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就在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候，学校门口贴出了陕北公学招生广告，但需要有人介绍才能报考。我和几位同学商议，到南阳去请葛继武老师（传说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帮助。我们准备一起出走的有四个人，三个女同学，一个男同学。大家相约走前谁也不许走漏风声。因为当时社会上很乱，到处都有国民党的耳目，如果被发现就会抓去坐牢。封建势力对妇女的束缚更紧。我家是个小康人家，母亲常常用“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来管束我，不许我在外抛头露面，除了学校哪儿也不让去。
学校考完试的那天上午，我们分头回家收拾行装。为了要些路费，我对母亲谎称想买几件新衣服。我一拿到钱，就悄悄地溜出了家门。我们在街上会齐后，一口气跑到县汽车站。这时，一辆满载乘客的大轿车就要开车了，我们赶紧跑到司机面前央求他打开车门。司机说：“人太满了，不行！”我们一听就急了，围着司机说好话。我忽然发现汽车顶部的行李架是空的，就嚷起来：“咱们干脆就坐在那上边吧，反正能凑合到南阳就行了！”说着我就往上爬，他们几个也跟着爬了上来。司机追过来大喊大叫，非让我们下来不可，不下来他就不开车。我们说：“你就行行好吧，我们今天有急事，必须赶到南阳。”司机看我们赖在上边不下来，只好说：“那好吧，不过话说在前面，摔死了我可不负责。”说完就开车了。一路上，我们几个姑娘唯恐被熟人看见惹下麻烦，都用衣服把头包起来，迷迷糊糊地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南阳。跳下汽车，我们互相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总算逃出了虎口！”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大伙听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这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又高兴又后怕，也许因为这是第一次“离经叛道”吧。
到南阳的第二天，我们在街上吃饭，听到人们议论说，唐河县有三个女学生被一个男学生带走了，家里的人到处在找，弄得满城风雨。听到这些话，我们顾不得吃完饭，匆忙回到住处商量对策。议论来议论去，大伙想出了两个主意，一是改头换面，女扮男装；二是少坐车，多步行。主意一定，我立刻向旅店借来一把剪刀，三个姑娘互相剪短了头发，又脱去裙子换上了男装。装束完毕，学着男人的样子走来走去，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止不住都“咯咯”大笑起来。刚才还是满头秀发、娴淑端庄的姑娘，转眼变成了血气方刚的英俊少年。那个男同学风趣地说：“你们现在个个都赛贾宝玉，我要是个姑娘非你们不嫁。”说得我们又是一阵捧腹大笑。
我们在新知书店找到了葛继武老师，他看到我们这副打扮，又惊又喜，当即给我们写了介绍信，要我们尽快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考。为了路上安全起见，他又安排我们和从武汉来的一批青年同行。去西安要到洛阳乘火车，我们这一伙青年步行两天来到洛阳。这一路，只要见到有行人，我们就板起面孔，闭上嘴不说话。
进了洛阳城，不管是买东西还是在街上做别的事，全由那位男同学出面，我们几个人一律当“哑巴”。尽管我们极其小心谨慎，还是差点被人发觉。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摊前买东西，一位女同学指着一块花布说：“用它做件衣服多好看！”我和另一位女同学都说不好看。正在我们嘁嘁喳喳议论的时候，突然发现旁边站着一个警察，他在好奇地围着我们一边转一边看。立刻，我急得浑身直冒汗，心都要跳出来了。大概是我的样子太紧张，警察冲着我问：“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我正不知所措，那位男同学从我身后抢上前去说：“我们是城里的学生，随便出来转转。”他又朝我们打个招呼，“咱们再到那边去看看！”随着他的话，我们就走。警察听了他的话，又上下打量我们几眼，撇了撇嘴，背着手走了。看到警察走远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再看看那两位女同学，一个个都脸色煞白。此后，我们再不敢大意，更加小心了。
在洛阳等车的那几天，敌机轰炸了洛阳城。每天，火车站挤满了人群，站台上更是混乱不堪，只要是向后方去的车，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往上挤，哭声喊声响成一片。我们担心铁路被炸断走不成，顾不得等着买车票，钻进车站，随着人群拼命向开往西安的火车上面挤。我们女孩子终究身单力薄，被挤得气也喘不上来。
上车后，我们蜷缩在蒸笼般的车厢里，闷热难忍，既不能解衣纳凉，又不能聊天解闷，好不容易才熬到西安。下了火车，我们径直来到八路军办事处，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军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边看我们的介绍信边询问我们路上的情况，随后告诉我们准备在这里参加陕北公学的招生考试。
考试是逐人进行的。当我被叫进考场的时候，心里扑扑直跳。负责考试的同志温和地问我：“你叫王淑敏吗？”我说：“是。”听我自己说话的声调都变了。“不要紧张。”他看了看我又问，“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我脱口答道：“不这样就来不了了，我们是好不容易才跑来的，你们一定要收下我！”真怪，这句话讲完，我也不觉得紧张了。他听我讲完笑着说：“好，女扮男装，有叛逆精神！”他这一句话倒把我说得不好意思起来，不由得用手搓搓只长着寸发的头顶。接着，他又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和思想倾向。对于他提出的问题，我做到了有问必答。从他不断点头微笑的表情上，我看出他是满意的。最后他让我填写了一张表格，就让我到外面去等消息了。
等我们都考完以后，不大一会儿，考官满面笑容地从屋里走出来对我们说：“你们都被录取了，赶快收拾一下东西，明天就出发。”说着，又用手指指我们几位女同学，“你们可以换换衣服，不必这样打扮了。”没等他的话讲完，我们几个情不自禁地抱在一起，又蹦又跳，放开憋了多日的嗓子又笑又喊：“我们要上延安了！我们胜利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和另一批青年学生编队向陕北公学进发，一天走百十里路，连走三天，来到陕西旬邑县职田镇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七月十一日，我填写了入伍登记表，正式参加了八路军。随后我被分配到女生队学习政治，三个月后又到富县张村驿八路军卫生学校学习。一九三九年底，学校迁到了延安，校名改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为了激励我们努力学习，毛主席为我们写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
我们到延安住在离宝塔山不远的地方。学校的条件很差，全校只有几间破民房和十几孔破窑洞，土墩搭几块破木板就是我们的课桌和板凳。冬天，教室里四面透风，仅靠一小盆木炭火取暖，屋里冷得握不住笔，常常上不了半节课就得停下来到室外跺跺脚、跑跑步。生活也相当艰苦，顿顿是小米，盐水煮灰条菜或猪毛菜，偶尔吃顿土豆、白菜就算改善生活了。有一次，我们几个女生偷偷跑到街上买回来一包猪油渣，放在缸子里煮一煮就吃开了，觉得比山珍海味还鲜美。那时虽然很苦，但我们始终充满了高涨的革命热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学好本领，早日上前线。每到课余时间，除了开荒生产，学校经常组织大家赛歌、跳舞、打球、演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有一次纪念五四青年节，学校组织跳集体火炬舞，要求姑娘们打扮得漂亮一点。这可把我们难住了，条件那么差，拿什么打扮呢？我们队有几个“机灵鬼”，把自己的白被里拆下来，做成了几十件裙服。我们在舞会上穿着，就好像一只只白天鹅，在熊熊燃烧的火把照耀下翩翩起舞，使舞会的气氛特别活跃。
三年的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九四一年七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学校为我们第十四期学员举行了毕业典礼。毛主席也参加了典礼仪式，还给我们讲了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语气向我们提出的希望：“同学们，我最后的希望就是：你们将来不要做一个庸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晋绥一二○师野战医院，带着毛主席的嘱托，走上了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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