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
我的祖辈父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是向土地要粮食。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身体赢弱，未能支撑全家的生活，只能靠母亲和爷爷奶奶持家。刚记事，我就随大人下地干活。冬天在家搓草绳卖钱，清明后天气渐渐暖和了，就下海拾海蛤到集市上卖。我七岁时就出去到渔行干活，给鱼贩子剖鱼扒虾，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常常是累得头晕眼花。但是这种活我还很愿意干，因为饿了时可以偷着吃点鱼肉。每到插对虾时，我们趁看守人不在，使劲吃煮熟的对虾，这样回家也不饿了。由于战乱和灾荒，打得粮食不够吃，野菜、树叶就是家常便饭。我的母亲一辈子生了九个孩子，由于贫困和疾病，只活下来我们兄妹四人。有一天，爷爷看着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就把十二岁的哥哥叫到身边说：“孩子，现在穷人活不下去的都去闯关东，你也走吧”。就这样，小小年纪的哥哥下关东当学徒去了。
日寇侵华，我的家乡文登市泽库镇是他们的登陆前沿，军舰飞机经常光顾我们村，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我们村离鬼子据点只有十几里路，他们每年都要来扫荡几次。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日本鬼子到我们村烧了一些房子，杀了四个村民，老百姓吓得藏在山里好几天不敢回家。
一九四二年清明节第二天中午，海上来了五六艘军舰，天上还有两架飞机掩护，朝我们直扑过来，村里的人象炸了锅似的东躲西藏。我的姐姐正患病跑不动，我就背着她跑。为了不让鬼子找到，我们涉过海叉子躲进山里。清明时的海水冰冷彻骨，百姓们为了逃命全然不顾。在山坡上，我们看到鬼子的炮弹象雨点般落到村里，全村顿时变成一片火海，邻近的几个村也是这样起火燃烧，这样持续了三天，老百姓的心都碎了。我们村被炸死几十人，大部分房子被毁，我们家烧得精光，连碾粮食的石碾子也被炸碎，我的姐姐也累病交加死去。一九四三年，我们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小学，孩子们都能去念书了。那年我十四岁，在班里是最大的学生，各方面自然学得都不错。村里成立儿童团，妇救会让我当团长，我就领着村里的儿童为八路军做事。这时日本鬼子经常来扫荡，我们学校也是开开停停，一年顶多也就是上半年的课。我们课本有两种，鬼子来时我们桌上摆着《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老书。鬼子一走，我们就把共产党的课本拿出来读。我们邻村学校念共产党的书时，被鬼子突然闯入发现，当场就用刺刀把老师捅死。四三年秋天，上级命令村里给八路军送给养，任务很急，爸爸有病不能去，我就跟着民工队位上路了。一百二十多里地的路程，我赶着驴子驮着粮食，在山路上艰难地走着。我们白天不敢走，到了夜晚，驴蹄踏在石头上火星四溅。走着走着，前边没有动静了，我又不敢大声呼喊，害怕被鬼子听见，急得我直流泪。我硬着头皮往前赶，终于找到了队伍。到了目的地，八路军看到我是个孩子，都很惊讶。村里人说，这是我们的儿童团长。
投身革命
为了能参军，我与村里的几个青年到海防部队要求当兵，可人家嫌我年龄不够，个子小，不收我。这时我哥哥从东北回来了，那里鬼子到处抓夫，年轻人都东躲西藏，哥哥就跑回家了，后来在镇上铺子里当学徒，后来八路军胶东军区后勤部在我们家乡成立利生绸厂，哥哥去当了工人。四五年春天，我给村里在外当兵的人写信，请求帮助我参军，但没有回信。我急了，就直接跑到绸厂，缠着哥哥找厂长，让我当工人。哥哥无奈，只好领着我找到厂长。当时厂里在突击部队的被服任务，极缺人手，我就这样留下来了，我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我兴奋不已，终于参加革命为党工作了。那时前方战士需要什么，我们厂就做什么。我们工作时没日没夜，没有时间限制，累了就睡会儿，饿了吃点饭接着干。一晃三个多月的时间，任务完成后，我们都累坏了，长时间熬着油灯织布，眼睛都得了病。厂长要我们上医院看病时，我随大家走在路上有说有笑，心情非常愉快，只觉得天是那样的兰，朵朵白云飘呀飘呀，我的心绪也好象飘起来了，因为我已经不是一小普通老百姓了，我有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封锁解放区，绸厂缺乏原料，厂里动员我们回家住一个月。我以为厂里不要我了，回到宿舍趴在床上就哭。回到家后，见到日见苍老的爷爷和含辛茹苦抚育我的父母。我只有拼命干活，以补偿我没有尽孝的内疚心情。在家参加秋收一个月后，厂里的事务长邻国章亲自骑自行车来我家接我回厂，这时厂里又恢复正常生产了。
一九四六年春寒料峭之时，东海军分区后勤处将我们厂与永生丝厂合并。我们兴高采烈地将厂从院西村迁到昆喻山后龙泉汤村，并更名为永利丝绸厂。这样一来织绸的丝不用买了，将原来买原料的钱买机器，生产规模扩大了。由于我勤奋好学，技术水平进步很快，厂长让我蹬大机器织绸子了。我织得绸子质地好，市场上的小商贩们慕名而来，在我的机子前等着买我织得绸子。这是因为我们的产品一部分供给部队，一部分运到敌占区换取解放区急需的军用物资，还有一部分供给农村市场。
为了挫败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林治山厂长向我们传达了上级指示，即开展“爬山顶”活动，就是把解放区暂时的困难比作一座大山，大家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渡过难关。我们厂有的女同志将准备结婚打首饰用的银元、做衣服的花布捐献给厂里。我没有钱就多出力，白天干了晚上干，车间门锁了就爬窗户进去干，别人听见机器声也进来干，班长赵芳德一开始说不行，让大家都回去休息，可大家谁都不走，他一看也干上了，这时大家都笑了。在这次“爬山顶”活动中，我两次荣立三等功，受到上级嘉奖。
参加革命工作两年了，我已由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上升到具有一定共产主义觉悟，明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个道理，我强烈盼望加入共产党。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由田自风、高秀芳两同志介绍，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秋天，胶东农业收成不好，厂里就派人四处买地瓜叶掺在粮食里吃。那时已是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我们部队吃不饱还要打仗。厂里也做了战前动员：誓死不泄密，武器不离人！我们把机器全拆了埋到山里，也．都带武器进了山，准备和敌人一拼。秋天的山里的白天还好说，可到了晚上我们是又冷又饿。同志们互相鼓励着。冬天到了，大雪将群山覆盖，我们在山里坚持了两个月。后来我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形势渐渐好起来。一九四八年的春天，上级命令我们挖出机器，迅速投入生产。
由于工作需要，绸厂的二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调到股东兵工部化学总厂工作，我们军队准备大力发展军工事业，准备制造现代化武器。当时把我分配到化学研究室制造组，任务是试制各种炸药。在试制二硝基萘炸药时，需要硫酸和硝酸。这两种酸对人体危害很大，具有很强的腐蚀性。我的工作是将樟脑粉放入由硫酸和硝酸按比例兑成的混酸中硝化，再用碱中和、洗涤、烘干、粉碎成粉状的黄色炸药。二硝基萘炸药研制成功了，它的威力相当于TNT炸药。该型炸药在解放潍县的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它立了大功。为此，我们试制组还受到表彰。
由于整天和酸碱打交到，昼夜干了两个月，炸药搞成功了，可我与试制组其他五名同志的衣服浑身上下都是窟窿，脸、手、耳朵都被烧得象长了大麻风病一样，牙齿也腐蚀的很历害。
制造炸药离不开硫酸和硝酸，可那时候这些东西很缺乏，做二硝基萘炸药剩下的废酸是要收回来的。在处理这部分废酸时，会冒出很大的白色烟雾，很呛人，腐蚀性和毒性都很大。我们的驻地叫冷格庄，白雾将半个村庄遮盖了，老百姓扶老携幼从家里跑出来。后来厂里赔礼道歉，并给以赔偿。以后我们又先后试制成功了硫酸冷却塔中的耐酸瓷环、硅酸钠等，这些都是解放区原来没有的材料。
一九四八年的初夏，我们又开始研究新课题，即将炮弹上的铜制引信改为塑料引信，因为当时大缺铜了，而且加工程序太复杂了。中央军委得知后特别重视，要求我们限期试验成功，为我军的战略大反攻作好军需上的准备，并随时向军委报告。
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需要理论，更需要技术人员。刚巧，这时上级调来一批日本人。原来，日军侵华时在东北建立了一批军事科研基地。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这些日本科技人员俘虏后转交给我军，我军将他们押到胶东学习改造、开荒种地。当我们兵工事业需要技术人员时，就从他们中间挑选。
我们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干，并不时地向军委汇报试验进展情况，终于在四八年秋天试验成功。塑料引信的试验成功，使炮弹的关键部件可以大量生产了，既节约了原料，又简化了工艺。兵工部决定成立兵工九厂，专门生产炮弹引信。我们试验室的二十多人，连同试验设备，全部调到位于黄县龙口市的兵工九厂。兵工九厂，你在哪里？我们来到龙口市寿康街的一处旧房子前。领导说，这就是你们的兵工九厂，你们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吧。
我们在战后的废墟上拆碉堡，平壕沟、垒院墙，盖厂房，挖管道，拉电线……。肩膀压肿了，双手磨起了血泡，我们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我当时任四班班长，领着全班同志建水塔，按装锅炉，为全厂供热送水。我们建成了自己的发电站，在自己用电的同时，还向龙口市送电。这个因战争已二、三年没电的城市，是兵工九厂给他们带来光明。
一九四九年三月，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接四个日本人来厂工作。说实在的，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因为他们给中国带来的只有灾难和痛苦。为了工作，我只有服从。在乳山县南庙村，我见到了横山修三一家四口人。他也是参加研制塑料引信的人员，因为他研制的二硝基荼炸药获得成功，上级还向他颁过奖呢。记得发奖时，研究室所有人员召集起来，让横山修三的家属上台领奖，以此向日本人表示，做出成绩就鼓励，捣乱就镇压。有个日本人在设计一条供酸管道图时，故意把管道接头设计成不耐酸的材料制成，被我们试验室主任发现后厉声训斥，并把他关了禁闭。他没想到我们八路军里面也有懂科学的人员。这样一来，日本人都老实了。
我和横山一家坐着汽车跑到蓬莱城时，天已过正午，我们都饿了，只得下车吃午饭。这时背在身上的长枪端在手里，心里很紧张。那时长山岛还驻有国民党军队，距我们只有几里路，随时都有骚拢的可能。最令我担心的是，胶东的老百姓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如果知道横山一家是日本人的话，非把他们打死不可。在胶东，那时打死日本俘虏的事经常发生。
横山的两个孩子都是在中国出生，中国话说得很好。我让他们告诉父母，都不要说话，一切让我安排。在饭馆里，我给他们买了饭让他们快吃，我就在外面观察情况。他们吃完饭后，我们迅速上车离开这里。只有在这时，我才凑和着啃个烧饼。那时胶东都是土路，汽车开不快，等到了龙口市已是下午五点多了。厂长粱波看我圆满完成了任务，高兴地说：“交给姜功同的任务，他都能完成”。
一九四八年夏天，厂里供销社需要购买绸子，领导知道我干过绸厂，就要我去完成。这时胶东还很乱，部分地区还残留着部分土匪。曾有一个兵工厂的会计出去买东西时，被土匪谋财害命。当时的钱很“毛”，我装了一麻袋，用棍子挑着，若无其事地样子，使人看不出是钱。距绸厂四十多里路，而且都是青纱帐，在玉米地里钻来钻去，一点也不敢歇脚，一口气跑到绸厂。我中午在绸厂吃过饭，又和老同事们打过招呼，就扛着绸子往回赶。我必须天黑前赶回厂，否则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来回八十里路，现在还扛着四匹绸子，真把我累得够呛。后来这些绸子，一部分卖给职工，一部分卖给日本技术人员。
全国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龙口市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我们兵工厂的队伍特别引人注目：两门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大盖枪，干部们都背着匣子枪，非常振奋人心。
虽然解放了，但生活仍然很艰苦。十一月，胶东兵工局召开下属单位工会干部会议，厂长指令我参加。胶东兵工局驻在乳山县哨村，距龙口市有三百四十里地。我二话没说，从伙房拿了大锅饼，背着被子就上路了，整整走了四天才到目的地。开完会还得走回去。和我一块儿走的一个同志宋协坤，走到蓬莱住宿时，他脚上的水泡有鸡蛋黄那么大。他把脚放在耳边摇晃，还能听到水声。我开玩笑说：“这个鸡蛋还是生油的呢”。我帮他把水泡扎破放出水来，再包好。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又上路了。这时候全国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没有了。国家当时的政策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工厂企业化。我们兵工厂也与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供给制，吃饭以班为单位。现在每月发工资，厂里办起了食堂，实行饭菜票制并延续至今。听说实行饭菜票制还是我们兵工厂发明的呢。
一九五零年，国家对兵工厂进行调整，我们兵工九厂改名为山东电木厂。到了年底，上级要求我们厂迁到济南市珍珠泉大院，并归属工矿部山东办事处领导。
搬迁时要把重要设备用汽车运到潍坊，再装火车运到济南，我又担任押车任务。那是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天下着大雪，我抱着大枪坐在车箱的货物上，试验室主任王忠智借了件棉大衣扔给我。可汽车跑了一会儿，我感觉就冻透了。一开始我还打哆嗦，可过了一会儿浑身就麻木没知觉了。天黑时到了掖县，汽车开进一个大仓库，当时我已经不能下车了，是司机连抱带拖把我弄下车的。其实我完全可以到驾驶室里，但怕货物出现问题，所以一路都是坐在车厢里。
来到济南这个大城市，真是眼都不够使的，我们东看看西瞧瞧，觉得到处很新鲜。街上的行人也都看我们，我们互相一看也确实有意思。我们用大枪挑着行李，穿得又土气，浑身脏兮兮的，人家城里人肯定会想“土八路进城了”。对，我们土八路就是要进城，要建设好自己的城市。我们能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们也同样能建设好一个新中国。
一九五一年春节前后，厂里的职工都来到了珍珠泉。那时正是严冬时分，天寒地冻。我们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把机器设备按装好，正要准备投入正常生产，省政府派人来叫我们搬走。那人指手划脚地批评我们，我们十分恼火，双方立刻争吵起来，来人掏出手枪对准我们，我们也把长枪端起来。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第三天，华东工矿部山东办事处主任王新民来做解释工作。王主任解释说，珍珠泉是名胜风景区，需要保护，省政府要驻在这里，不能开工厂。慢慢地我们的思想也转过弯来。我们把刚装好的机器再拆下来，虽然很劳累，但要以大局为重。后来我们厂迁到历下区南营街，过完春节就投入了生产。
一九五一年六月，我被任命为山东电木厂工会主席。这年底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把有所谓“经济问题”的人称为“老虎”，开展打“虎”运动。有些平时很好的同志，一夜之间成了“老虎’’，成了打击目标，中间确实冤枉了一些人。
一九五二年二月，我调到济南市重工业党委宣传科任职工教育干事。就在这时，当年侵华时被俘的那些日本技术人员，全部遣返回国，从此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五年，原兵工局研究室的王力主任访问日本时，还四处打听那些日本人，真凑巧就见到其中一个。他热情地帮助王力办了不少事。他还自豪地说：“我也是当年胶东的八路军呢”。确实这样，那时候在兵工厂时，日本人也穿我们的军装，看我们的合影照片时，谁也分不出哪是日本人，哪是中国人。
一九五一年年底，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于明华同志。那时谈恋爱不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们谈了几次，都觉得彼此很谈得来，很情投意合。难道是老天爷安排的缘分？征得组织的同意，我们于次年底结婚了。我们买了两斤糖，把被子搬到一起，叫同志来热闹一下，一个新家就成立了。
一九五二年十月，济南重工业党委撤销，合并到济南市委。因为我过去是搞兵工的，组织上把我调到山东化工厂，任党总支宣传干事，五三年的化工厂成立党委后，我任宣传科长。
山东化工厂是清朝慈禧时建的一个老兵工厂，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该厂的管理系统较完善，常年有部队驻厂，对国家军工事业贡献很大。从五五年开始，该厂先后归中央煤炭部、化工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领导，产品由部里控制分配。
一九五四年，厂党委宣传科改为宣传部，我任部长。五六年四月，我任山东化工厂党委副书记。五八年六月至十月，我任党委副书记并代理厂长职务。这时福建前线l紧张，部里命令停止向地方供应产品，全力保障军队需要。这样一来，地方上需用炸药的单位领导都跑到我这里来了，我是不能松口的。他们又跑去找省委，省委把我找去，研究如何解决地方需求问题。在左右为难之际，我提出一项既不违反规定，又能解决地方需求的折衷办法。我说：“如果省里有原料，山东化工厂可以代为加工。有一次济南市委书记亲自来厂里要炸药，我也一斤没给，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六月份我到部里开会，把情况反映给领导，部领导经研究答复说，可以支援地方，但每次不得超过十吨。当时我心里很高兴，心想市里要十五吨，我可以分两次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大跃进时期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全国开展大炼钢铁运动。七月份，济南市委开会，布置大炼钢铁运动时，曾表示山东化工厂产品是军工性质，可以不炼铁。八月份，我正在部里开会，期间给厂里打电话询问情况，谁知厂里却说，市委让山化搞三个炼铁炉试验一下。过了几天我又打电话询问厂里的情况，厂里说现在全厂可热闹了，每个车间和科室都建了炼铁炉，否则市里要来“拔白旗”、“抓右倾”。八月二十五日我回到厂里一看，可不得了啦，厂里为了建炼铁炉，把围墙也全拆了。原来厂里规定，厂内储存炸药不得超过四十吨。而我们厂每天产量就达上百吨，必须天天运出去，而运炸药的八部汽车，却让市委调出去拉矿石去，十余吨炸药在露天里，没有那么多蓬布盖，围墙也拆了，马路上的行人都能看到那一箱箱的炸药，万一出了问题，整个济南市不就完了。我马上到市里反映情况，市里一听，马上把汽车退回来运炸药，并允许山化不再搞炼铁炉，并让把围墙建起来。
当时国家干什么都一窝蜂。不管什么情况，要上都上，谁不上不行，这种做法让国家吃了大亏。
一九五八年九月，薄一波同志来山东检查大炼钢铁情况，省市领导在汇报中说，大炼钢铁急需耐火材料。薄一波同志听后反问道：“全国都用山东的耐火材料，你们怎么还缺呢？要把耐火材料搞上去’’。市里决定在章丘建立一座年产五十万吨的耐火材料厂。五八年十二月二月，我从山东化工厂调到耐火材料厂，任党委副书记。当时建新厂就是打会战，市里调来四十多部干部和四百多名工人。我们发动全厂职工先搭窝棚，盖伙房，解决吃住问题。
省市领导对我们这个厂很重视，因为我们厂的耐火材料对冶金行业支持很大，省冶金厅投入二十多万元支持我们。我们厂的事迹和我的名字出现在省级刊物上。
一九六零年，我到省委党校学习三个月，分配到济南市七里河小钢联，任党委副书记。当时济南市可以说是拿出最大力量，准备搞个门类齐全的“钢铁自留地”。那时钢铁是第一位的，任何工作都要服从让位于钢铁产业。市委要我们抓紧时间投入生产。在建厂过程中，我曹四天四夜未合眼，最后一头栽到大坑里，同志们把我架上来时，我脸上流着血自己都不知道。
小钢联投产后，市委抓得很紧，产量质量问题成了焦点，炼铁车间没有达到市里的要求，车间支部书记急得直哭。
一九六三年三月，我调到小清河航运局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该局当时连年生产亏损，职工生活条件很差，到了这里后，我主动住到船上，与船员一起生活，体会到了他们工作的艰辛。我在省厅的支持下，首先安上自来水管，解决了船员常年喝小清河里脏水的问题。又为船员发放了皮衣，解决了船员住在船舱里潮湿寒冷的问题。船员们这时甩掉了纤绳，用上了机械化拖船，在管理上实行了单船经济核算，航运局当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天翻地覆的运动，把我抛到了万丈深渊。这时候群众组织一个个建立起来，到处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这个书记首当其冲成了批斗对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我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大街小巷上张贴着巨幅标语：打倒姜功同！火烧姜功同！炮轰姜功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被批斗。晚上我囚禁在黑屋里不准回家，孩子送饭时哭着来哭着去。这年十二月一个晚上，有个群众组织把我推上一辆车上，拉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到了北京交通部接待站，逼着我写检查。我趁他们不注意，偷着给妻子写信，想告诉她我在什么地方，没想到信被这伙人截去后，硬逼迫我妻子交待我们订得什么“攻守同盟”。我妻子经连逼带吓，精神都失常了，整日以泪洗面。这时候，我预感到，这场运动要不了我的命，也得扒几层皮，就把跟了我们十几年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送回了老家。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体育场召开来京人员大会，要求都回原单位搞运动。他们把我弄到济南后，把航运局党委书记张善云和厅长王方明揪去、逼迫张善云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让王方明宣布罢我的官。随后，他们对我的批斗升级了。他们让我带一米半的高帽子游行；他们做了一个大牌子，用铁丝挂在我的脖子上，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姜功同，铁丝勒进肉里，一戴就是一天。开批斗会时我要弯成九十度的腰，做的不合格立刻引来雨点般的拳脚。个别居心叵测的专往要害的地方打。打昏过去后，他们用凉水浇醒我后继续打。当时我被打得真是遍体是伤，连医院的大夫都流出了眼泪。在我被打的最厉害时，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痛苦，决心不活了。妻子看出了我的念头，把情况告诉了我哥哥。他当时是纺织厅的处长，也被批斗。他来到我家后，反复告诫我：不仅不能这样做，就是想也是绝对错误的’’。他让我把眼光放长远点，共产党人没有承受不了的痛苦。我逐渐醒悟了；坚决活着，活着就是胜利。
那时候，济南市委书记张骏，省委书记谭启龙也都先后被揪到小清河航务局，和我一起接受批斗。看到这些跟着党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同志，转眼问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我的心真是碎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党的九大召开前夕，航务局革命委员会宣布不再批斗我了，这叫解放干部。从此我又过上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从这开始，我每天都在船上劳动，我跟船跑过羊角沟，学会了驾船，我跟木匠学艺，自己会做桌椅板凳。我拉地排车，从水泥厂拉水泥到单位，我干过摆渡人，把黄河两岸的人送到对岸。干这些活计虽然很累，但我心里舒畅多了，不用再写检查了，不再挨斗了。
1971年1月，省厅和济南市交通局决定修建锦绣川大桥，任命我为总指挥。
那时，水库刚建成，还没蓄过水，我们把工地建在河滩上，把水泥预制块放在沙滩上。没想到一场大雨把水库灌得满满的，预制块淹没在足有七米深的水下，我们都傻了眼。我们向上级反映，领导说修水库就是为了蓄水，半米水也不能放。没办法，只有打捞。后来我们在相关单位的帮助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将水泥预制块全部打捞出来。
锦绣川大桥全长一百多米，宽十二米，是双孔双曲拱桥，也是当时全省跨度最大的双曲拱桥。由于我们当时缺乏实践经验，修建这座大桥时真是一波三折。如在吊装一块二十多吨重的拱梁时，由于钢丝绳突然崩断，吊在空中的拱梁“扑通’’掉进了深深的水中，浅起了巨大的水花。首次吊装失败挫伤了部分同志的积极性，起重队队长蒙着头躺在床上，二天二夜不吃不喝也不起来。我又去请来省交通厅工程大队起重队的同志前来吊装。这次我们充分吸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准备工作慎之又慎，各个环节天衣无缝，终使吊装全部成功。
这时我已43岁了，不是很年轻了，但每天仍与工人们工作、生活在一起；一起预制二十多吨的拱梁，一起在桥墩上爬上爬下，一起吃大锅里的饭菜，一起在窝棚里谈天说地。一天，省厅的罗明厅长来工地视察，当时我正在电线杆上和电工一起装灯泡，他在下边喊：怎么，总指挥不在办公室里而在电线杆子上了？我说，工地就是我的办公室呀！罗明厅长与工人们听罢都笑了。经过紧张艰辛的努力，大桥于第二年初就建成通车了。
一九七二年十月，交通厅调我到莱芜汽车制造厂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莱芜汽车制造厂，是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精神，建在大山里面的企业。离上级远，各种交通、通讯都不方便，大城市来的职工思想很不稳定，工作积极性不高，“文革”还在继续。我到厂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处理派性斗争遗留的问题，做职工的思想工作，动员职工努力投入工作和生产。此外，还要完成各种政治任务，如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批邓等等。我深感思想工作越来越难做，因为人们都怕“右倾”，认为越“左”越好，能打能闹不干活的是英雄，是革命派。
一九七五年以后，生产渐渐有了起色，年产汽车达到二百多辆。我在莱芜汽车制造厂一干就是六年，中间很少回家。妻子有时带着孩子来厂看我。一些青年工人常年在山沟里工作，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思想仍不稳定。一九七八年八月，省交通厅负责修建济宁至菏泽的铁路，我奉调任筹建处副处长。
因为没有铁路，菏泽地区贫困的面貌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当交通部在河南召开地方铁路经验推广会时，菏泽领导抓住这个机遇，跑省府、铁道部等，要求将铁路修到菏泽，解决鲁西南的交通运输问题。后来省里决定修建济宁至菏泽的铁路，为此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宋一民副省长任组长，下面十几个厅的厅长为成员。交通厅成立了地方铁路局，王新光同志任局长，我负责通车前的准备工作和通车后的各项管理工作。
我开始跑铁路局，主要是要求对方支援我们些管理干部、技术人员等，帮助我们培训工人，请新工人到铁路局各部门实习。我还跑省公安厅，报批铁路沿线各车站的派出所。
我在千头万绪的筹备工作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隐患：铁道部拨来的枕木、铁轨等都是替换下来的。枕木已严重腐朽，铁轨还有民国初年生产的，这样的铁路安全根本无法保证。我带着这些想法向省厅领导作了汇报，立即引起省厅领导的极大重视，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七九年铁路通车时将铁路移交给铁路部门。铁路建成通车后，我们这些省厅派去的干部又回到了济南。在回来的路上，叶莘厅长对我说，你到济南汽车运输公司党委工作吧。我心里很高兴，在外地工作了十几年，在我年过半百之际，终于又和家人团聚了。
八十年代
一九八零年一月，我到济南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任党委副书记。八一年下半年，王凯同志调到山东省联合运输公司后，我主持党委工作。
济南汽车运输公司是老企业，整个管理工作基础雄厚，组织健全，制度完善，职工队伍整体素质较高。
一九八三年六月，交通厅派我参加省委工作组，去潍坊地区，帮助地县两级领导班子的换届工作。组长是省人大政法委的副主任李鸿儒同志，我们共六人。在这期间，王树林同志任济南汽车运输公司党委副书记，我改任工会主席
一九八四年春节刚过，工作组完成任务后解散，我回到公司当工会主席。到了十一月份，省交通厅借调我去厅里帮助搞整党工作，直到八六年五月结束。到了六月，公司给我办了离休手续，我随之回家颐养天年。
写到这里该收笔了，但我意犹未尽。我想起了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段话，我把这段话作为自己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总结吧：“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致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致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最后我作诗一首：
拼将生命跟党走，先忧后乐座佑铭。鞠躬尽瘁四十载，问心无愧这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