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天，赛时礼同志由南海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处长调任胶东军区司令部军训科科长。那时，除赴朝参战部队外，留在国内的部队都由作战、剿匪逐步转入军事训练，训练是当时全军的中心任务。时礼同志打过很多仗，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任过作战、训练参谋、科长，当军训科长是最佳人选。但他是特等残废，生活还不能自理，别说下部队组织指导“摸爬滚打”，就是呆在机关看文件、听汇报、开会指导工作，也有很大困难。他每天由公务员扶着，拖着伤残的腿，由宿舍来到办公室。上班时，普通的椅凳不能坐，只能偎依在特制的一把高腿、右边带有特宽扶手的椅子上，将伤残的右上臂架到扶手上，用左手翻阅文件或书写。写字时左手不听话，在纸上上下捅来捅去，不仅速度慢，写出的字别人也很难辨认。
胶东的冬天非常寒冷。那时机关住在莱阳县城南东赵疃村，我们的办公室是农家一栋终年不见阳光的房子，又无任何取暖设施，阴冷异常。我们健康人在里面办公都冻得受不了，不时地起来跺脚、搓手、搓脸。赛科长肢体残废，坐在那里长时间不能动，经常冻得脸发紫、全身瑟瑟发抖，但他默默忍受着，不吭一声。由于负伤引起神经功能失调，他大小便失禁，经常是尿从裤筒流下来，三天两头裤子是湿漉漉的。更为尴尬的是有时来不及跑厕所，大便拉在裤子里。这时他就不得不吭声了，他处理这事从不让我们参谋帮忙，一边由公务员架着往宿舍跑，一边叫我们打电话通知爱人巴枫同志回家料理。时间长了，首长知道了他的困难，便确定除必要的会议外，赛科长可在宿舍办公。他的宿舍就是一幢民宅，东间住着房东一家人，西间有一铺炕住着他和巴枫同志，中间两间有锅灶，是房东和赛科长家人活动的地方。房东负责做饭，管理科每天给些柴禾烧烧炕，住起来就比办公室舒适方便多了。赛科长不能久坐，大部分时间他是仰卧在炕上听我们参谋请示汇报工作或讨论问题。有些紧急的重要文稿，我们夜间就在他和巴枫的卧室里书写，我就曾在他们夫妇炕前的媒油灯下熬过许多不眠之夜。赛科长是个事事都要身先士卒的人，他不忍心别人工作自己睡觉，所以尽管非常疲劳，睡意很浓，他也总是和我们一起熬夜，共同研究、修改、补充文稿内容。他卧床不能翻身，每次翻身都要把巴枫叫起来帮忙，弄得巴枫同志成夜也睡不好觉。
时礼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从不叫苦，不计较人个得失。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休息，那段时间他身体每况愈下。上级关心他，动员他到医院疗养治疗，以后他又调昌潍军分区、山东军区机关任职。他在军训科同我们实际相处只有半年，时间虽短，但与我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特别是有几件小事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们都知道赛科长打仗勇敢，是战斗模范，看到他全身伤痕累累，经常叫他讲打仗的事，但他从不对我们说自己打仗的情况。别人问起他多次负伤的事，他也从不多说，总是那么一句话：“我身上有吸铁石。”身上怎么会有吸铁石呢？我们明白这完全是一句谦虚的玩笑话。当过兵打过仗的人都明白满身的伤疤意味着什么！过去军阀部队有一种兵痞，也叫兵油子，打仗时他知道哪里危险，哪里安全，会趋利避害，枪子一般打不着他。但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完全相反，每次战斗下来，伤亡最大的是干部，尤其是班、排长和共产党员。因为这些同志作战最勇敢，最具有牺牲精神，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伤亡必然多。时礼同志身上的伤疤，正是他身先士卒、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无私无畏精神的展示。
时礼同志是个好心肠的人。记得1951年元旦，军训科以军区司令员的名字在军区前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发表不久，一天时礼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写的文章发表了，因为是重头文章，稿费给得很多，首长给了我。”
“到莱阳城买两只卤鸡撮一顿，大家解解馋！”我提议。50年前莱阳的卤鸡很有名。每次进城见饭店门前盆内摆着两只卤鸡，上面挂着一层透明的鸡冻，香气扑鼻，口水欲滴。可当时我们每人每月只发四两黄烟的零用钱，谁也没有尝过卤鸡的滋味。听说有了钱，我就未加思索脱口喊了这么一句。
这时只见时礼同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颇有难色。半天才不好意思地说：“钱，首长亲自给了我，我见首长过得很困难，他还有几个孩子，我怎么能拿呢？走时首长不在，我就把钱留给保姆了，说给孩子买糖吃吧。”停了一会他又说：“你们过得也很苦，我知道……”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哽咽，听得出他很有些内疚。忽然他想起什么，说：“哦，我快发残废金了，等我拿到钱一定请大家吃卤鸡。”这时他非常兴奋。不想参谋们却给他泼了冷水：“你不是也有孩子吗！再说残废金是你流血换来的，你身体那么差，还是留下好好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吧！”
1951年春我们来济南开会，住在大观园附近的招待所里，晚饭后我们簇拥着赛科长一起逛大观园商场。当走到到大观影院门前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跑到我们面前伸手要钱，时礼同志顺手从口袋摸了点零钱给他。这一下坏了！七八个孩子一齐围了上来，他手脚不便，一个趔趄被我及时抱住，差一点重重地摔倒在地。我们同去的人无法再停留了，架着他从西口跑了出去，这才解了围。
时礼同志就是这么个热心肠，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想帮点忙。他无私，总是为别人想得很多很多，为自己想得很少。以后我们虽与时礼同志分开了，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64年时礼同志的处女作《三进山城》发表了，不久又拍成电影。得到这个消息，开始我们感到震惊、怀疑，只有初小文化程度，带兵打仗的人，从没有同文学艺术沾过边，怎么能写出小说、电影呢？见面时，我亲自问过他“怎么吃上这碗饭的？”他说，一是年纪不大，过早离职休息，呆在家里吃闲饭，不能为革命工作，心里不是滋味，难受，想找点事做；二是死难革命烈士“驱使”着他写。他说：“同我们一起参加革命的多少可亲可爱的同志，同我们一样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为了革命事业，都壮烈地牺牲了。现在革命胜利了，我们什么都看到了，得到了，有了老婆孩子一大家子，而他们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现在我们还在，我们是他们的第一见证人，不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传下去，对不起他们啊！”时礼同志说到这里，眼里含着泪花，心情激动。沉默片刻后，他平静了下来，又说道：“你知道我的文化水平很低，从没有跟写作沾过边，写起来非常困难，有多少次想打退堂鼓，停下来，但一想到倒下的战友，亏疚之心油然而生，令我再次拿起笔来。”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努力赛时礼成了名作家。
我最后见到时礼同志是去年6月中旬。听说时礼同志心脏病发作，很严重，我立即去医院看他。只见他躺在床上，鼻子插着氧气管，呼吸短促，说话很吃力，但精神极好。他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不行了，很快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我说“这不应了十几年前你说过的话吗，我们这一代人是六、七月的西瓜，搬都来不及了，臭市了。”他笑了，说：“该拉瓜秧种麦子了。”病得这么重，他说话还是那么幽默、风趣、乐观。
过了4个月，时礼同志走了，悄然无声地走了！听巴枫同志说他有遗嘱，一切从简，免得麻烦组织，麻烦战友和同志。
两天后我们在济南的几位当年教育科的参谋去看望老科长时礼同志的亲属。那天军区的主要领导去了，还有很多老同志也去了。伫立在敬爱的老首长遗像前，我思绪万千：他一生无私无畏，乐观豁达，对党和人民只求奉献，不思索取，临终时还为战友同志着想……
时礼同志走了，时礼同志的革命精神长留人间！
200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