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18日，父亲出生在山东省济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时父亲兄弟共七人，他排行第五。全家人在爷爷的带领下，以种地为生，过着旧中国农民那种特有的苍凉生活。
这一时期，封建军阀割据一方，强征各种捐税，并且他们之间摩擦不断，混战频繁，加上国民党军阀政府的软弱和腐败统治，致使兵匪横行，抢掠绑架十分普遍，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同时天灾连连，大旱之年地里颗粒不收，赤地千里，大批贫民逃难他乡，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困苦。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上下掀起一股革命热潮。这时爷爷时常到县城里去，听“五，四”宣传、讲演，学习革命道理，传阅《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秘密参加各种集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义愤。爷爷加入了护公会，到街头巷尾做宣传工作，并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积极探求抗日途径。
爷爷曾对父亲和几个伯父说：你们记住，将来有一天，谁也不能参加国民党军队，要跟着共产党干，否则，我们全家人都不认他……这以后伯父张小乙、父亲张干、六叔张超凡、七叔张盈凡先后都参加了八路军和解放军。所以说，正是爷爷的这些举动和言语，给父亲幼小的心田里埋下革命的种子，促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6年4月的一天，爷爷不辞而别，直到1937年才托人秘密捎信回来，说他去当红军了。这期间，父亲为了找爷爷，只身一人来到济南，又去了石家庄、天津、北京和西安，那时父亲年仅16岁，后辗转又回到济阳县在家务农。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沿津浦路南犯山东，德州失陷，日军战火迅速燃及黄河以北大片地区，在济阳县内建立了日伪据点60余个，挖沟修建岚楼几十个，铲除烧掉民房和耕地无数，重点袭击我根据地和党政机关，妄图将抗日武装力量斩尽杀绝。如此艰难恶劣的困境，并没有吓退父亲的斗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革命的决心。终于有一天，父亲毅然离家出走，走了十八天，讨了十八天的饭，在邹平县找到了革命队伍，成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渤海军区四纵队五大队四中队的一名战士。那时是1938年5月的一天。从此，父亲开始了参加革命、英勇斗争的生涯。
在渤海军区新兵训练队，父亲学习了对敌刺杀战术、伏击战术、地形利用战术等实践要领，并作为首批战斗队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1938年11月学习任务结束，开了动员会便上了战场。
1939年3月，父亲所在中队在寿光县兴家毛头村与一队日军遭遇，敌我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父亲与两个鬼子拼起刺刀，先挑死了一个，后又用枪托砸死一个，而他的头部也被鬼子挑了一刀，光荣负伤。后来父亲受到了军区的奖励：一块毛巾，一块肥皂。同年11月11日，父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2月，父亲和战友出去侦察，在济阳县二太平的一个杂货店前碰到两名日本鬼子。父亲拿起一个自行车打气筒，在战友的掩护下，悄悄地走到鬼子的身后顶住了他的腰，鬼子举起双手，父亲缴了他的三八大盖枪。父亲的战友佯装好奇，卸了鬼子的枪栓，第二个鬼子又束手就擒。
1941年7月父亲一个排奉命在魏家铺子伏击日军。当时正值八路军抗战的艰苦时期，军用物资奇缺，战斗时每人只能打两发子弹，因而伏击战实际变成了白刃战。敌方有日军的一个小队和伪军的一个排，双方遭遇后整整拼杀了3个小时。激战中，经我方战士的英勇奋战，全歼了日军和伪军数十人，而我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父亲的一个排只剩下了5个人，父亲拼死了三个日本鬼子，自己也身负重伤，一颗子弹从左腮穿入打碎两颗糟牙后，从后颈大动脉旁边出去。战斗结束后父亲被军区授予“战斗英难”称号。
1945年8月，在攻打镇守日军和消灭铁杆汉奸聂胡子的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一颗子弹从左前胸至右后背经肺叶穿透，后经全力抢救才侥幸生还。随后，父亲被军区授予“战斗英模”称号，并任渤海军区二分区司令部侦察队长。
1949年父亲所部被整编调入铁道兵，1950年调入东北军区第五汽车营任副营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因体检为二等残废不能入朝，继而调入东北军区车管部任主任，1956年又被授予大尉军衔。1959年父亲转业回到山东济南汽车营任营长，后合并入济南汽运总公司，任材料科副科长。
那时济南汽车运输公司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父亲与公司的老前辈们一起为公司的发展和振兴，日夜操劳、艰苦奋斗。
每逢夏天雨季来临，父亲天不亮就去公司。先到总站义务劳动，上班后，检查油库和材料的安全情况，看看油库是否被水淹，仓库是否进水了；到了冬天，雪下得特别大，父亲每天去总站和车队帮助司机师傅摇车，发动汽车。有时父亲也带上我。那时车站的豆汁、油条和面包可香了，我和父亲经常共进早餐。有一次下大雪，地面上积雪很厚，司机怕出问题不愿出车，这时父亲把我丢在行李房，然后跳上汽车说：“出发吧！我陪你们，出了问题，我帮你”。司机师傅很受鼓舞，忙说：“有您这样的领导带路，再大的雪我们也敢走”。
1965年父亲因战时伤病提前退休了，但他仍改不了老习惯，每天都到公司转一转，看一看，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时还带我去参加公司的义务劳动。有一次，数百麻包的玉米受潮了，公司组织退休人员天天到食堂门口的篮球场上晒玉米。在劳动中，父亲不时地对我讲一些典故，教育我要勤俭节约，不能浪费。这些事情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生性耿直，对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从我们的穿着到个人的学习他都要过问，对此，我们经常受到父亲的责备和批评。尤其是在工作问题上，他曾对我们说：要有好的工作，须有真本领，托关系，走后门，我坚决反对。你们今后要记住：不管在哪里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我这辈子没有为自己的事求过人，你们也别想…”
我哥哥曾是济南铁路局的一名火车司炉工，每天要用铁铲给火车烧近十吨煤，劳动强度很大，加上常年工作使胃病经常作痛，哥哥便有心调整工作，可碍于父亲的脸面一直不敢开口。一次偶然的机会哥哥得知济南铁路局局长刘××同志是父亲的老战友，本想这下简单了，可后来父亲的一番开导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勤勤恳恳干好本职工作，从司炉工到副司机、司机的考核升级都是一次通过，连年被铁路局评为先进生产者，取得了二十年无大事故的优良成绩，受到领导的好评。值得一提的是，我父亲的战友在临离休时也不知道我哥在哪个部门工作，我哥哥也遵从父命从未找过这位铁路局长。
我姐姐1969年高中毕业，正赶上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看到许多同学通过找关系、托门路寻找工作，从而避免了上山下乡，于是姐姐也想请父亲找找熟人。可父亲知道后一口回绝，在耐心地做了一番思想动员后，姐姐回到学校第一个报了名。学校党委得知这一情况，立刻邀请父亲到学校做报告。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当时父亲在操场的主席台上做报告的情景。他向学生们讲战争时期的艰苦，讲和平时期的幸福，讲青年人的理想，讲革命事业的需要，讲党的任务，国家的建设，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讲听从党的安排与个人前途问题，等等。1972年，许多知青都返城了，可父亲仍让姐姐安心务农，听国家分配，不要常回济南。后来全国性的工农兵学员招生，姐姐才暂时离开了农村，来到济南市师范学校。直到1979年，姐姐才被调到省化工学校。
轮到我工作时，就更不用提了。我高中毕业后，同年考大学落榜，然后来总公司知青服务社待业。当时，我是所有待业青年中，唯一蹬三轮的干部子女，工作环境的脏累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我产生了自卑感，总感到丢人，在其他人面前总抬不起头。有心找父亲给说说，可一想到父亲曾说过的话以及哥哥、姐姐的遭遇，我只好作罢。这样在两年多的待业中，我受了不少苦，同时也思索了许多。1982年我经过招工考试被济南自行车厂录取，在工种分配时，由于没有关系，没有熟人，我被分到了高温、高噪声、工作危险性大的热冲压班组。第一天上机床，我手上就被高温的氧化铁皮烧了十几个泡，母亲看了泪流不止，可父亲却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孩子就是缺少锻炼，但要注意安全，千万别违章操作，要听师傅的话，知道吗?"1984年总公司为照顾老干部，调我进济南公司，但从一开始办理调动手续，父亲就不太同意，直到我写了一份保证书，父亲才安下心来，并时常打听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借以探听我的工作。
平时父亲喜欢下象棋，而且在工作之余细心摸索，不断进取，棋艺磨练得很不错。他曾经荣获辽宁省1955年沈阳市象棋亚军，1959年又获泰安地区象棋亚军。退休后，闲暇时间多了，有不少棋友到家找他下棋，父亲倒也自得其乐。这其中也不乏一些高手，例如曾获省象棋亚军的李国文，就是和父亲下棋后才出山的。同时，对于公司的文体活动父亲也积极参加，他曾荣获省厅老干部象棋冠军，总公司老干部象棋冠军。小的时候，父亲就希望我能下好棋，手把手地教我，以致于到4岁时，在我们住处方圆几里之内青少年里是无对手的，可后来我却荒废了，每想到这儿，我总感觉有点对不起父亲。
1991年5月20日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我去医院送饭时对他说：“爸爸，我调到党委办公室帮忙了。”父亲微微一笑：“我没想到你小子这样，干得不错。”5月27日，父亲病情加重，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的只是对他老人家不停的思念与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