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既无房子也没地，我父亲靠给地主扛活来维持全家的生计。我记得那是1940年的一天，父亲因病发高烧不退，身体虚弱的连下炕的力气都没有，可那家地主却找上门来，硬逼父亲干活。为了以后的日子，我替父亲去干活。这家人每天人、畜吃水少则五、六担水，多则七、八担水，他家离井又远，井又深，我年小体弱，从井里拔桶水可真难呀，当时累得我腰疼腿酸，偷着哭了好几次。
我家三辈讨饭，我童年只读过三年书。1941年，山东遇到大旱，胶东兵慌马乱，国民党杂牌军、汉奸、土匪无恶不做，到处是苛捐杂税，日本鬼子对解放区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在中共地下党员修乐政同志的帮助教育下，我和本村的其他十七名同志，带着对反动势力的仇恨，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里，我们一起参军的十八位同志，现在只剩下我和二等甲级残废陆京云同志，我也曾多次负伤，九死一生。
我参加革命后，经历了数十次战斗，身负三次伤，被评为二、三等功十余次。在淮海、渡江战役中因作战机智勇敢，被评为战斗模范，并受到师党委的通令嘉奖。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人民做出点滴成绩，但我并不为此骄傲自满。这些成绩应归功于党的教诲，人民的养育，归功于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我经常回忆起那些和我在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的同志们，他们不图名不图利，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杀敌。如和我一起参军的赵铭花同志，1946年任连指志员的他率领全连参加胶县高密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为大部队全歼敌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他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斗结束后，赵铭花同志被追认为模范指导员。
记得刚参军时，我年小体弱，连支枪都扛不动。那时日本鬼子对胶东人民进行合围大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震惊中外的“马石山”惨案，就是在这时发生的。那时我在胶东十六团三营七连当战士。为了使更多的群众逃离鬼子的魔掌，我连三排冒着枪林弹雨冲上敌人的阵地，打破了敌人的包围，硬是用自己的果敢行动杀出了一条血路，使大多数群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48年，我军由防御转为全国进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我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纷纷开到长江沿岸，开展起大练兵活动。官兵们不怕天寒浪大，在气温零度左右的江水里学游泳、练泅渡、学划船、挖进入长江的航道，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1949年4月20日，我团奉命攻打长江中心的“黑沙州”，配合大部队打过长江去。我们把平时挖好的进入长江的航道口挖开，在我军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每只小船象箭一样，迅速进入长江，驶向对岸，战士们和船夫并肩划船。为减少船夫的伤亡，我军官兵站在船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我们很快就登上了“黑沙州”，并和敌人展开了巷战，把敌人的集团地堡个个击破。至21日早八点，“黑沙州”的守敌就被全歼。我渡江大部队这时全线出击，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场面颇为壮观。南京解放后，敌人全线崩溃，狼狈南逃。我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猛追猛打南逃之敌。上海解放后，部队进行休整，总结渡江作战的经验，并评选英模。我连（27军81师243团3营8连）在攻打“黑沙州”和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战功卓著，被授予集体二等功，我被评为淮海、渡江战役乙等战斗模范。
1953年，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在部队时的光荣传统，不图名、不图利，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丝不苟。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个人的吃、穿、住都要和最低的生活比。有那么多的同志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什么个人的东西患得患失呢？
我在平时的工作中，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亲。凡是破坏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敌人，对他决不能手软，要狠狠打击。对在工作中有这样那样失误的同志，要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不能采取工作有失误，就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要团结挽救他们。
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确有少数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但也有部分同志由于认识问题，对某些领导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提出批评意见，也被打成“右派”。我当时任重工业局人事科长，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我当时提出有些同志本质是好的，对领导的批评有些偏激情绪，不应划为“右派”。当时的领导认为我有“右倾’’倾向，不适合参加整风领导小组工作，把我下放到翻砂二厂劳动。1961年我在明水铁厂工作，有个别单位为了名利，虚报生铁产量，欺骗领导，骗取荣誉。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党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是欺上瞒下，为此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说我厂生铁产量上不去，厂子里肯定有“右倾”，让我找出有“右倾”的人。当时真把我这个党委书记难住了。我考虑来考虑去，干部工人都兢兢业业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我怎么能忍心说他们是“右倾”呢？我就找到有关领导说，我在厂里没找到一个“右倾”。有关领导一听火冒三丈，说你找不出“右倾’’，你就是“右倾”。他们第二天就派来工作组，发动群众写我的大字报，宣布我停职检查。二个月后，中央下文停止反“右倾”，我又恢复了工作。当时我就想，自己受点委屈不要紧，不能让别人受委屈，不能伤害同志们的感情，影响工作。这就是我平日工作中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