强了力量和信心。同时也使我感到郭超对刚转业的下属非常关心，对我们到新的岗位遇到的问题，都给予了帮助。
根据郭超的指示，我们从贵州来的13位同志，由有色局干部处一位科长陪我们去云锡公司参观学习。从坑内到地面，看了探矿打钻、采场采矿、选矿、冶炼、运矿线路等整个生产过程，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见到工业生产。参观结束时，公司和市委领导与我们座谈，全面具体地向我们介绍了生产过程中每个环节，及各项技术指标的要求等，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工业知识的教育。这些我深感都是新的问题，如不从头学习是干不好工作的。
开发有色金属伊始，建设矿山的主要依据和基础资料，是经地质勘探形成的。郭超一开始就很重视地质勘探工作。我们从贵州来的13位同志，除一位搞电的分到开远电厂外，都分到云锡、东川、易门、会泽4大矿山，和与矿山有关的单位，有6人分配搞地质勘探工作。我被分到地质勘探三O二队任队长、会泽铅锌矿党委会常委，参加工业尖兵队伍的工作。1954 - 1956年，东川、易门、会泽3个矿都是大搞地质勘探，东川矿务局曾达万人探矿，会泽曾计划上到45台钻机（后实际只安装40台），从东北调来了整套设备、工人、技术人员。这都是郭超对开发云南有色金属的重视和决心，是他向国家重工业部提出后才安排的。
当时会泽矿还有一段不通公路，过牛栏江还要坐船。设备只得拆开由人背马驮运到矿山。工人对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极性很高，下着雨还平场地安装钻机。他们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当时一户只住10个平方米的土坯房，没有一户叫苦叫难的。根据郭超的意见，我经常到现场看工人操作，向工人们学习，不懂的就向工人请教，还请技术人员讲课。
1954年底，西南有色局撤销，郭超调冶金部有色局任局长，领导全国有色工业的建设工作。西南有色局下放给云南，改为云南省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岳肖峡为局长。我于1957年交了第一期地质报告书后，调有色昆明地质勘探公司任副经理、党组成员。1957年底，成立党委，我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书记。1958年8月底，我调易门矿务局任党委书记。1958年底，郭超又调回云南，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委副省长，兼省建设委员会主任，管
工业建设。我在省工交部开会见到他，和我亲切地握手，我向他问好。郭超二次到云南后，虽管交通运输、煤炭电力、工业建设等经济工作，但对有色金属生产非常重视关心。1959年初，他到了易门矿务局，我向他汇报了矿山建设进展情况（局长在京），工程师汇报了地质金属情况。正值昆明地质勘探公司一位领导陪同苏联地质专家到我局，郭超参加了苏联专家对地质情况的审查，很认真地听了专家审查的情况和建议，他很重视专家建议。他对我说：“现在国家经济建设缺少铜，国家穷又不能进口很多，要依靠自己开发铜金属。你们易门的铜矿是国内设计的，搞得比较快，工程建设要加快速度早日投产。生产后，还会遇到许多技术问题，如采矿减少损失、选矿回收率问题，要组织技术人员研究，解决好这些技术指标，就增加了经济效益。”特别对专家建议，要地质人员认真研究，以利于探矿。郭超对矿山建设和生产的意见，给我很大帮助。
1962年，我在有色局开会，郭超的秘书打电话叫我去。我到五华山他的办公室，他正和东川矿务局郑子祥局长谈工作。听他们说的是东川运输困难问题。郭超见我去就问：“你们易门运输怎么
样？”我说：运输也是汽车不够，现在我们正在研究解决，一方面在精矿干燥上采取办法适当降低温度，可减少运输量；另一方面在汽车上搞技术革新，加强汽车的牵引力，做车斗，经试验带一个车斗，增加一倍运输量还可以，带两个车斗就不行了，因公路弯子
多，转弯时车斗就易翻。郭超听到后很高兴，说东川也可以试一下嘛！后又问生产情况，我汇报说：“开始生产不久，工人操作尚不够熟，选矿加药量还把握不准，技术指标还不够高，干燥还达不到标，就增加了运输量；采矿贫化损失大，因矿石松软，放炮就把边沿石头炸下来了。正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郭超说：开始生产是难免的，但要抓住问题，组织技术人员跟班研究加以改进。既提高金属回收率，又减少了汽车运输量，就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益，这是办企业加强管理的问题。他还向我们讲了中央的“农轻重”的方针问题，使我们对国家建设方针有了新的认识，深感郭超是既有创新精神，又讲求实际，是对工业生产很内行的领导者。我每次听他讲话，对我都是很大教育和帮助。他在云南期间，我们到昆明开会，我和田育民局长都要到他家看望，汇报生产情况和请他解决的困难。
郭超非常关心下属干部。1966年我调到省有色局政治部任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易门矿的所谓造反派把我要回批斗，在矿上住了5个多月，回到有色局，参加军管会在春城饭店办的学习班。郭超也在学习班，他到我住处看我。那时他还问我生产情况怎样？我回答说没有问。他对我说：“怕什么，对生产该问的问，该说的说，心要放宽些，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政策，要经受住考验。”他说的这些话，是对我的关怀，启发了我的思想认识，增加了我经受考验的力量和信心。
1973年我在东川矿务局任革委会副主任，东川市和局党委副书记。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造反派把我们市局党委几位领导劫持到昆明，找省委解决他们要求的问题。后来东川另一派又来了些人。省委派人将我们送到温泉宾馆。后来郭超来温泉接见了我们，讲了两派冲突和解决的情况，两派的群众都回东川了，有一派的几个头头要办他们的学习班。他对我们多次被批斗进行了安慰，对我们非常关心。座谈吃过饭，他让黄锐和尹平回东川，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抓正常工作和生产，让我和娄本效办学习班。我和娄本效与几位派头一起住了几天，就让他们回东川了。从这件事情感到郭超对我们下属干部非常关心，在困难时热情地安慰和帮助。
郭超从福建省离休后住北京，曾来昆明两次，我都到宾馆看望他和赵森，非常亲热。他还关心我们离休后的生活安排和身体情况。每次来昆都详细地了解有色生产情况。他是云南有色金属工业的开拓者、老领导，时刻都关心有色的发展。
郭超从冀鲁豫边区南下至赣东北，西进至贵州，转业至云南，都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受到他亲切的关心。对他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大胆开拓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对他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我永远怀念老领导郭超。（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