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8年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说起来真是太不幸了，我七岁时父亲、母亲先后去世，所幸的是外祖母收养了我。外祖母家只有三亩薄地，日子过得相当艰苦，我们兄妹三个全凭外祖母织线纺布而把我们养大。外祖母勤劳善良的性格和勤俭持家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也为我参加工作后勤俭办企业、自觉抵制铺张浪费奠定了思想基础。1948年我就读于潍县师范上学。这里当时是敌我争夺很激烈的地区，我亲眼目睹了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作风，也看见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到处烧杀抢掠的罪行。这种鲜明的对比促使我更加倾向革命。潍坊刚解放时，我就报名参加了革命工作，单位是华东野战军后勤部所属的华东交通器材燃料公司。当时我在日记中写道：到前线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48年冬，在参加完支援淮海战役的工作后，听说即将进行渡江战役，我第一个报名，但未获批准，直到次年参加了解放青岛的工作，才圆了自己的梦。
1953年，我在青岛参加了“三反”运动。一些后来多次出现的错误口号在那时就出现了，什么“大胆怀疑、大胆揭发”，什么“深山必有虎”，什么“管钱的管物的都不清”等等，不少地方还搞起了逼供信，这些错误的口号和做法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当时也参加了两个单位的“三反”运动。如调查某人时，我引导大家注重调查研究，分析其工作范围、工作环境，从查帐入手掌握线索，再分析此人不是那乱花钱的人，款项可能存在银行。是哪个银行呢？经过在我市银行的查找，查到在其岳父名下有一万多元的存款。证据搞到手后，找其谈话，对方全都坦白了。由于本人坦白较好，根据党的有关政策，决定免予处分。此人后来见到我说，多亏了你救了我。我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党的政策好。
1955年我调入济南汽车总站（次年改为公司）。当时车站各种欠款积压现象严重。我采取了先建新的制度然后再清理的办法。针对当时汽车司机借款、报销、购买渡河票等，改为记帐渡河，大大减少了司机和会计的麻烦。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们都有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强烈心愿，我公司也不例外，什么车产万吨公里，一车拖几个挂斗，希望夺高产放卫星。当时的主观欲望挺好，却破坏了生产工具。有的人对计划层层加码，对产量浮夸不实，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只破不立，使企业的管理工作一度陷入混乱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我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提出了，四统”、“四放”原则，即统一计划，统一福利标准，统一费用开支，统一三级核算；放权范围包括一般生产性开支，临时性开支，职工借款，燃材料开支等，公司领导对此也大力支持。
1967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参加支援大三线的建设。当时地方上武斗升级，派性斗争激烈，当地不时发生团伙抢劫事情，人民的生命和国家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交通部电令我们人在车在。当时军代表撤走了，有些司机害怕也走了。他们走时拉我上车一块走。我说，我不能走，我要人在车在、厂也在。在我的影响下，大多数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保护了大量国家财产没受到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