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初的一天，赛时礼的女儿赛曙光给我来电话，说准备在老人去世一周年之际出一本纪念文集。这是一件很值得做、很有意义的事。我答应为纪念文集写篇文章，以追忆我与赛时礼同志从《三进山城》开始的无涯情谊。
我和赛时礼同志初次相识，距今已近40年了。1964年春，我在山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收到一篇小说，篇名叫《三进文城》，作者赛时礼，特等残废军人。小说写抗日战争时期，我文登县独立营某排战士，在连长带领下，3次化装进入文登县城，与敌翻译官、警备队长周旋，斗智斗勇，捉拿叛徒，营救被捕的同志。作品情节曲折，颇有生活气息，几个人物也初具轮廓。不足之处是一些主要情节没有充分展开，谋篇布局尚待合理，人物形象还不够丰满，文字也较粗疏。随后副主编赵炳南和我前去看望作者，请他谈谈创作素材，决定取舍。
我们在济南军区司令部宿舍见到了作者赛时礼同志。他身材高大，性格开朗，谈吐豪爽。他说，稿件所写是其亲身经历，没有任何虚构。他只上过几年小学，文化水平不高，此文是他“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赛时礼又告诉我们，他十几岁参军，经历了大小上百次战斗。他在战斗中多次负伤，有一次部队与扫荡的日伪军发生激战，他身负重伤被送到分所养伤，不想与鬼子遭遇，躺在担架上的他，被警卫员背入路边的紫条丛中躲藏。敌人到处搜索八路军伤号，手电筒的光柱不断从他的头上掠过，大道上车辆兵马络绎不绝，却谁也没想到他会藏在离大道只有10米的地方，结果他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脱险逃生。他说这叫“灯下黑”，有时越危险的地方反而越安全，不过这需要胆量。在1947年的海阳保卫战中，他遭敌重机枪扫射，头部和全身多处负伤，是警卫员小宋把他背了下来。胶东军区卫生部长亲自给他做的手术，他昏迷了七天七夜，领导和战友都认为他已无生还希望。谁想治疗数月，他竞又起死回生。现在他是济南军区某局副局长，用左手写下了这篇小说。
作者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感染了我们，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和敬意。交谈中，发现他对民间戏曲甚为熟悉，且很善唱京剧。他很会讲故事，记忆力特好，许多战斗经历讲起来栩栩如生，细节逼真，语言幽默泼辣。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眼前这位特等残废军人，有一定军旅文学的创作基础，有可能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军事文学作品。
回来以后，编辑部当即决定，由我为此书责任编辑，帮助赛时礼同志把《三进文城》改好出版。
我根据小说现有基础，题材份量，并参考作者的生活积累，觉得此文扩展为一篇中篇小说为宜。那样方可充分展开故事，细致刻画连长及几个战士形象。保持基本框架，但要跳出真实事件的束缚，适当虚构和发挥，删削一些作用不大的过度交代部分，大量增加细节描写，并以适当笔墨展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经与作者详细研究修改提纲，意见一致后即请作者动笔修改。
赛时礼同志的修改过程极为艰苦，极为认真。他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因伤残视力倍受影响。右手重残不能握笔，只能用左手书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写，而是艰难地用笔尖去戳。字写得很大，常常逸出稿纸格子外面，但笔画工整，笔锋有力。他的腿重伤致残，行动不便，走路离不开手杖。有一次因长期伏案写作，起身后摔倒，险些骨折，休息治疗10余日，然后继续写作。日常生活多亏其爱人巴枫同志细心照料，文思顺畅时一天竞能写下数千字。
我们希望他抓紧修改，又时时担心他的身体。他总是人声朗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我1947年死过一次了，活到今天，已经多赚了10多年了！”写到这里，我想起80年代初的一件事。当时作协在济南南郊宾馆开会，赛时礼突然心脏病发作，急送部队医院抢救。吃过午饭，我们到医院看望他，进得病房，见病情已经缓解，他这正躺在病床上唱京剧呢。其乐观精神可见一斑。
经过数月拼搏，作者数易其稿，小说的思想艺术水平基本达到了要求。全文4万余字，由我又作了一点文字上的修补润色，小说定稿。发排前，因小说《刘志丹》写了真人真事正受批判，而《三进文城》很容易使人想到写的是文登城，同样有真人真事之嫌，为免受牵连，遂由副总编安林同志提出改书名为《三进山城》，并将书中文登县改为登海县，于当年出版。
此书出版不久，长春电影厂即邀赛时礼将它改为电影剧本。影片《三进山城》放映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赛时礼以《三进山城》为起点，努力拼搏，不断进取，又连续发表和出版了中篇小说《陆军海战队》、《智闯威海卫》、《追踪》等文学作品，成为一位有影响的部队作家。赛时礼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
在小说《三进山城》的修改、编辑过程中，赛时礼同志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他对文学事业孜孜追求、努力拚搏的精神同样激励、鼓舞了我，我们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去年我到国外探亲，历时一年，今年3月回来。回国后听朋友说，赛时礼同志已于去年10月病逝。没有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与他见上一面，甚觉歉疚。
赛曙光一天下午来到我家，我抱歉地向她表达了这层意思。
曙光告诉我，赛时礼同志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经常回忆他的一生，当谈起他的第一部小说《三进山城》时，对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当初稿子写完后，鼓鼓勇气捎出去，心里一直嘀嘀咕咕发虚。后来人家打电话说要来，我心想，完了，这是来退稿的。冲着我是个特等残废，退稿亲自送上门来，就很够意思了。想不到人家热情肯定，鼓励我认真修改，后来出了书，再后来又拍了电影。我自己常想，当初要是人家一口否定，我被碰个鼻青脸肿，就可能再也不敢去摸笔，不做那份不着边际的作家梦了。”曙光诚恳地说：“爸爸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他的第一部小说成功出版是分不开的，爸爸这后半生几十年，文学创作是他的精神支柱。创作使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使他的生命焕发了青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因此，爸爸和我们全家对您和…东出版社都非常感激……”
我说：“作为《三进山城》的责编，我只是做了一个编辑的份内工作，和编辑其它书稿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赛时礼同志所以成功地成为一个受读者欢迎的作家，那是他的战斗经历、顽强毅力和艰苦奋斗的结果。说到感激，我倒是应该真诚地感激你爸爸。”
我对曙光讲了一段难忘的往事：文革中我下放到枣庄“五七干校”，1971年林彪事件后重新分配工作。当时的掌权者指示，下放干部一律就地消化。我们这批已解放或未解放的‘黑帮’，属于废物利用之列，接受单位不欢迎，分配很困难。有的资深编辑、业务科长被分配去做商店营业员，工厂办事员，煤矿司磅员，一位省新华书店副经理分配去做公社土产门市部收购员。我和赵炳南同志却顺利地分配到市文化局创作室。想不到我能够继续从事我所热爱的文学工作，不由暗暗高兴。到职后不久，就有人悄悄告诉我，是市革委政治部齐主任亲自关照，我这才得以进了文化局的大门。我听后，一时如坠五里雾中，不敢轻信也不便打听。直到1974年我调回济南，有一次见到赛时礼，这才明白了其中缘故。他告诉我，1972年他曾到枣庄市薛城区去看望女儿，当时枣庄市革委政治部的齐主任是他的老战友，齐主任前去看他时，他说：“有个赵炳南，还有个邱勋，现在在枣庄五七干校。那可是人才，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到不了你枣庄。你可不要有眼不识金镶玉，拿着豆包不当干粮，分配时把他们胡乱塞到什么地方去。我看你就听我一句话，把他们留在市文化局，文化局成立个创作室，让他们搞创作……”听到这里，我才如梦初醒，明白了顺利分在文化局的原因。
赛时礼同志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我并未相求于他，他在帮助、关照我时也未向我作点滴透露，他对待朋友的真诚态度令人敬重，弥足珍贵。赛老，您的眷顾之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2002年5月29日于济南七里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