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调至济南军区工作，认识了赛时礼同志。初见时礼同志时，见他手拄拐杖，行动十分艰难，身边还有一位战士搀扶。一打听才知道他是一位参加过大小200多次战斗，身负6次重伤，头、颈、肋、肩、腰、腿、手臂都留下了残疾的特等伤残军人。我不由得肃然起敬，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我的腿也曾负过一次伤，深知负伤的痛苦滋味。后来，赛时礼同志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由丁工作关系，使我们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从而对他那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有了更深的了解，并更加敬重他。
时礼同志离休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一天清晨，当我跑步锻炼时，遇到时礼同志，见他在凛冽的寒风中光着头，拄着拐杖，拖着残腿正艰难地向东门外的八一广场走去。我放慢步子，关切地说：“局长同志小心感冒呀！”他笑容可掬地向我招招手：“康海同志，我问你个字。”我停住脚问：“什么字？”他说：“早晨太阳刚出不出的时候叫晨曦，这个‘曦’字怎么写？”我想了一下说：“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和繁体 ‘义’字差不多的字，对了，就是‘伏羲’的‘羲’。”他拍了一下我的肩头，说道：“对！对！你一说我也想起来了。不行啦，现在是提笔忘字呀！”不久，他的小说《三进山城》出版了，一年后由此改编的电影也问世了。记得那是1965年，在军区“八一礼堂”举行电影《三进山城》首映式时，时礼和夫人巴枫同志在大厅门口迎接观看电影的人们。我上前道贺：“祝贺局长同志大作成功！”他笑呵呵地说：“多提意见，多提意见！”他那谦虚祥和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然留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心目中，时礼同志是一位真正的、了不起的英雄。谁能想到，在离休后的30多年里，他身残志坚，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了2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并被选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为一名非凡的作家，为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增添了光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时礼同志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也开始搞起了文学创作。当我完成第一部小说《翱翔的猎鹰》请他审阅时，他不顾自己伤残多病的身体和繁重的创作任务，放下手中的工作，欣然答应为我看稿子。看完我的书稿之后，他诚恳地对我说：“我看可以了，还是请出版社的同志多看看吧！能不能出版，毕竟还是他们说了算。”他还亲自陪同我到山东省的出版机关和一个文艺杂志机构进行联系，并向编辑同志介绍我写小说的执著精神。他那种对同志认真负责、助人为乐的精神，感人至深，使我难以忘怀。
我1990年离休回到北京后，每逢节日，时礼同志都给我打电话，问候我和老伴，还询问一些老首长和老战友的身体及生活情况。我也隔一段时间就给时礼同志打个电话，询问他和巴枫同志的身体及写作情况。每次回济南我都要去看望
他，每次他都竭力挽留我在他家吃饭，而我总是推辞。有一次他说：“你住在北京，又不在济南，还能一起吃几次饭呢？吃好吃歹是次要的，主要是在一起多呆一会儿，聊聊天。”这一次盛情难却，我只好从命了。2001年春节我们通电话时，我一再许诺如到济南一定去看他，一定多呆一会儿，好好聊聊。这年九月初，我的大儿子去济南，我特意责成他代我到军区总院探望时礼同志，他非常高兴并表示感谢……遗憾的是，当时我的伤腿出了毛病，行走困难，未能亲自到济南去最后一次探望这位值得敬重的老上级、老英雄、老战友。赛时礼同志离开了我们，当他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十分悲痛和惋惜，感叹又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时礼同志，安息吧1
2002年4月5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