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的家乡胶东大地昆仑山下，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抗日活动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我就是在这个时刻参加革命工作的。
刚开始，组织上派我到建国学校学习。二年学习期满后，起先我被分配到离敌占区较远的一个区工作。当时我想，条件越艰苦、越危险，越能锻炼人的品格和意志，于是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组织上看我决心很大，便把我派到离敌占区较近的马山区工作。不久，我就担任了区长。
当时，日本鬼子和伪军经常四处扫荡，对我根据地疯狂地进行“三光”政策，日本鬼子的飞机不分昼夜到处狂轰滥炸，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我们的活动都是极其秘密的，晚上在一处住宿，天亮后马上转移。我随身只有一件旧大衣，睡觉时铺一半盖一半，白天就穿在身上。这件大衣我一直穿到身上，舍不得丢掉。
有天晚上，我和另一位同志正在屋里商量工作，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声，外边还有异常的动静，有人跑进来说敌人进村了。我们听后马上拔出手枪，吹灭油灯，冲出门外。这时只见七、八个黑影正朝这边走来，我们一边射击，一边撤退，直到把子弹打光。我们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转移到别的村里。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上级搞的一次“考验’’行动，幸好无人受伤。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志在执行任务的途中，有位同志不幸踩上了敌人埋设的地雷，双腿被炸断，我也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当时人们胸怀远大目标，根本不把危险放在眼里，没有人打退堂鼓。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胶东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们所在的机关奉命转移。一天深夜，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我让别的同志坐在车里，我站在车门外指挥车辆通行，不巧的是，因车门没关好，我一下子被甩下来，腿和手被汽车严重碾伤，立即被同志们送进了医院。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落后，连基本的医疗器械和基本的药品也无法保障，我在治伤过程中忍受了彻骨铭心的痛苦。我大腿处有一片车轮宽的疤痕，是当时被汽车轧的，当时被轧掉一大块肉。为了使这片伤口长出新肉，医生们采用了行之有效但却异常痛苦的办法，即在伤口处敷上沙布，当伤口结痴后，将纱布撕下来露出新肉，然后再敷上纱布，如此循环往复。这种治疗方法，是在没有任何麻醉药物的条件下进行的，每次治疗我都疼昏过去，我真正体会到了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滋味了。每次治疗时，医生们也是眼含热泪为我换药的。经过四个月的治疗，伤口处的新肉逐渐丰满起来，我可以拄着双拐下床走路了。在练习恢复阶段，我心里经常感慨万千，刚被轧伤时以为这次要去见马克思了，没想到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和救治下，不仅保住了生命，还基本恢复了功能，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能达到这样好的效果，真是实属不易。
我受伤后家里并不知道，所有护理照料工作全部落在了医生和同志们的肩上。
在这次轧伤中，我的尿道受损，每次小便非常困难和痛苦。但为了扩张尿道，恢复正常排尿功能，医生要求多喝水多排尿。由于每次小便都似万针穿心般痛苦，所以我简直不敢喝水。医生的责任心真是太高了，为了让我尽快排出小便，就拿来一盆水，在我面前倒来倒去，希望通过这种办法，刺激我顺利排出小便。医生们就是通过这种高尚的行为，把我从死亡线上挽救下来。
在医院养伤期间，因为天气比较冷，上级领导非常关心我的伤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特批给我一床鸭绒被。我当时真是觉得盖在身上，暖在心里。
全国解放后，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工作，且大多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但我深知红色江山来之不易，革命传统牢牢记在心里。可以这么说，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我从未用过公款到饭店喝过酒、吃过饭，也从未用过公车为私人办过事。有一年，有个亲戚回家途中路经济南，第二天早晨坐火车走。当天晚上亲戚在我家住下后，老伴和我商量，亲戚三年五载轻易来不了一趟，天又下雨，明天早上是不是找个车送一送。说实话，我要部车还真不是什么难事，一张口就行，但这是私事，坚决不能使用公车，老伴的想法被我断然拒绝。第二天一早，我上街叫了辆三轮车，把亲戚送到了车站。还有一件事，现在说起来可能有些人觉得好笑。公家为了我工作方便，给我配了辆自行车，孩子们或其他人想骑时，我都坚决不允许。车子是公家的，怎么能随便用呢？
在咱公司期间，曾经有几次调整工资的机会。说实在的，谁不想增加工资呢？特别是当时物价不断上涨，工资又是几十年未动，可是长工资的指标又十分有限，不可能人人都有份。我觉得自己的工资不算太低，所以把长工资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我还积极找上级有关部门，给同志们多争取几个名额。
一九七四年和七五年，我先后为两个孩子报名上山下乡。按照当时我家的情况和有关政策，我当时完全可以留个孩子在身边，老伴也希望留个孩子在身边。我的做法十分干脆，先在公司给两个孩子报名，然后再回家做老伴的思想工作。我引用古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强调自己在响应党的号召，动员孩子上山下乡方面，必须起带头作用，这样做起工作来才能有说服力。后来报社和电台的记者们闻讯采访了我，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一九八二年，我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了。忙忙碌碌为党工作了几十年，这样突然退下来，过去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一下子被打乱了，思想准备不足，当时心情很沉重。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我从来没睡过午觉，吃了饭就去上班，星期天也很少在家里，就象老伴所说的那样，真是把家当成了旅馆和饭店。刚退下来时，我整天上街买菜、做饭、看孩子，抢着干家务活，也算是对家庭的补偿吧。尽管在家里干得不亦乐乎，但心里时时有一种失落感，一种莫名期妙的烦燥，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困扰着我。我常常想，自己的一生难道就在这种碌碌无为中结束了吗？我想，自己受党培养教育多年，自己在有生之年不能这样只为小家庭忙里忙外。自己是共产党员，要继续为党为人民发挥余热。想到这里，我的情绪又逐渐从沉闷中振奋起来。上级领导为我们离休干部专门配备了一套文件。开始组织学习时，大家推选我当学习组长。我想，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来，要带头学好党的方针政策，把老干部们的心拢到一起，让大家的思想都能跟上时代的潮流，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每周二次的学习时间内，我总是提前来到活动室，组织大家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提高认识。我还和大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学习和活动制度。久而久之，我们这些人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都有了提高。几年来，我们都是这样持之以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由于学习抓得紧，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我们都能理解，做到了政治上思想上始终和中央保持一致，自觉地保持革命的晚节。在组织老同志学习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抓好老干部的政治学习非常必要，尤其是在开放改革的形势下，不学习思想就跟不上趟，就有落伍的危险。
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现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既要发挥余热，又要保持身体健康，这也是党交给我们的两项任务。为了使老同志们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我们配合老干部处的同志们，组织了大量适合老年人健康有益的体育活动。我们不但搞室内活动，还搞室外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可以说每次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一九八七年，省厅举办了首届老年人运动会。在这期间，我对老干处的同志说，要参加运动会，就不能为企业丢人，要郑重其事地搞训练，借这个机会既提高参赛水平，又能把老干部的情绪活跃起来。就这样，在我和老干处同志的带领下，参赛队员们集中训练了一个多月，我和老干处的同志们分头把关，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我原来不喜欢跳棋，但为了搞好这个项目的训练，我挤出时间和几位同志一起研究练习，在较短的时问里，使这个原属较为薄弱的项目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训练抓得紧，我们公司代表队取得参赛人数第一，团体总分第一、单项名次第一的好成绩。
我在平时还非常注意发挥老同志余热。在我和其他同志的倡导下，我们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每年春运期间，就象在职时一样，利用早晨的时间，在客流量高峰时到总站为旅客服务，为站上查票、打扫卫生。我们这些满头银发的老人不顾寒冷忙前跑后的情景，使不少的干部职工很受感动。
有一段时期，由于多种原因，济南公司的运输生产每况愈下，我们这些离休的老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方设法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一九八七年，公司计划内的燃料告急，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高价油也难以买到。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和几位同志主动走出去，八方出击，四处联系，真可谓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终于帮助公司购进五十吨汽油，为企业解了燃眉之急，受到公司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还有段时间，根据省厅的决定，济南公司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招标承包经营，我在学习会上曾谈了自己的看法：济南公司不管谁中标，我们这些老干部都要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支持新班子的工作，要帮助企业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坚决把公司的生产搞上去。当时公司党委为了深化企业改革，搞活企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聘请了九位老干部成立了“公司老干部参政委员会”，并让我担任了参政委员会主任。看到公司各方面工作的新气象和新面貌，我很是高兴，同时又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在首次的参政委员会会议上，我说了自己的想法：既然公司党委信任我们，大家就要携起手来，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为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当好领导的参谋。既要参政议政，还要多办实事，为公司的兴旺发达贡献我们的力量。在我的号召下，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到各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了解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了解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除了积极参政外，我们为减轻企业负担，还搞起第三产业来。那时候我菜也不买了，饭也不做了，天天往公司跑，简直比在职时还忙活。说句实话，岁月就是不饶人啊，年纪大了，忙活了一天，晚上回家后浑身象散了架一样，但看到自己的胜利成果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正在我忙忙碌碌准备大干一场时，我这时经常感到头晕，并且出现了几次短暂的失去知觉的现象。由于一直忙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和事业，也没有拿着当回事，后来感觉比以前严重了，不得不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脑血栓。当时我还没拿这个当回事，心想治好了还要工作。可是有天夜里，我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半边身子不能动弹了，我想喊医生，可说不出话来，后来我就昏迷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经过医生的抢救，我苏醒过来后，心里那个急啊！怎么会这样呢？还有那么多工作等着我，这样怎么能行呢？我躺在病床上，想象不能工作的情形，心里根本无法接受眼前残酷的现实。
目前，我的情绪已经好多了，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逢年过节，总公司领导上门探望，并及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保健医生经常送医送药，这些都使我感受到了党对老干部的关心和爱护。
我现在虽然不能工作了，但我要教育好我的孩子，让他们不要忘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不要忘记革命先辈的革命传统和作风，永远跟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