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籍在山东省牟平县，1927年我就出生在那里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我们兄妹共五人，我排行老四。当时尽管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但一向处事开明的父母还是把我送进了学堂，节衣缩食供我读书。后来哥哥参加革命离家出走，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父亲的肩上。为了分担父亲的负担，每逢农忙季节我都请假回家帮家里干农活。
1940年，全国各地抗日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我们胶东那里也掀起了一股抗战的热潮。这时我们村成立了儿童团。经村干部和儿童团员们的推荐，我当上了儿童团长。那时敌人占据着主要的城镇，解放区面积不大，而我们村距敌占区很近，当时儿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捉汉奸、送情报。1942年我又担任了村里的青妇队队长，工作主要是带领妇女做军衣、送军粮、运送伤病员、支援前线。就这样我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我能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各项活动’，并认真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1943年我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有16岁。在那个时候，敌我斗争的形势非常复杂，党员的身份是绝对不能公开的，通常都靠单线联系。尽管当时的工作环境充满危险，但党员同志们都能自觉为党工作，没有丝毫的胆怯与抱怨。1947年全县动员大参军，男同志纷纷报名参军，要求到抗战的前线，这样，村里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时，我被推举为村妇救会的会长，肩上的担子很重，管理的事情很多，如既要组织拥军拥属，又要为军属搞代耕，等等。
繁忙的工作占去了我绝大部分精力，但我仍坚持学习，时时告诫自己要用知识来充实提高自身的素质。就这样，边工作边学习，我一直坚持到高小毕业。在此基础上，我于1948年9月考入华东工商干部学校，学习一年结业后，我先被分到济南市原料公司，1956年又被调到济南市公交公司干文书。1958年，公交公司和济南市汽车运输公司合并，我被调到办公室，和孙培秀同志一起搞收发文书、油印、校对等工作。后来孙培秀同志调离，这些工作就由我一个人全部承担。那时所有的同志工作热情都很高，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苦和累都被抛在了脑后。
1960年，工作中扎实肯干的我被提升为人事科副科长。我接受这项工作时，正赶上国家政策的大调整。当时国家规定：凡是五八年大跃进时期由农村招进的人员，一律回农村；同期由城市招来的，尽量安排到街道，剩余人员自行安排。当时合乎规定的职工有800人，他们都不愿走，工作难度极大。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就逐个地做分离人员的工作，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某些合理要求，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按时完成了任务。
1968年，组织上又把我调到济南汽车站任副站长。为了尽快地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到位后我就深入到各个班组，在全面调查摸清实际情况的同时，虚心地向一线职工学习业务知识，耐心地向老职工请教，很快我便由一名“门外汉”变成内行人，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了。那时候，我不仅要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还要教育职工处处为旅客着想，事事为旅客服务。如因天气等原因误了班次时，要向旅客耐心解释，做到百问不烦，在求得旅客的谅解后，还应及时联系替补车辆。1976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回机关任支部副书记。那时机关支部面临的问题多，工作的面广，既要组织各科室的政治学习，又要做好落后职工的思想工作，还要培养和发展新党员，另外，还有大量领导临时交办的工作。
由于长期忙碌紧张的工作，加上自己平时又不注意身体的保护，以致于患上了多种疾病，这其中对我危害最严重的是风湿性心脏病，它曾多次威胁到我的生命。1973年病情又有所加重，医院给我做了心脏乙尖瓣分离手术，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可一旦身体感到劳累或是遇到感冒，病情又会加重，又得住院治疗，如此以来，影响了我正常的工作，使我不能安下心来连续工作。
1980年，当我得知上级有关文件的一项规定后，即凡身体有病的，坚持正常工作有困难的干部，可以提前退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又想到工作的重要性，从公司发展的角度着想，我向公司主动提交了提前离休的申请报告，真诚地想把自己的工作岗位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后经公司党组织的批准，我于1980年正式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离休回家静养。
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