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2年1月20日，我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邹家庄（现改名为金龙庄）的一个农民家庭。有幸，我家还能免强维持温饱。1938年秋上了小学——雷神庙小学。这个学校虽小，却颇为有名，因为雷神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群众打响救国第一枪的地方。这个学校有革命传统，党领导的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革命活动。这里离驻有日本兵的牟平县城只有三华里。当时我们的校长宫锡涵和孙老师，对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经常进行革命和抗日救亡教育。记得在后操场的一间背静的教室里，经常教我们唱革命歌曲，歌词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冒着很大的风险，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所以他们晚上不敢在家里住，住在金龙山上的龙王庙里。有一天上午，正是上课的时候，有两个身背短枪的汉奸闯进校长室，口称请校长有事。校长在前边走，他们在背后就开了枪，可怜我们的校长血溅校门，经抬到八路军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此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理下了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种子，立志长大参加抗日部队。1944年我小学毕业，考入牟平中学，经常看到城里的日本兵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心里充满愤怒，很不情愿接受奴化教育。我的家在城南五里丘岭地带，经常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到1945年春八路军主力已兵临牟平城下。八路军住在我们庄为百姓挑水、扫院子，干农活，真是军民一家。有一次一个战士为挖工事借了我家一把铁掀，等战斗开始时枪声手榴弹正响成一片，那个战士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家还了铁掀。妈妈每每提起此事，总是对八路军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尚品德赞叹不已。我那时只有13周岁，和八路军战士混熟了，总缠着他们要参军，他们说我年纪太小长大了再说。1945年6月，八路军攻下了牟平城，群众欢欣鼓舞欢庆胜利。八路军进城以后秋毫无犯，贴出安民告示，到八月份通知所有牟平中学的学生参加青年干部训练班。有些人由于对共产党、八路军有种种偏见，不愿参加这个训练班，而我则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时的中学生都是宝贝，东海区党委很重视这个训练班，从部队抽掉了政治指导员以上的一批干部负责政训和军训。训练班实行供给制，吃大锅饭，集体居住，早晨出操，我觉得和参了军没有什么两样，所以非常高兴。当时政治学习的内容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经常学唱八路军军歌、解放区的天、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年青的作曲家陈志昂、杜黎舟是我们的音乐教师，现在想起来对那时的生活还非常留恋。经过训练班的学习，确立了我革命的人生观。1945年9月，我们热烈欢庆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取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大喜日子。比我年龄大的同学一批一批的参加了部队。因为我年纪小，多次恳切要求都被劝止了，直到1947年5月，那时我满15周岁，华东医科大学预科队招生，我们步行60多里路，跑到烟台去应考，终于被录取了。1947年5月6日我穿上了军装，当了一名革命战士。
（二）
参军不久就赶上解放战争的一个最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当时我们部队所处的胶东形势非常紧张，一时黑云压顶。前方部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敌人背后打运动战，后勤卫生部门就和敌人转山头打游击，发动群众空室清野，不给敌人留一粒粮，一点军物物资。当时大批的军用药品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决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就把药箱分散埋在山沟和农田里，要详细记下埋藏的地点、方位、数量，等敌人退走再一箱一箱地起出来。这个工作量非常浩大，那时缺少汽车，就是有车也用不上，崎岖的山路羊肠小道只能是肩扛人挑，独轮车推。因为我年纪较小，就在前面拉独轮车，年纪大一点的同志在后边推，一天干下来两腿打软，坐在地上都站不起来了，保护了那些极其宝贵的物资。1947年底我们奉命西进，为避免敌机骚扰长途夜行军，有的人疲劳到极点，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为防止意外或掉队，后面的人牵着前面人的背包带。进入敌战区后，形势更加困难和危险。我们选择了渤海边上的一条行军路线，但是要经过大片的不毛之地，有些地方虽然有植被，但也只有大片芦苇和蒿草，往往行军一天看不见村庄，这里极少的群众也是吃草种子。我们带了极少的干粮也都让给病弱的同志和女同志吃，大多数人是吃草种子做成的饭。经过几天艰苦跋涉，来到了黄河之滨，渡河成了难题，没有渡船。因为河已封冻，但冻的又不结实。我们到来的前一天，有一辆马车从冰上过，掉进了黄河。部队在黄河边等到第二天清晨，虽然天气很冷，但大家明白越冷越好，便于我们从冰上渡过天险。部队拉开了距离，小心异异地跨过了黄河。1948年初到达鲁西莘县。那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象一把尖刀刺向敌人的胸膛，迫使蒋介石收回重点进攻。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配合陕北战场对敌人发动强大攻势，七战七捷，并且把蒋介石的王牌军——七十四师消灭在孟良崮，围困了济南和徐州，赢得了相对平静的时期。那时我们后勤卫生部卫校药剂班得到了将近一年的较安宁的学习时间。当时我担任学习排长，要帮助文化程度低学习困难多的同学，自己必须抓紧点滴时问学功课。因为工作学习都优秀，于1948年12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虚岁18岁，周岁16岁多。毕业考试我各门功课总平均99.5分，列全校第一，所以领导决定我留校任教。很快我们就招了第二批学员，都是从部队抽调的卫生员和助理军医。有些同志文化程度很低，认不了多少字，算数还不会加减乘除。1948年我军打开了济南府活捉了王耀武，又乘胜南下，打响了震惊世界的淮海战役。我们卫校随部队长途跋涉为前方部队运送急救药品。部队在前方打了大胜仗，消灭了杜聿明集团，稍事休整就继续南下。1949年4月初，我解放大军就饮马长江了。在南下行军过程中，我们卫校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但也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不分昼夜般运药品材料，尤其在装船的时候，扛着很重的药箱，走上颤畏畏的桥板不由自主的两腿发软。劳动非常艰苦，但是大家都争先恐后，不能上前线在后方也要多做贡献。在行军路上还要教文化程度低的同志识字，自制小黑板，写上几个字挂在背包上，让后边的同志认读。在南下过程中我立了三等功。由于疲劳过度和营养缺乏，我经常头疼、眼疼、视力逐渐减退，但还是一声不响地坚持着，什么事情都不甘落后。部队打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才有机会到医院检查，确诊是急性视网膜炎。因条件不好延误了治疗，视力难以恢复，住了五个月的院，视力恢复到0.2就出院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因视力的原因，从教学工作改作政工。1950年我们部队奉命北上，参加抗美援朝。因我的眼睛有疾，留在通化县（今辽宁省通化）留守处，负责向前方供应药械。在那严寒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呼一口气眼眉就都成白的了，在无遮无挡的火车站上看守和转运物资。1951年我刚19岁的时候，就担起党支部书记的重任，那时的干部真正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经历了千辛万苦，一次又一次完成了向前方运送物资的任务。1952年留守处回到山东曲阜，开展了三反五反和整党运动，随后组建了保防队，在“除四害”（苍蝇、蚊子、跳蚤、老鼠）中，我们保防队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个人被评为模范党员（师级单位的模范党员），我发明了高效捕蝇器，因事迹突出，政治部派专人总结，把事迹画成几十幅画，在部队展览。1953年调到华东军区第二十陆军医院外科任指导员，由于全科同志共同努力，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个人荣立二等功，被选为党代表到南京参加华东军区后勤部党代会。1954年调到济南九O医院（后改为济南军区总医院），在内科、小儿科、妇产科任政治指导员，1955年授衔和解放奖章。1956年被评为医院先进政治工作者，并被选为医院党委委员（当时医院是师级单位）。1958年适应大跃进的形势，部队一部分同志转业到地方。我虽然非常留恋部队，但还是服从组织分配，转业到山东省交通厅济南汽车运输公司。
（三）
转业后在公司党委做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掌握职工思想动向，当好党委的参谋，还要到生产第一线做宣传鼓动工作。那时的主要宣传形式是编演小型文艺节目，到生产第一线表演，说的就是工人自己的事，所以效果很好。我们公司的有些文艺节目在市里获了奖，许多兄弟单位都来学习。我编写的《光辉的十五年》、《火》、《桥》、《这山望着那山高》等几十篇作品被选登在群众文艺刊物上。我主笔编写的话剧《革命大家庭>以济南站服务人员待客如亲人的事迹为背景，演出效果很好，被选为济南市保留文艺节目，多次在职工剧院公演，在电台广播，并且被山东省工会编成了书出版，还全文刊登在大众日报上。在学雷锋运动中，我带领剧组的同志到全公司各车队、车站演出，演职人员每天都很早起床，到车站为旅客服务，在台上是演员，在台下是服务员，对学雷锋做好事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这段时间里，我担任了党委宣传部长，政治处副主任，当选为党委委员，党委常委。
在十年文革中，我受到了严重冲击。无中生有，望风捕影地把我同“三家村”、彭、罗、陆、杨挂上了勾，多次大会小会批斗，到各车队、站游斗，被打入牛棚劳动。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到车站装行李清扫候车室、院子，到深夜才能回到家。经过一年多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头痛、眼痛逐渐加重，本来很差的视力，越来越降低，直到完全失明。就这样也不放过你，因为我写过一些作品都被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写不完的检查，恕不完的罪。林彪事件以后，特别是到了1972年以沈兆吉（现任济南军区参谋长）为首的军宣队，进驻我公司，正确执行了干部政策，我才得到了解放。在身处逆境之中，我深信党的政策，党的正确路线不会长期被扭曲，时刻不忘为人民做贡献。我看到行李房工人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多年来没有改变，就和几个有心的老工人一起研究搞技术革新，先制成了卸车滑板，后又做成了装车用输送带，还有运送行李的小吊车等，大大地减轻了工人的体力劳动。许多兄弟车站都来学习画图纸，后来建成了现代化车站，这些机具虽然现在不用的，但那时的技术革新的确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
（四）
我在渡江战役中，因公致残，转业时评定为二等乙级革命荣誉军人。在文革中受迫害，病情明显加重，双目失明仅有光感。1972年落实政策，经民政局检查评定为壹等荣誉军人。当时病情还在恶化。经批准开始系统治疗，在治病过程中我仍挂记单位的工作。在七十年代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我协助济南站党支部，组织职工学习，多次讲课，讲心得体会，带头背诵老三篇，一本毛主席语录从头背到尾。1976年在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相继逝世的悲痛日子里，当时又赶上唐山大地震，全民防震，夜间都住防震棚，人心很不安定，我协助党支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动员职工化悲痛为力量，做好本职工作，更好的为广大旅客服务。在八十年代整党的时候，为党员讲党课，编写学习材料，整党以后我给党委写了一份建议书，从用人制度、生产管理、改革承包到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参考意见。因为这份材料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针对性强，有实用价值，得到了党委的重视和肯定。党委专门发出通知，把我的建议书转发公司所属各单位学习，对我个人发了奖。
从七十年代起我就开始做少年儿童的校外教育工作，开始是教我的儿女和他们的同学们。因为在我的辅导下，我的女儿和儿子先后考上了大学，儿子还是在实验中学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本科。所以同事、邻居和亲友们先后把孩子领来让我辅导，我都尽力而为，而且不收任何报酬。二十多年来经我辅导的学生，不少考上了实验中学、山师附中、一中、二中、三中等省市重点中学。我辅导的高中生不少考入了各类大学。我教孩子不是单纯重视智育，还要给他们讲理想、讲道德、讲奉献。重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孩子交知心朋友，他们有些不愿向家长讲的话，也要给我讲。所以我掌握了很多孩子们的思想情况，和家长们经常接触，也了解到家庭教育的一些难点问题。经过学习研究，找出了．解决的方法，再实践，再总结。在这期间我还担任了附近五个学校的家长学校教师，多次向家长讲怎样教育好孩子，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素质。我讲的课获得了优质课奖。我还担任了五所小学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组织孩子们开展各种有益的校外活动，如经常开展天文、地理、生物、历史等科学知识学习和知识竞赛，拓宽孩子们的知识面。配合爱国主义教育、学雷锋、学先进人物、做文明小市民等活动，开展知识竞赛和义务劳动。组织郊游、讲故事、猜谜语、脑筋急转弯、数学棋比赛等孩子们喜爱的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孩子积极参加。不少的学生小学毕业后上了初中、高中还经常结伴到我这里来开展有意义、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总结二十多年的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经验，我写成了《家庭教育七字歌》共十篇、二百四十句，将近1700字，我正在与教育学院徐胜三教授切磋，修改定稿后准备发表。独生子女的教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如何教育好这一代人，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今后我在这方面还要多做工作。此外我还针对家庭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写成了故事性的小文章，刊登在家庭教育月刊上。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做算术的时候经常出错。甚至有的高中生参加高考时，有的题本来会做，但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却做错了，丢了分非常遗憾。追究其原因主要是小学阶段基础不踏实，练加、减、乘、除很枯燥，没有耐心认真去练。于是我经过反复思考、实践，并且在当小学教师的爱人帮助下，在公司工会李伯秋同志（他是下象棋能手）的帮助下发明了数学棋，就是用加、减、乘、除的数学法则来下棋，其中还包括分数和数列的运算法则。在我爱人所教的学生中反复试验下，学生都非常感兴趣，于是申请了专利，很快得到了批准。参加了济南市发明展览会，市科委很重视，又选到省里参加发明展览会，得到了省科委成果处的肯定。国家发明协会派了两位部长来，他们也很感兴趣，所以被选送参加1988年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得到了北京市教育界的重视。展览会前后推广到各学校一千多副。我们还在北京儿童活动中心和十几所学校教授讲解了数学棋的下法，和它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发明展览授奖大会，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虽然80高龄，还亲临大会堂和发明家们见面，我的发明项目获得了荣誉奖。回到济南一年多的时间，推广到了济南市绝大部分小学，共推广了8000多副，对趣味数学的教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数学棋的生产和推广过程中，得到了济南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社会福利厂的支持，在北京得到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一项发明成功以后，我又为预防学生脊柱侧弯发明了学生保健椅。还发明了家用半自动拉窗帘装置，都申请了专利，并获批准和授权。我的发明在一些刊物和报纸上刊登，并在济南电视台和山东电视台多次播放，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大量来信。回顾我走过的历程，可归纳为四个“努力’’：
一、努力学习。我从上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并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只不过是上进心强不甘落后。在部队卫校学习时就有明确的革命目标，觉得为了工作的需要，应多掌握一些知识。在全国解放和平的环境中，为提高理论水平系统的学习政治经济学，为记笔记的需要学亚维速记，为提高写作水平，自学了逻辑学、文学知识、写作知识、中国文学史、唐诗、宋词、元曲，唐诗三百首全部背诵下来，为我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转业以后在大跃进繁忙的日子里还抓紧点滴时问自学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大部头的马列主义著作，视力不好就用放大镜艰难的自学，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文革身处逆境中，我认真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定了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不怨天忧人想得开。为教孩子们学功课，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学习了初中、高中的数理化、英语、日语、世界语。眼睛看不见靠听，特别是学几何还要画图形，那是非常困难的，我练就了一种工夫：在脑子里做图，只要学生把题读两遍，他的图还没有画好，我脑子里的图就先画好了。经过思考我还要跟他讲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讲得让他很明白，有时我只是稍加提示，学习好的孩子自己就会解了。我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学高等数学遇到了困难，我就和她一起学。她读课本用录音机录下来，我一遍一遍地听，反复理解，反复做题，还要讲得让她明白。微积分还好一点，概率、线形代数非常抽象，学起来很困难，一个个难关我都攻下来了。为了总结教育孩子的经验，我学了教育学、心理学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关的大量书籍。搞发明还要学科学知识、专利法和有关的经济法规。我学习的困难比别人要多得多，靠收听广播、靠别人读给我听。我的体会是：活到老学到老、实践到老。
二、努力奋斗。我从部队到地方多次调动工作，也改过行，但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做好。办一件事要想得周到一些，尽可能做得完善不留后遗症。工作不论份内份外，不斤斤计较，尽量做好，所以多次立功、授奖。百折不挠勇于克服困难才是强者。在以下三种情况：重重难关面前；身处逆境；在无人督促甚至无人知晓的时候，能不能坚持努力奋斗是强者与弱者的分水岭。我信奉这样的格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三、努力创新。在学生时代解一道数学题，我总不愿意重复老师讲过的方法，喜欢独立思考，尽可能想独特的解法。保防队除四害消灭苍蝇，别人一个个的打，我却要动脑筋想出一次消灭几百只、上千只苍蝇的新方法。为使装卸工人摆脱笨重的体力劳动，研究创造出省工少力的装卸机具。看到学生坐板凳时间长了就歪着身子造成脊柱侧弯的问题，我就发明了学生保健椅。外形象书包，能装书本和文具，也能固定在长凳上，成为靠背椅。发明了古今中外没有的数学棋等等，都需要有创新的精神。我现在还在研究如何节省医药费开支，少用药或不用药而保证老年人健康长寿的方法。这是一个系统工作，现在还很不成熟，但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会成功的。
四、努力奉献。
在战争年代，八路军、解放军吃苦最多享受最少。那时候一个月只有一、二块钱的津贴费，但是大家不讲报酬，艰苦奋斗。我离休前后所做的许多事在公司的领导和群众中鲜为人知，不需要别人督促，自我加压、国家给我优厚的待遇，我不愿坐享清福，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把两句古诗改动了几个字做为自己的座右铭：“老牛先觉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在我的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那些教育过我帮助过我的人。我小学的校长，启蒙老师，青训班的王广文指导员，于胜之教导主任，孙景华校长，我的入党介绍人毛久泰、姜惠润。在部队和我长期相处的老战友孔庆檀，他对我的缺点常常是毫不留情地批评指出，对我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革中我最困难的时候，同情和帮助过我的同志们，在搞装卸机械化时积极协助我的王岐荣同志，在我发明和推广数学棋时帮助过我的李伯秋、王凯、车通、赵志坤等，没有他们的奉献和帮助就没有我的成功。尤其应该提到的是我的爱人徐升平，她不但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的生活，而且在学习和事业上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失明以后，学习主要靠她读给我听，给我勇气和力量，在我发明数学棋的里面有她一半的功劳；她陪我到北京参加国际发明展览会，在推广过程中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去教授棋的用法。在我教学生，写总结文稿等事情上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和支持，我是无法做到的。
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朋友和亲人无私奉献和热心帮助，我才能做成一点事。他们的奉献精神鼓舞着我为人民多做奉献。在我们的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率领我们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一定要尽全力多做工作，虽然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但我觉得自己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