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赛时礼是2001年9月，他当时经过长时间的抢救，病情稍有好转。听说我到了济南要去看他，他非常高兴，一定要他的夫人巴枫同志到宾馆接我。在医院里他拉着我的手，询问我的病情，提醒我要注意些什么事，却一字不提自己……
我和赛老相识已有半个多世纪了。1950年我当时在胶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任政治干事。一天，协理员指着一位和他同来的女同志向我介绍说：“这是巴枫同志，来和你一起工作，她就是新到职的军训科赛时礼科长的爱人。”并把她夫妻俩的《军人登记表》和党员关系信交给了我。从此，这位性格开朗的大姐就和我面对面地在一起工作。
赛老的《军人登记表）》令我十分惊讶，在他的任职栏中几乎是一个公式：战士，战斗负伤；班长，战斗负伤；排长，战斗负伤；连长，战斗负伤……团长，战斗负伤。在奖惩栏中，记载着他多次立功受奖，获胶东军区战斗模范。我看着这份《军人登记表》，脑海里出现了一位机智勇敢，出生入死，驰骋在炮火纷飞战场上的英雄形象。
我和赛老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宿舍里。他身材高大魁伟，当时正坐在椅子上用手拍着桌子有板有眼地轻轻哼着京剧。乍一看，看不出他身上的伤残。我向他问好，他一边让我坐下，一边说“好”、“好”，接着就唱起了“我好比浅水龙久困在沙滩……”他的乐观中流露出这位驰骋战场的英雄为伤残所迫离开工作的无奈和惆怅。随着我对他接触的增多，加上人们对他英雄事迹的传说，我对赛老的了解逐渐深入、具体，他成了我崇拜的偶像。不久赛老调任昌潍军分区副参谋长，我也调到基层工作，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
1966年初我去看电影《三进山城》，当银幕上出现“编剧赛时礼”时，我怎么也无法相信他就是那个我熟悉的赛时礼！那么一个严重伤残的人，能写小说、电影吗？何况是这样优秀的电影！可是电影中描写的故事的确是赛时礼的经历，赛老的形象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了解开这个谜，我又去看了第二遍《三进山城》，那些真实动人的情节使我确信是他无异了。从此，我开始打听赛老夫妇的去向。但在哪个特殊的年代，再加上我在矿山工作，信息较为闭塞，所以，始终没能如愿。
直到1982年，通过另一位战友，我和赛老才彼此了解了各自的住址。我曾去干休所探望他，不巧他们两口不在家，我扫兴而归。
一天，我突然接到赛老的电话，他来到招远，说要来看我，我急忙地说：“别，赛老，我马上去看你！”放下电话我就驱车到了他的住处，巴枫同志已在门口等候了。多年不见，赛老的音容笑貌依然。他说，他写的一个电视剧正在青岛拍摄，导演要他去青岛，在这里不能久留。我说何必这样匆忙呢，你写的《黄金计》小说我已看过，您还是先到我所在单位——招远金矿看看金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吧！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到了矿上，他伤残的身体不能去现场参观，但他津津有味地听了我向他介绍的黄金生产工艺流程——从矿石到金砖的生产全过程。他看了金砖、金条，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京剧，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由于他的行程很紧，我们没能畅谈，第二天他就启程赴青岛了。临上车还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到他家去玩。
不久，我趁去济南开会之机，去探望赛老夫妇。我俩促膝详谈分别后的情况，他听到高兴处就用手拍着桌子唱几句京剧，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如以前，但仍同30多年前那样乐观。临别时他将一本厚厚的《赛时礼作品选》赠给我。我知道从1962年后他一直在拖着伤残的身体，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伤痛的折磨，用他那伤残的左手“捅”出了2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称他为中国的保尔，当之无愧！
最近几年，我多次去探望他。当他听说我患病后，每年都要打几次电话询问我的健康状况，问我有什么困难。直到他逝世前，尽管他自己病魔缠身，仍然念念不忘地关心着我，要巴枫同志打电话问候我。
赛老逝世后，我遵照他的遗嘱，没有去向他的遗体告别，也没有送花圈发唁电，但他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心里！
2002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