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老友乘鹤去，撕肝裂胆泪凄凄。这就是我得知时礼同志永远离我们而去的情景。在巴枫同志与我通电话时，我即流着泪埋怨她，为什么不早通知我？得到的答复是：“老赛有遗嘱。”后来，看了他女儿写的《最后的日子》，我才明白了，时礼同志对后事的处理，留下了打破世俗、令人崇敬的遗嘱。他是一位伟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战场上、文坛上是英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几个月来，他的音容笑貌，对老同志、老战友的那份深情，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我与时礼同志相识相知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1940年东海地区第二次武装起义时，赛时礼来到了文登县大队，当时的他年轻、英俊、高大魁梧。这时文登刚建立了民主政权，县大队是地方武装，主要任务是保卫文登县委机关的安全。那时我只有15岁，在县委机关作发动组织群众抗日的工作。县委与县大队总是一起行军，一起驻防，我与时礼同志就认识了。有一次在驻防地，他得知我作妇女工作，对我说：“最好能帮助我们扩军，动员青年到县大队来。”我当时就答应了，说服了我们村的一位青年参加了县大队。住了些日子，他告诉我，你动员的那位青年，已开了“小差”，将枪丢在苞米地里。我听了后很生气，对他说等有机会回村跟这个家伙算账。后来，我听说这个人又参军了，还在战斗中受了伤。1941年我离开了文登，再未与时礼同志见面。
1965年我在烟台看了电影《三进山城》，看到老战友时礼同志写出了这么好的电影，真是为他很高兴，也感到他真是很了不起！
从80年代起，我们和时礼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我和我的老伴梁其炜同志在1948年烟台市第二次解放时，就来到烟台，一直到现在。时礼同志为了写电视剧、回忆录等，曾多次去威海、文登，每次都要路过烟台住上几天，只要到烟台他都到我家来。当时大家用力架着他还可以将就着到我住的二楼，后来他坐上了轮椅，我们就到他的住处去看望。见面后我们总是高兴地聊个没完。时礼同志在我家吃过几次饭，我总是做他最喜欢吃的苞米饼子加咸鱼，他高兴地喝着酒，唱起京剧，说着京剧的“道白”，引得大家笑声不断。
每到新年春节，我都会收到时礼同志写的贺年卡。他写在贺卡上的话既热情又不落俗套，他用左手捅出来的钢笔字，非常刚劲有力。时礼同志啊！今年春节我没有看到你寄给我的贺卡，以后也看不到你那刚劲的笔迹了！想到这些，心中有说不出的悲伤。
时礼同志，你是中国的保尔，你是共产党人的骄傲和光荣。安息吧！我们崇敬的赛时礼，你的名字千古流芳！
2002年5月于烟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