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２０日，这个看似普通的日子对我却别有含义，它是我心灵深处一个难以割舍的牵挂、一种永远的思念、一处恒久的痛……
这一天，于克，这位我至亲至爱的亲人，这位不计名利、淡泊一生的长者，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前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但在我心里，伯父没有走。就在长春市人民广场的银行大楼前，我依稀还能看到他头戴狗皮帽子、身穿棉袄、腰跨手枪的英姿；就在我现在工作的长春市公安局主楼里，我仿佛还能看到他挑灯夜战、伏案疾书、批阅文件的身影；就在我经常走过的街巷，我隐约还能听到他慰问巡逻民警时爽朗的笑声……
——伯父在两次解放长春中的经历，虽然只是他漫长革命生涯中的两个片断，但对我而言，却是影响我一生追求的特殊岁月，他生前对那段岁月娓娓而谈的回忆，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左1于克，摄于1948年
第一次解放长春，伯父当了“警察学校校长”
长春是我伯父的老家。抗日战争胜利后，身为山东省胶东行署公安局长的他奉命挺进东北，先后经历了两次长春解放。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东北民主联军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进驻长春。
１０月１５日，伯父带警卫班十余战士，从沈阳乘苏军兵车奔赴长春。按照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的要求，与先期来长的陈云同志取得联系，接受他的直接领导。由于当时各地有很多伪警察、伪军被国民党匪帮掌握，社会秩序混乱，为便于工作和活动，伯父和警卫员王春泰都换上了警察制服，这样不仅可以在长春市警察局自由出入，在整个长春市的活动也方便了许多。
１０月下旬，肖劲光抵达长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陈云、肖劲光准确判断了苏军撤走后蒋介石的行动意图，认为最快最直接的办法，很可能利用空运把军队调往东北。为粉碎敌人空运部队到长春的企图，陈云和肖劲光指示由伯父负责迅速组织一些懂爆破技术的人员进行训练，随时做好爆破工作，随时准备炸毁机场跑道、设施的准备，挫败蒋介石的阴谋计划，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
接受任务后，伯父立即着手挑选合适人员参加此项工作。他通过曾在伪军校学习过的侄子于呈浦和于呈洲联系到了二十多个伪军校工兵学员，集中在长春四道街路东一个楼上。伯父首先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讲解时局，启发觉悟，并与他们一一交谈，了解其思想和政治态度，逐人做转化争取工作。争取团结其中政治思想可靠的进步人员，准备到时调用去爆破机场。一切准备就绪后，伯父及时向肖劲光进行了汇报。后来国民党中央军未行空运，此项任务未能付诸实施。但伯父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组织指挥能力得到了陈云和肖劲光同志的充分肯定，对伯父的工作也更加信任，紧接着又交给伯父一项更加艰巨复杂的任务。
日寇投降后，为防止散杂武装被国民党特工纠集起来，在苏军撤退后，趁我军部队还远在辽南一线，长春没有我党武装力量之机，占据长春、吉林一带与我为敌，并与国民党中央军内外呼应，破坏我党在东北工作的整体部署。陈云、周保中同志与苏军共同商定，必须迅速采取措施解除这些散杂队伍的武装，遣散他们的队伍，并决定将这项任务交由伯父去完成。
陈云把伯父找来，面授机宜，提出了非常具体明确的斗争策略和原则。陈云说，对这些散杂武装首先要查清为首者的政治面目，对坚持反动立场的为首者和队伍中的日伪残余、土匪、国民党党特分子，要坚决地进行处理，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对没有把握掌握的，一律解除武装，予以遣散，决不能让他们被国民党特务掌握去。清查整顿后，对那些愿意投身革命，确能掌握住的可作为我党的武装力量加以利用。不要怕人少，主要是要能把握住。要抓紧时间，必须在苏军撤退前完成此项任务。陈云又告诉伯父，我们己与苏军商定，先由苏军下令，将匪特武装队伍集中到拉拉屯伪军校（现装甲兵学校），然后由伯父负责按上述方案进行清查处理。为避免外交上的麻烦，对外不说整编，称成立警察训练学校，这次是对长春地方武装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伯父担任校长，由周保中直接领导，部队后勤供给由长春市警察总局张庆和负责。伯父满怀信心地接受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按照陈云同志的部署，整编工作立即展开。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８日、１９日，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发布命令，要求各散杂武装立即到伪满军校旧址即拉拉屯集中，参加警察学校的教育整训，违者苏军即以武力消灭之。命令发布之后，很有震慑作用，非常奏效。长春地区所有的散杂武装陆续进入警察学校报到。
与此同时，伯父身着警服，佩带少将军衔，以校长的身份带警卫员王春泰和１０名警卫班战士，坐着铁轱辘大马车进驻到离长春城区１５公里远的整编队伍集结地——拉拉屯警察学校。伯父进入大院，一眼望去，操场上乱糟糟地集合了几千人。
进驻后，伯父立即组织参加整编的干部对各散杂武装逐一进行登记，调查摸底，很快查清了基本情况。开始工作时，人手紧张，尤其是干部极其缺乏。伯父只好把当年由胶东派到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多年失掉党组织关系的老党员以及自己的亲属找宋参加工作，以缓解眼前的困难。
经过一系列工作，伯父于１２月下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艰苦、危险而又极具历史意义的清匪整编任务。在整训的名义下，消灭了６支国民党地下军和地主民团武装共７０００余人。利用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措施，分别处理、消灭了一批敌伪军警特务、土匪和对抗革命的顽固分子。对剩下的４０００余人，经过我党派出干部正规严格、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训练和从严管理，进一步提高了觉悟，严明了纪律，逐步规范成了一支比较正规的革命队伍，正式编为一个独立团，归吉黑纵队指挥，伯父被任命为独立团政委。团以下不设营而设大队，每个大队设八、九个连队不等，每连二百来人。各大队长、教导员、各连的政治指导员全由党员干部担任。
此次清匪整编虽未经战斗，但危机四伏，处处暗藏杀机。伯父凭借大智大勇，巧妙与敌周旋，成功地解决了七千散杂匪特武装，充分展示了伯父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斗争艺术和策略，也充分体现了他驾驭复杂局面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后来，伯父带着这支新队伍，驰骋于吉北松花江两岸。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国民党匪特及日伪残余势力乘苏联红军撤出之机盘踞长春。这期间，伯父指挥的吉黑纵队独立团一直活跃在东西北满地区，先后攻占了榆树、五常、大赉、农安、乾安、永吉、扶余、舒兰等地。１９４６年４月，伯父带领独立团参加了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斗，于１４日很快占领了孟家桥一带，夺得了铁北宋家洼子地区，占领了广播电台和八里堡警察局、裕昌源面粉厂，继而攻占了伪皇宫。１８日，长春解放。此役，独立团共歼敌５０００余人，缴获各种武器４０００余件，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匪特及日伪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这支年轻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战斗中不断得到锻炼和发展壮大，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长春解放后，伯父离开了独立团，出任省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处处长。
第二次解放长春，伯父成为首任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局长
１９４８年５月，第二次解放长春的战斗打响。
由于中央决定了先克锦州，后取长春、沈阳的战略决策，我军未继续攻打长春市区，而对守敌采取了久困长围，待机歼灭的作战方针。解放军集中了十万余兵力包围封锁了长春市。其他主力部队开展大练兵，准备在长春解放后立即打响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第一大战役——辽沈战役，以彻底消灭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在解放长春己成定局之时，党中央运筹帷幄，筹划了长春解放后的建设方案。决定长春市为中央直属的特别市，确定了市党委、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安排。同时组成解放长春市的工作委员会简称长春工委 ，配合我军进行解放长春的各项准备工作。长春工委进驻九台，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积极进行我党接收长春的组织准备工作，于８月初在九台组织成立了长春市党政领导机构，待长春一解放，我党政机关随即入城，开展工作。为加强长春解放后的锄奸反特，清匪除霸等政治保卫和强化治安、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工作，东北局社会部决定调多年从事隐蔽战线和公安保卫工作，既具有丰富的对敌特斗争经验，又具组织指挥领导能力的伯父到接收长春的干部队伍工作。伯父离开省委后，即被任命为长春特别市公安局首任局长。
１９４８年ｌ０月１５日，锦州解放。１０月１７日，在我军强大攻势的震慑和长春围城解放军逐渐缩小包围圈的情况下，国民党长春守敌已如笼中困兽走投无路，灭亡之时指日可待。经过我党我军和地工人员的大量工作，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终于打起白旗，率部两千六百余人起义，撤出长春阵地。解放军攻入城内并迅速接管了中正大街以东地区的军事阵地。
国民党中央军撤出长春后，我地下党领导的地工组织迅速控制了局面。东北局城工部会同松江社会部，利用所属地工的关系，按照地下党“要防止敌人进行破坏，尽一切努力保护市政设施、警察装备和文件档案，同时要控制住警察头子袁家佩等人”的指示，封锁了长春市警察局大楼，加强了警戒，等待接收。
１８日早上，中共松江省公安处情报科侯诺青派遣的地工人员田平率战捷等３人进入警察局进行接收。然后田平、韩文增两人坐上插有红旗的吉普车先后到警察四分局、三分局与二分局进行接收。第二天贴出布告，命令国民党警察前来登记，并刻了公章，制作了接收人员佩戴的红袖标。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９日，陷于孤立绝境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及其所属部队终于举白旗投降，长春宣告解放。
长春解放当日，省委机关开始入城。伯父带领薛焰、侯诺青、赵鼎等一批干部迅速接管了国民党占据的长春市各级警察机关。经市委决定，在国民党警察局旧址，正式建立起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及各区公安分局。市局下设秘书室、治安科、行政科、司法科、总务科、公安干校、招待所和公安部队。为迅速投入工作，伯父很快配齐各科室干部。其中市局机关１５９人，公安总队６００余人。市局与东北局社会部通报联系的电台设在公安局后边的干部宿舍楼内。长期在隐蔽战线为解放事业做贡献、被长春特别市党委正式任命为首任公安局长的伯父终于走到台前公开履行保卫长春、建设长春的神圣使命。
１０月２２日，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局务会议。会上，伯父提出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与搜捕敌特并进”的方针。为了有效地贯彻这一方针，进一步集中力量，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伯父调整合并了有关部门，并从局内其它部门抽调部分警力、人力加强治安和刑侦等一线部门的力量。加强对公安武装部队的组织领导，为适应对敌斗争形势需要，便于对这支队伍的指挥调动，伯父亲自兼任总队长和政委。
确立方针，调整队伍后，伯父领导全局民警首先打响了集中扫荡国民党特务，搜捕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第一仗。通过清理敌伪档案发现线索，先后在国民党党部、市政府和冶炼厂、鞋店、医院、影院、报话局、工商点等处发现特务３７名。通过审讯在押特务，准确核实敌特口供，掌握了军统特务在长春的部分组织活动情况和其它特务组织内部情况。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基本查清了国民党在长春的特务组织和特工人员ｌ８０余人的线索。然后组织全市统一行动，迅速出击，实施抓捕。所有被我方掌握的特务头子和反动骨干全部落网，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被一一破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行动中逮捕了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特务孙海境。此人１９４６年３月在哈尔滨参加杀害东北抗联领导人李兆麟将军后，改名为夏芳庭，并被国民党委任为长春警察局第八分局局长。将夏芳庭逮捕后，即解往哈尔滨处决，以慰藉兆麟将军的在天之灵。
在这次行动中，伯父还得到叛徒特务袁晓轩曾在长春活动的线索，便立即与副局长薛焰、政保科长赵鼎专门研究部署搜捕行动方案。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抓获并严惩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特务。行动组从对俘虏的审讯和口供中以及社会各方面不断扩大线索范围，寻找其踪迹，并对其有可能藏匿的地点加强监视。从长春到九台，又千里追踪到北平，通过大量细致深入的侦查工作，终于使其落入法网。
通过这次统一行动，基本上摧垮了国民党潜伏在长春的特务组织。
首战告捷，伯父又要求全市各级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侦查工作，深挖线索，严厉打击重大敌特组织的破坏活动，继续组织力量搜捕敌特首恶分子，并深入开展对反动党、团及伪军、警、特的登记工作，肃清散匪，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散落在社会上的武器弹药，彻底肃清一切残敌，消除社会隐患。他还组织制定了“镇压首恶，教育一般；主动登记者从宽处理，拒绝登记者严惩不贷”的方针原则。从统一行动后至１９４９年上半年，先后开展了４次清查登记工作。此间，长春市登记反动党团员５０００余多名，国民党警察２０００余名，特务３００余名，反动武装分子６００余名，还有上万名散兵。缴获电台１８部，长短枪支３００余支。依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处决了６０名首恶分子，对６８名罪行比较严重的分别予以判刑并剥夺政治权利。与此同时，成立了长春市政治感化所。经过对参加登记人员筛选分类，先后将其中罪行较轻、危害不大和主动交待问题、得到宽大处理的人员，集中进行政治感化教育后予以释放。经过这一时期的集中搜捕、清查登记和分类处理，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彻底瓦解了其生存的社会基础。
为深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分子的血腥罪行，进一步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长春特别市公安局还应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对一批罪大恶极的敌特首恶分子予以公判处决。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市政府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对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２００余名地下工作者和无辜群众的公祭大会。死难者家属纷纷上台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滔天罪行。时隔多年，伯父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位７０多岁的白发老太太被人搀扶着上了讲台，当她说出被害儿子的名字后便泣不成声，全场上下哭声一片：还有一位身穿白衣的青年妇女，一边哭泣，一边讲述了她丈夫被杀害的经过，发誓要为丈夫报仇……
应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市公安局在南岭体育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全市各工厂、企业、学校、机关团体三万多人参加了公审大会。会上，依法判处制造这起大惨案的直接责任者国民党特务、刽子手陈牧、印匡时、郭子襄、张逸民、苏安５犯死刑，立即执行。
伯父在集中力量一手抓清查敌特组织严厉打击敌特和反动顽固分子的同时，一手抓革命秩序的迅速建立，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为迅速建立长春市良好的社会秩序，保证和促进全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伯父根据长春市当时社会治安形势混乱的情况，适时地提出了“打击敌特破坏活动与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相结合；开展专项斗争与加强公安 业务基础建设相结合”的方针，为新中国人民公安如何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能，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
解放之初，长春市社会治安十分混乱。强抢路劫、偷窃拐骗等刑事犯罪多发，尤其是强抢路劫犯罪，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很大，仅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９年１月，全市就发生了抢劫案件１２ｌ起。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恢复经济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伯父组织全市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了整顿治安秩序，严厉打击以强抢路劫为主要的刑事犯罪活动的专门斗争。公安局司法科配备了４２名干部，成立了２０余人的侦缉队，深入开展对刑事犯罪的侦查破案和严厉打击斗争，并采取有力措施，有效遏制了抢劫、盗窃犯罪案件的上升势头。在较短的时间里扭转了社会治安局势，全市共破获抢劫犯罪案件１０３起，摧毁抢匪帮伙２６个，捕获抢匪１４８人，破获盗窃案件１３８６起，捕获盗窃分子２１１２人。
伯父任长春特别市公安局长期间，正处于旧的社会制度灭亡，新的社会制度诞生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他不负组织重托，在非常时期勇敢地挑起了重担。他领导全市公安机关深入开展锄奸反特斗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积极探索和实践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工作模式，建立健全各项公安工作制度，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长春市的经济建设，保障全市人民的生活安定，出色履行了首任公安局长的神圣职责。
１９４９年７月，党中央决定，改长春特别市为吉林省省属市，伯父随即调任省公安厅厅长。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半个多世纪前，伯父用他的忠诚与热血，在长春解放史和长春公安史上留下的弥足珍贵的一笔，是引我思索、催我奋进的源泉和动力，也必将成为教育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