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时礼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半年多了，但在我内心里总觉得他依然健在，似乎每周还在通一次互报平安的电话，仿佛还听到他在我们见面时他那亲切地呼喊：“老弟呀，你可来了，我想你呀！”接着就听他哼上了京戏：“贤弟休要上海转，且在济南住几天，落得个清闲（他借京剧《朱廉寨》改唱的）。”然而毕竟逝者如斯，难回啊！同志情兄弟谊怎能不思念！我和时礼同志都是胶东子弟兵，他长我5岁，我们是同年参加八路军。60多年过去了，回忆往事，在那硝烟弥漫的胶东战场上生死与共、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至今历历存目。那时，时礼同志战斗在文登、荣成、牟平、威海的东海区，我在五旅十四团，主要战斗在莱阳、平度、招远、掖县的西海区。我们都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在胶东军民中提起“赛瘸子”几乎无人不知，我只知道他能打仗，打胜仗，连敌人都怕他，却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赛瘸子”这个绰号是与他机智灵活，多谋善断，善于打硬仗、打恶仗联系在一起的。
我的老战友车吉林和时礼同志战斗在同一个部队，他们又是同乡，我们在南通军分区工作时，他讲起时礼同志的战斗经历和英雄事迹，总是滔滔不绝。1966年春，我和车吉林同志一起观看了电影《三进山城》。观后，车吉林说：“赛时礼一只眼，一条腿，一只胳膊。全身都是重伤，连舌头也被打断过，讲话都不很清楚，再说文化也不高，他能写出这样好的作品，真不简单！”我们认为这是一部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好电影，是对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要求军分区政治部电影组迅速到部队放映此片。
1972年初夏，时礼同志到南京看望几位老战友，那时他拄着拐棍、拖着残腿还能艰难地走路。鞠文仪、马兆文、莫雁、艾奇、王桂生和我与时礼同志相会在南京，老友久别重逢，述说战斗友谊，气氛十分热烈亲切。几位老友轮流在家设便宴招待时礼同志，赞扬他在文艺创作上的重大成绩。时礼同志还有点酒量，三杯酒下肚就高兴地唱起京剧：“太保推杯换大斗，我与贤弟叙一叙旧根由，忆当年在胶东……”
后来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听说赛时礼在南京，就叫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李文卿通知我陪赛时礼同志到中山陵8号许司令住处。许司令一见到时礼同志就说：“欢迎你啊，瘸拐李啊！你是胶东的功臣，我请你们喝茅台。”中午许司令让我们吃了一次特殊的家宴，有狗肉、兔子肉、獐子肉、野鸡、野鸭，全是不花钱从山上猎来的，只有鱼不是猎来的，可也是许司令在园内水塘养殖的。作陪的有后勤部长鞠文仪、司令部管理局长王桂生、李文卿主任和我。几个人很快把一瓶茅台酒喝光了，时礼同志借着酒兴话也多起来，他对许司令说：“首长在胶东把十几个敌顽投降派都消灭了，连鬼子都怕您，胶东的父老都想您啊！”许司令说：“那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胶东军民的努力嘛。”许司令问时礼同志：“你很能打仗，你知道胶东的昆嵛山有多高吗？”又问我：“你知道牙山有多高吗？”我俩都说不出来。许司令一一道出了两山的高度，在座的同志无不赞佩许司令年事这么高还能记得这么清楚。他毕竟是军事家，对胶东战场的地貌、地形十分熟悉。时礼同志借着酒兴又唱起京戏，我也随着哼了几句。许司令说：“你们唱，我爱听。”我说：“首长爱看武松戏。”许司令说：“武松学了7年武功，我在少林寺学了8年。”大家高兴地笑了起来。不觉把另一瓶茅台也喝完了。我们怕影响首长午休，主动起身告辞，许司令把我们送到门口，这是少有的礼节，也说明许司令对时礼同志这位英雄的关爱。临别时许司令还说：“晚上再来喝酒唱戏。”
时礼同志在南京的10天里一直处在战友情谊的欢乐中。跟随我们的司机小黄不解地问我：“你们老首长见面怎么这么高兴亲热？比亲兄弟还亲！”我告诉他：“你看到了吧，赛老在战争中6次负重伤成了特等残废，他是共和国的大功臣啊！我们都尊敬他，我们都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小黄敬佩地点点头。
时礼同志在南京度过了愉快的10天后又到上海看望老战友。他住在延安饭店，我从南京回上海请了几位老战友到家中做客，把时礼同志在上海的老战友也都请来了：于永实同志是原十三团教导员，后任上海市劳动局局长，他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后装了条假腿，拄着拐杖来了；刘一山同志，原十三团指导员，后转业在上海地方工作，也是拄着拐杖的残废军人；余念一同志，原十三团教导员，后转业任上海机电局局长。我家住在武康大楼六楼，时礼同志到我家刚一走出
电梯，就拄着拐棍拖着残腿哼起京戏来。邻居见状打趣地问我老伴周兴：“你们家来的客人怎么不是瘸子就是瞎子（瞎子是指战斗英雄刘奎基同志，他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手臂也致残，来沪时他经常到我家做客，我们是老战友），那个拖着腿的人走路那么艰难还乐滋滋地边走边唱。”我老伴笑着说：“他们都是在战争中英勇杀敌致残的，都是共和国的大功臣。那个唱戏的还是作家呢，你们看过《三进山城》电影吗？那就是他写的，他是个乐天派。”听了这话，邻居们都对这几位共和国的英雄投来仰慕的眼光。
80年代我离休后，上海到济南交通方便，我每隔一两年就到济南看望时礼同志，老友相见叙谈友情是一大乐趣。每次相见，他那坦荡豁达、乐观幽默的谈吐使我受益匪浅。他没念过几年书，但由于长期军旅生活的磨炼和刻苦学习，使他具有渊博的知识，所以他能创作出许多深受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他对京戏的生、旦、净、末、丑无一不知，很多传统戏他都会唱，而且唱得字正腔圆、有滋有味。近几年我们每次相会总有说小完的话，唱不完的京戏，这种战友情谊弥足珍贵。我每次去济南看他，他都拄着拐棍亲自到车站接我，令我十分感动。我一直劝他以后千万别来接我，可他乐呵呵地说：“你不远千里来看我，岂有不接之理？”
1995年我去时礼同志家时，见他正歪着身子伏在桌前吃力地写作，他哪里是在写？他是在用一只眼、一只左手在纸上“捅”，他写作时那种艰难的样子是难以想象的，这种顽强的精神令我敬佩不已，我想称他为中国的保尔是当之无愧的。他常说：我们老了，但我们要对下一代负责，要告诉他们新中国的胜利来之不易啊！我们不能拿枪战斗就用笔战斗。他还鼓励我把在朝鲜管训“联合国军”战俘的那段历史写出来，让青年人了解我们对战俘执行宽待政策，了解我军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他说：“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不能把那些宝贵的历史资料带走啊！”在时礼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在抗美援朝50周年前夕写成了《“联合国军”战俘纪事》，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还帮助邀请济南军区创作组和前卫话剧团的同志写成两集电视剧《“联合国军”战俘》，又介绍长影王驰涛导演专程到沪与我商谈拍片事宜。时礼同志对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事业的执著，令我永记不忘。
2001年4月，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到济南拍国际和平人士温纳瑞斯（朝鲜战争留在中国的美俘）的专题，抽空去看望时礼同志。我怕他亲自去接我，干脆先住下再告知他，可还没等我去看他，他却先赶到招待所来看我了，战友情深，难以言表。那时我发现他体质下降，伤口复发疼痛难忍，还伴有严重心脏病的折磨，我心中很难过，而他却乐观地说：“小车不倒只管推！”想不到去年4月在济南与他的见面，那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2001年11月1日，我突然接到时礼同志的女儿曙光的电话，她沉痛地告诉我：“王叔叔，我爸爸前天走啦！”我急忙说：“明日我去济南向你爸爸告别。”曙光说：“遵照爸爸的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通知亲友，现在遗体已火化，丧事已经办完了。”我为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万分沉痛，同时也对时礼同志这种高风亮节肃然起敬。时礼同志悄然地走了，在时礼同志临终时未能见他一面是我终生的遗憾！时礼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文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军旅作家。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风范永存！他光辉的革命一生是无法用几千字表述的，谨以此文遥寄哀思，缅怀亲密的战友时礼同志。
200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