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8年出生于牟平一个偏辟的山村里，曾在学堂里念了四年书，后因家庭困难，只好辍学回家种地。抗战期间，两个哥哥当了八路军，我在村里也担任儿童团长和青救会长。1946年，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我在区卫生训练班，主要学习战地紧急抢救知识。不久，我调到东海支队第三大队，担任卫生员，后来改任大队文书兼供应员。
这年前后是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我党的口号是“爬过山坡就是胜利”。前方战斗激烈，后方支前紧张。国民党猖狂反扑，还乡团反攻倒算，敌机狂轰滥炸。6月前后，高密、诸城先后被敌人占领，这样支队就撤退到诸城以南20公里的枳沟、北杏。
一次，我奉命带一个排去胶南县铁山区取棉衣。到了铁山区，当时棉衣还没有全部集中起来，我们就等了两天。在这期间，我们也没闲着，帮助农民秋收，主要是刨地瓜。农民们很感动，诚心邀我们吃饭。当时我们带的粮食不多，就去吃了。待棉衣到齐后，我们立即返回。此时传来大队已经转移的消息，我们顿时和大队失去了联系。经过分头寻找，终于找到了大队，我们就象迷路的孩子找到了亲人那样高兴。
1948年，我到华东交通学校学习汽车驾驶，学成结业后，我分配在华东汽车三中队。华东交通学校我们这批学员，分别分配到济南铁路局、华东汽车一、二、三中队。这时济南汽运公司开始成立。当时的一、二中队南下参加淮海战役，我所在的三中队驻在济南的经七路纬十二路，后来迁到经四路小纬五路（这里原为一个国民党装甲连的驻地），现为公交公司驻地。当时三中队仍实行军事化，除几个分队外，还有一个修理班和一个警卫班。三中队的主要任务是军需物资的运输，如枪炮、弹药等，还执行一些临时任务。我们多数是从白马山、青龙山拉军火，这两处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华山和龙山北是炸药库所在地，我们也经常去。我们还负责把战斗机拉到飞机场。运输军火很危险。有次，一部车拉炸药到黄河，突然发生意外爆炸，驾驶员和车上的几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就把他们被炸碎的遗体葬在青年公园。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军俘获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杜聿明、黄伯韬、黄潍、孙元良等。我们三中队接到转送这些高，级战俘人员的命令后，挑选了七部车辆，把车开到铁路边，这些战俘从火车上直接被押上汽车，然后在前后两辆架着机枪的车辆押送下，昼夜不停地向河北省永年县城驶去。当时永年县城四面环水，没有可摆渡汽车的大船，我们就将七条小船连在一起，让车辆一部部的摆渡，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
济南解放后，渤海支队并入国营山东运输公司济南分公司。市区包括汽车一队，驻纬八路，是长途客运；二中队南下参加淮海战役，三中队驻经五纬五，当时市内只有三、四辆公共汽车，主要线路就是经二路一条线。公共汽车停在现市政府对面的一个小院里，过去叫济南交通旅行社。市外还有德州、惠民、张店三个转运站，聊城、菏泽、济宁、泰安四个汽车站。上述这些是济南汽车运输公司负责山东西部地区的主要客货运输范围。
一九五三年后，从济南分公司调出部分车辆和人员，组建德州、北镇、聊城三个分公司。后来，原济南公共汽车站划归济南城建局管辖，以后改为济南公共汽车公司。同年（五三年），济南市搬运公司（人力车）曾并入济南分公司，时问不久又分开了，现为济南大型汽车运输总公司。济南市第二运输公司是原济南公司汽车二队，1957年分出去的，主要是短途运输。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相关政策，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私人汽车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组成了通运、江东、济东、裕华四个汽车行，并实行了“三统”政策，即统一货源、统一运价、统一调度，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1955年初，四家汽车行在政府和国营济南汽车总站（济南汽车运输公司曾改为汽车总站）的帮助下，合并成立了济南汽车联营处，实行联营，其车辆除调往北京、聊城一部分外，留在济南的还有64辆。在此期间，成立了公私合营工作组，我从交通厅调到工作组担任秘书，同时从青岛的运输单位调来几名同志加入工作组。我们的任务就是对运输行业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摸底排队，做宣传教育工作，对64辆私人车辆划分出哪些是个体劳动者，哪些属于资本主义成分。并于当年12月1日，经济南市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公私合营济南运输公司，共有公、私职工150多人，驻纬八路原济南汽车站。1956年春并入济南汽车总站，后又并入国营山东运输公司济南分公司。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期，1955年未批准合营的个体劳动者，实行了全行业合营。但在“文革”期间，不分个体劳动者和资方人员，一律被当做资本家批斗。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大部分进行了改正，只有几户属于资方人员。
建国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不仅国营经济有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逐渐暴露出来。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大搞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牟取暴利，盗取国家财产，盗取国家经济情报。不法资本家还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糜烂生活方式，腐蚀工人阶级和国家干部，因此国家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也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习气，有的被糖衣炮弹打中蜕化变质，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并接着开展了“五反“运动。当时我们公司组成了“打虎”队，我也参加了。市里派来一位姓朱的干部负责指挥，并将公司经理兼书记停职反省。济南市在体育场召开宽严大会，对有问题的人进行了围攻。咱公司就把张店转运站的宫站长当做“老虎”来打。当时的运动虽然有些做法过火，但却使干部养成了廉洁清政的好作风。
1955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期，残存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有所抬头。我在厅里参加肃反运动。在运动中，公路局有的人开枪或跳楼自杀。后来我到公私合营工作组。1956年公私合营汽车公司并入济南公司后，我是党委宣传委员，担任宣传部长，参加公司的肃反领导小组，以后又到肃反办公室负责肃反工作。在肃反运动中，我采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的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摸底排队、内查外调，在公司内部挖出一批历史反革命分子。
1958年，我任公司保卫科长。当时已是整风时期，公司各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专门盖起大字报棚，对领导干部提意见。后来还有大辩论，在干部中打“右派”。我当时是保卫科长，没有参加打右派，主要是在工人中打“坏分子”。这次运动出现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对党的领导人提出意见当做反党，把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当做否定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大跃进年代，济南运输公司不仅自己大搞小炉炼铁，更重要的是还要保证钢铁厂的燃材料供应。当时因钢为“元帅”运输为“先行官”，到处是运输告急。
在大办交通运输中，人、材、物等都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公司成立了装卸队，连家属都被动员进来。制造拖斗，没有钢板就用木板代替，一车一挂变成一车多挂，曾一车挂到十几个斗子，被称为“公路列车”，还搞过摄影宣传报道，终因违反客观规律而导致失败。我在此期间大多是负责马车服务社的肃反工作，因马车服务社也隶属济南公司。
1958年以来，由于大跃进等，农村劳力减少，城市人口增加，公司六〇年达到5千多人。那时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失和破坏，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1961年，我公司和其他单位一样，从农村荒芜的土地上搞农业开发，公司在市郊建起了园艺场，抽出部分人员和干部轮流到园艺场种瓜种菜，以瓜菜解决吃饭问题。各家各户上山挖野菜。我们宿舍几家联合到酒厂买酒糟蒸窝头吃。因吃咸菜太多，当时很多人得上了水肿。
1960年，我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奉命到市党校学习。当时国内外形势比较紧张，国家加强了备战。我在学习期间，国家开始推行城市公社化，我被任命为济南历下公社院西分社党委第一副书记、社委委员。当时的书记由省府机关党委书记刘化南兼任，社长由省府办公厅主任兼任。当时济南市各区、各办事处都改为公社，院西公社是由院前，钟楼寺两个办事处组成的。在公社期问，除抓人民生活、生产自救、家庭环境卫生外，还组织民兵师。在成立民兵师的大会上，省军区司令员授民兵师师旗，社长为师长，我为师政委。后来中央公布《农业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等十个条例，纠正各方面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支援农业生产。那时城市里也搞各种形势的承包制和单干等。不过当时受“左”的影响和原料不足，都产生恐惧心理，都怕政策有变，谁也不愿出来干个体承包或单干。说实话我也有恐惧之感，总认为这是解决困难的临时之计。到了1963年，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又恢复了原来的体制，各公社又改为办事处，从企业单位调上来的干部又回原单位去了。当时我因病住院，出院后市委交通部征求我的意见，想让我到公路段去。当时我因身体不好，出院后还需体养一段时间，不愿到新单位去，就又回到了济南汽车运输公司。
1962年，我公司一个车队分离出去后，东郊修理厂并入公司。原堤口路汽车修理厂因与泰安公司合并，也划归为我公司。1963年根据某些单位的干部存在作风和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如帐目不清、铺张浪费和多吃多占，甚至有的贪污盗窃等问题，公司进行了清理和整顿。我去东郊修理厂参加蹲点，担任厂党支部书记。
1964年，中央下发《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为“四清“运动，将原来的“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扩大到“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分期分批进行“四清运动”。在此期间，上级派出工作队进驻公司。工作队进驻公司后不依靠企业组织和领导、而是让企业的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采取秘密的方式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 发动群众对单位上的领导贴大字报，各级干部都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自我检查，主要领导干部要在全体群众大会上反复检查，才能过关，才能解放出来工作。我当时胃病比较严重无法坚持，只好在检查前打上针。对于清查出有问题的干部进行组织处理，又在群众中进行清查。在这次运动中，对于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又采取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公司“四清”运动结束后，工作队仍留有观察员进行观察。同时又从公司抽调一批骨干，准备参加其他单位搞“四清”。1965年，公司“四清，运动结束后，公司召开党代会，对党委进行了改造，我被选为党委常委、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
1966年，“文革”爆发，全国逐渐陷入混乱状态。1967年初，公司的一个群众组织夺了权。因为我是党委常委和监察委书记，因此被罢了官、开除了党籍。当时我的态度是，罢官，根据群众要求我同意，但开除党籍必须按党章办事，后来就接受批判。先是到修理厂劳动，又到齐河，说是去讲问题，其实是让我揭发公司领导问题和接受批判。开始的时候，星期天还能跟车回来，后来休班也不让回来。每天早上给汽车加水，白天在车间劳动，晚上接受批判。一个多月后春运开始了，把公司的领导干部派到齐河桑梓店驻点搞春运，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单位的马棚里。后来黄河防讯，驻点暂时撤销，只留我和组织科长刘荃生同志在点上看东西，直到春节后才回到济南。
1967年3月，公司成立革命委员会，那时我接受批判、揭发。后来基本没有我的事了，我要求干点工作，于是便来到泰安汽车站随车卖票。每天上午从泰安到宁阳，第二天再从宁阳返回泰安。有一次在宁阳站从井里推水时，有个站务员问我“你是当权派吧”？我说：“我是随车售票员”。跟车卖票过了一周多的时间，又叫我回公司参加揭发公司“黑班底盖子”的学习班。这年7、8、9三个月最为混乱。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8月提出“砸烂公检法”，使社会秩序失去控制，当时的打砸抢极为严重，为此派出解放军支“左”。进驻公司第一批的是工程兵部队，公司内部各派又联合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对干部要经过斗、批、改后解放了，才能正式被录用，重新安排工作。公司揭“黑班底”学习班结束后，有的进入斗批改阶段，有的结合进革委会，我因“死不转弯”，被下放到修理厂维修组干钳工。每天我从工人新村骑车到修理厂需一小时，夜班时干到深夜才回来。那时我早想好了，“文革’’结束后给自己下个结论，回老家种地去，并且与村里的领导联系好了。如果不让回去，就继续干维修工。在修理厂干维修期间，每逢节假日加班，师傅给我加班费，我说按“四清“规定，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不享受加工资和加班费。可老师傅说，你现在不是干部了。从此我就对加班费来而不拒了，反正钱不会咬人。
1968年公司清理阶级队伍时，抽调部分公司老人参加。我和公司原副经理邹增善去搞外调。我们两人骑自行车到重型机械厂搞调查，回来就叫我们到车队参加清理阶级队伍。我在一队看到他们动刑，并搞逼供信很厉害，也不敢制止，就对他们说：“让他再想一想”，实际上让他们不要再打了。后来看形势不好，就要求再回修理厂。
1969年后，军代表找我谈话，要我回公司。我当时不想回公司了，觉得在修理厂还比较安全。“文化大革命”的反复，使我感到盲然，分不清是非，不知怎样才对。军代表说：“还叫他们这样干？咱不干谁干？”这样我又回到了公司。当时公司革委会有政工、生产、后勤三大办公室，我负责政工。以后又改为政治处，我为政治处主任。
在此期间，因清理阶级队伍还在继续，由于原来被审查的人需要弄清，为整顿、恢复党的生活打基础，另外还要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当时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对干部的审查，特别是对被打倒的干部更要小心、慎重、分期分批恢复组织生活和恢复工作。当时主要采取根据干部的职务，在不同的范围检查，即斗私批修及征求群众意见，才能过关。
1971年春，济南市交通系统在黄河航运局搞大型学习班，每个单位为一个组，我为公司学习班联络员。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人人都大吃一惊，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听错了。
1972年，我到西安、重庆慰问大三线的职工，历时一个月。此时公司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交通邮政局汽车运输团”，下设政治处、工代会、武装部、行政办公事，增设两个调度区，十八个车队四条线路，还建立了“四二一”小三线油库。从部队接收一个汽车连，在平阴建立一个连队，即汽车九连。原齐河连队迁到莱芜，为六连。这时莱芜两个连队，即五连和六连，新泰建立汽车八连，还建了几个新汽车站。1975年，为了稳定企业的局势，公司在市二所举办各单位领导和职工代表参加的大型学习班。这时我正好到各地向党员传达毛主席接见外宾的谈话。我从平阴、肥城、泰安、新泰、来到明水连队传达后，准备回济南到黄河以北的单位传达。在明水时有人抓住我，要抄我的文件包，想看看传达的什么文件。我说，你不能动，这些文件只向党员传达。后来让我参加学习班，让我检举揭发，因对我检举揭发的不满意，就把我赶出来，在此期间还出现了打人事件。这样破坏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各项规章制度，造成人心涣散，生产下降，工作不得安宁，公司党委只好到交通厅去开会。在这次会议上，领导要我担任党委副书记，我说自己身体不好，年龄越来越大，还是年轻的干好。
1981年，我任公司党委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这个期间，根据中共有关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工作，为企业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85年6月，上级批准了我离职休养的申请，但仍在公司纪委协助工作，直到1986年春节过后，我才完全退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