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宋万良，1945年初参加革命，1946年调到赛时礼身边当警卫员。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父亲与赛时礼建立了胜过亲兄弟的深厚感情。
父亲和赛时礼于2001年8月底和10月底相继去世。父亲病重期间，赛时礼极为关心，几乎每周都来电话慰问。其实他老人家此时也已病入膏肓。两位老人、战友就这样互相激励勇斗病魔；互相勉励回首往事；互相鼓励笑谈人生，共同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是我们后人的骄傲，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们洒下的鲜血！他们和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一样，为革命、为国家、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
2000年11月，病重的父亲多次提起50多年前的“海阳战役”，叙说他与赛时礼生死与共的战斗经历。赛时礼共负重伤6次，这是最致命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下面是父亲关于赛时礼第六次负伤的回忆：
那是1947年11月11日，海阳战役打响了。几天前我们团和友邻部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敌人近两个团。趁着胜利的间隙，部队立即转移进行短期休整，调整部署，以备更大的战斗。
部队休整的地方是一个小山包，小山包上面地势平坦，树木杂草茂密。低矮的小山包旁边紧连着一道山梁，顺着山梁远远望去，光秃秃的山梁凸现出一个很高很大的制高点。小山包的侧面近千米的地方也有一道山梁，只是比小山包连接的山梁略低一些。两道山梁在远处相接形成了一个山口。我们团是分散休整的，为了减小目标，团部和特务连隐蔽在小山包上，其他各营都在山梁外面。赛时礼团长和梁政委他们都很忙，可能在研究下一步的战斗部署。突然，时间大约是上午10点半，小山包右下方响起零星的枪声，立即引起了团长和政委的高度警觉。只见团长拿起望远镜，快步走出密林，在没有遮蔽的地方观察敌情，此时，特务连已经和敌人交上了火，机枪声、手榴弹声响彻山谷。经过初步观察，赛团长冷静沉着下达第一道命令：“命令各营提高警惕，立即抢占后面的制高点，同时向纵队报告我团与敌军遭遇。”战斗进行才十几分钟，团长发现敌人越来越多，大约有3个团的兵力，两个团正面进攻，另一个团正在向侧面的山梁迂回，大有包围消灭我军之势。此时敌众我寡，不易在此久留，团长果断地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团部立即向后面山峰制高点转移，请求纵队增援。”命令下达后团长他再次举起望远镜，就在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子弹在我们身旁、耳边呼啸而过。政委大吃一惊，刚要开口，只见团长偌大的身躯轰然倒下。我一个箭步窜上去，却已经晚了。团长他严重受伤，一颗子弹从左肩斜着穿过脖颈，一颗子弹打中头部，从腮帮子穿过，舌头被打断露在外面，子弹穿过的地方形成了大大的炸口，一看就知道是被重机关枪子弹打中的。最致命的是击中脖子的那一颗子弹，如果大动脉被打断了那还有救吗？梁政委看后连叫几声，“老赛”、“时礼”，又小声嘟嚷着说：“他不行了。”然后，捡起望远镜，对身旁的警卫员、通讯兵说：“撤！”情况相当严重，敌人越来越多，特务连已无力抗衡，边打边撤。小山包又无险可守，时间过长伤亡会更惨重。政委带着身边警卫员、通讯兵跑出十几步后发现我还在团长身旁，大叫道：“小宋，宋万良，撤！”我也急了，哭喊着：“政委你先走，我给团长包一包！”那时的条件还可以，每名警卫员都配着一卷纱布，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我先给团长包扎脖子止一止血，然后把打断露在外面的舌头塞进口腔里。这时我发现舌头并没有全部断掉，还有一点连接，口腔里还有一点气息，这说明团长还活着！“团长，我是你的警卫员，你坚持住，我就是拼上命也要把你救出去！”可是我和重伤的团长往哪里跑？部队在政委的带领下正在往山梁的制高点上撤，敌军已漫过大半个小山包。这时我灵机一动，他们去追主力部队，我从小山包背面滑下去，再从山口撤出，兴许有生还的希望。
那时，我不满20岁，血气方刚，团长看我有点灵气，腿脚也快，就把我留到身边做了警卫员。团长二十七八岁，个子有1.8米以上，那真是高大魁梧、器宇轩昂。腿虽然在战斗中受过伤有点瘸，但跑起来却是那样敏捷。无怪小日本鬼子都怕“赛瘸子”。这一次没有栽在小鬼子面前的他，却被国民党的遭殃兵打倒了。昏死过去的团长非常重，在平坦的小山包上我硬是没法把他放在我的背上，只好用双手端着他的腋下沿着小山包背面的坡顺势往下拖滑着。小山坡不陡却很长，开始还有许多树木青草掩护我们，到了坡底就暴露无遗了。这时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考虑侧面山梁迂回包围的敌人。我的脑袋嗡地一下，这不是刚刚脱离虎口，又入了虎穴吗！两道山梁坡下形成的小盆地除了乱石、小沟壑外，并无任何遮掩。左面山梁枪声大作，喊声震天，梁政委带特务连正在与敌人浴血奋战；右面山梁的敌人也在大呼小叫着迅速向两道山梁连接部位的山口迂回。怎么办？我迅速观察了周围的地势，做出判断：只有在敌人合围之前冲出山口方能脱离险境。借着坡下的地堰边，我抓起两条胳膊背起团长，顺着低矮的小沟壑踉跄地在乱石堆上往前冲。大约冲到“盆地”的中间地段，我感觉周围有子弹飞过，身旁的石头火花飞溅，我和团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野内。我赶紧放下团长趴下，喘口气进行观察，敌人好像并没有把我们当回事，只是零星的一阵一阵地向我们射击，抓紧时间顺着山梁向山口合围。我目视着山口还有几百米，这时的我浑身都是血，也红了眼，大喊一声：“团长我们一块冲！”我也顾不上许多了，跪下双腿扛起团长的两条腿，两个弯曲的膝盖正好分别搭在我的两个肩头上，两手握住两只脚，也不知哪来的力量，“蹭”地一下就起了身。大叫着、高呼着一直向山口冲去。越往前冲路越平坦，都是些干草地，可敌人的射击却一阵紧似一阵，我的小腿好像有点麻，也顾不得了，一个劲地冲向山口。
我发了疯似地刚到山口边，迎面冲过来一支队伍，是增援的部队到了！只见4挺重机关枪，每一挺由4个人扛着，边跑边爬坡边射击，清脆的机关枪声回荡在整个山梁、盆地、沟壑。我放下团长，摇着他的手，兴奋地大叫着：“团长，我们有救了！”‘‘三纵队打过来了！”三纵的战友看见两个浑身是血的战友，更加激起了他们复仇消灭敌人的欲望，兵分两路，不一会就冲到了半山腰。很快三纵首长来到我的面前。“二团警卫员宋万良向首长报告，这是二团团长赛时礼！”我用手指着躺在地上昏迷的团长。首长蹲下身子看着头部重伤，伤处还冒着血的团长，他大声地喊着团长的名字，抚摸着团长那被血浸透了的身子，握了握手。这时，首长站起身大声命令道：“他四肢还软，他还活着！立刻送到战地医院进行抢救！”转过身来，打量着血人似的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很勇敢！”这是表扬和鼓励，我强忍着泪水抹了一把汗，说了一句不成句的话：“这是——我应该的！”首长指挥战斗去了。我和团长都躺在了担架上。因我是一个血人，抬担架的人也不知我受了多大的伤。我不知是放松了紧张情绪还是感到安全宁静，小腿的疼痛一阵紧似一阵，豆大的汗珠布满了额头。在担架的摇晃颠簸中，不知什么时候我睡过去了。一觉醒来，看看周围都是伤员，方知自己已在军区战地医院里。我急切地喊了一声：“大夫，我们团长呢？他怎么样了？”过来一位年龄稍大点的医生，靠在床边告诉我说：“团长还在昏迷中，伤势很重，正在特护区。”我嚷着要去见团长，可是医生死活也没批准。我自身的伤势比较轻，只是小腿中了一颗子弹，做了一个小手术把子弹取出来后，就接到命令出发了。归队后我被任命为副排长。原来的老二团由于“海阳战役”伤亡过大，更重要的是团长赛时礼受重伤，因此被整编了。此时的我更加怀念老首长，多方打听才知道，团长他昏迷了七天七夜。真是大难不死啊，他又一次战胜了死神！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他是不会倒下的！大概是1948年正月十五，部队正好宿营在团长养伤的村庄，我高兴极了，整好装束快步去看望我的老团长。走到屋前迎面碰见了巴大姐（团长爱人），这真是意外的惊喜，我一个立正敬礼喊道：“指导员！”巴大姐猛地一愣，百感交集的她闪着兴奋的泪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哽咽着不知说什么好，叫着：“小宋，小宋多亏了你呀！要不是你及时救老赛，他早就没命了！”此时的我心情也非常激动，着急地问：“指导员，团长现在怎么样了？”“啊，来！”巴大姐紧拉着我的手走进庭院，对着屋子（住在老乡厢房里）喊：“老赛，小宋来了，小宋来看你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跨进了屋里，立正敬礼：“宋万良向团长报到！”这是崇敬、敬佩的军礼！只见团长躺在炕上，半斜着身子一只手伸向炕外，艰难地摆晃着，好像要一把把我抓到他怀里。我立刻用双手紧紧地、紧紧地握住这只大手。此时的团长伤势还很严重，打断的舌头还没有恢复，不能说话，只能喝点米汤；左肩中弹，子弹穿过骨头，从脖颈穿出，脖子还不能扭动，庆幸的是子弹穿过脖子没碰着食管、气管，也没碰着动脉，医生说只差那么一点点，真是万幸！团长面色微红，还是那么精神，虽然瘦弱但骨头很硬，我敢肯定，当他重新站立起来时，还会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
在和团长、巴大姐寒暄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在土炕的里边静静地躺着一位小生命。巴大姐开玩笑地用手指着说：“光顾着高兴，忘了这小妮子。看，这小妮子在偷着听。”说着脱鞋爬上炕抱起孩子，“来，曙光，见见小宋叔叔。”“曙光”，这名字起得多好啊，响亮而寓意深远。这时的团长满脸洋溢着笑容，我对着团长说：“恭喜你团长，喜得千金！”原来曙光出生才几天，巴大姐还在月子里，我那时年轻不懂得这些事，但是晓得要给孩子留点什么。归队后我特意托人给曙光捎去了一条军毯（缴获的日本鬼子战利品），后来听说这条军毯伴随孩子度过了好几个寒冬。是啊，我和团长及战友们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了什么？不就是要让我们的后代获得幸福吗？部队又要打大仗了（淮海战役），我和战友们迎着胜利的曙光大踏步地前进！
2002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