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我一大早就来到峰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那刚刚镶上墙壁，宽12米，高1.5米的《峰山革命烈士陵园纪》碑刻。与此相对称的西侧同样规模的碑刻，内容为1984年重修峰山烈士陵园的捐款者名录，上面赫然刻着“赛时礼”的名字！他是数百名捐款者惟一住在外地的文登籍人士。无须奇怪，凡是修整烈士陵园这类义举，他总能得知消息，总是闻风而动。
云，聚集着，凉风习习。扫墓的人群聚集着，挤满了广场。我凝视着“赛时礼”三个大字，心潮澎湃。赛老悄然离开我们已经半年了。他去世的第三日早晨，我带着刚刚写成的《峰山革命烈士陵园纪》初稿，到市民政局刘昌信局长办公室讨论修改意见。一见面，刘局长沉痛地告诉我：“赛老走了，昨日接到电话……”
半年过去了。我怀着悲壮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陵园纪》，也一遍又一遍地追思与赛老相识的一幕幕。《陵园纪》改了数十遍，历时3月余；赛老的往事也渐次联成一片了。…在肃穆的烈士纪念堂内，洁白的釉面砖上，烧印着文登籍7500多革命烈士的英名。他们之中，有赛老的很多战友，有他的首长，有他的警卫员……他每次回乡，都要去看望那些活着的同志，也从未忘记来此追悼牺牲的战友。他前半生拿枪打鬼子，一往无前；后半生半身瘫痪，用左手执笔，记叙打鬼子，百折不挠。他一生不忘打日本鬼子，他是地地道道的抗日英雄。《文登市志》1021页《英模先进》一节第4行载：赛时礼，1919年生于高村镇坤龙邢家。1938年1月参加革命。济南军区管理局副局长。身经200余战，重伤6次，特等伤残军人。胶东军区首批战斗模范、模范指挥员。1962年离休后，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文艺创作，先后有200余万字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问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作协常务理事、副主席。在最后的日子里，赛老多处伤口复发，疼痛使他无法入睡……实事求是地说，他为抗日而死，为战伤折磨而死，在这7，500烈士的英名中，应该增加一个名字——赛时礼！
雨点落下来了。雨中，追悼大会开始了，哀乐响起来，哀乐和雨幕笼罩着烈士陵园。我读着浸在雨水和哀乐中的《陵园纪》：“……及至清明时节，细雨纷纷，松涛呜咽，虫鸟低吟；鲜花簇簇，哀乐阵阵，凭吊英雄，心意沉沉……”万没想到，（（陵园纪》刻成的第一个清明节，便天人同悼，真的下雨了。赛老，请您和您的战友们的英灵，一起接受今日的天人共祭吧！
我想起我少年时代崇拜的偶像——保尔，柯察金。他是乌克兰人民保卫苏维埃政权、艰苦建设社会主义的典型。他的原型便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名言印在该书扉页上，一直保留在我的笔记本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稍大，知道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他那本簿簿的小册子《把一切献给党））至今我还珍藏着。我24岁那年，被中篇小说《三进山城》所吸引；此后，多次观看了同名电影，百看不厌；相继看到《陆军海战队》、《智闯成海卫》、《追踪》等中篇和长篇小说《宁海沉浮》……全是我们的乡土文学，记载着文登和文登周边的抗日故事。当我45岁，走进地方志事业，有幸多次访问这位传奇英雄的时候，我才真正了解他的感人精神，眼见他身上的累累伤痕，眼见他穿着汗衫，汗流浃背，在潮湿昏暗的旧平房南窗下，支撑着半边麻木的身子，用左手“捅”着那难以辨认的字迹。
文登是胶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登市志》的成败，关键是看能否反映革命老区的历史特点。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在赛老的帮助下，将原稿《军事编》被“横排竖写”所割裂的零乱记叙，改造为史法记叙《抗日战争纪略》，以3.3万字的专章全面系统地反映日伪、顽军与八路军三方力量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消长过程，反映在中共文登地方党组织领导下，人民抗日武装的发起（天福山起义、东海二次起义）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反映文登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文登的历史壮举。除了查阅敌、顽、我三方档案资料，大量的细节都靠赛时礼等老八路口述和所写的回忆录。记小清访问赛老多少次了，但他的一封封来信和书面回忆资料5万余字，确是保存下来了，记载着一次次发生在文登大地上的战斗情况，记载着赛老忠于史实、为历史负责的严谨态度。战争年代敌、顽、我三方的军事编制更改迅速，部队番号变化频率极高，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如入云里雾中，赛老一一教我们分辨，告诉我们各部队名称、番号沿革…
文登抗日军民第一次围歼日寇取得全胜的“青石岭战斗”，有当时任指挥员、营长杨岫庭的回忆录，应该说是有权威性的。文中说：“此战生俘伪军16人，击毙日军13人，而我军无一伤亡。”我核查全县952个村庄的烈士名录，发现7人牺牲于这次战斗。我请教赛老，他直言不讳：“营长在指挥所里，他没有亲见倒下的战士，印象不深刻，年久便容易忘记。我当时任五营一连三排排长，带领全排跟鬼子拼刺刀，牺牲在这场白刃格斗中的战友，至今能叫出名来的就有6个。记历史可要实事求是，不能掺虚写假。”他为此事又多次来信，提供佐证。
臭名昭著的以盐警起家的国民党顽固部队“司令”王兴仁，在抗战初期也打过鬼子。1938年夏，他在我的家乡柘阳山前怀、大庙之东建一“阵亡将士陵园”，园内埋着30余个黑石山战斗阵亡的官兵，以一个连的兵力住在庙中保护陵园。我虽然小时听说这里有个陵园，但说不清来龙去脉。赛老不仅告诉我事实始末，还力主实事求是：国民党地方武装打共产党八路军，后来投降鬼子当然要记；但早期打过鬼子，也要如实记，不能笼统地说他们都是“假抗日”。《文登市志》如实记载了这些史实，还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查到文登籍在国民党军队抗日阵亡的烈士69人，均一一记入《抗日烈士名录》中。在台湾社科院任职的一位老乡，曾专程到文登史志办公室访谈，他在台湾以7倍于定价的钱买到一部《文登市志》，认为我们确实是秉笔直书，留下了信史。
赛老每次回家乡来，都要打电话问史志办的同志，关于抗日战争方面的史事还有什么疑难问题需他帮忙。关于蔡雍泉政委的牺牲及生平事迹，关于崮头战斗的失败教训，关于解放昆嵛山的战斗经过，关于解放文城的始末……他都如数家珍，一一讲给我们听，后来又写成厚厚的回忆录寄给我们。得知《文登市志》出版发行，赛老连夜写好贺词，用电报发来……可以说，没有赛老的帮助，就没有《抗日战争纪略》，就没有《文登市志》的全国一等奖。
雨越下越大，扫墓的人群已在疏散。而我，仍徘徊在《陵园纪》碑刻之前，思绪飞扬，感慨万千。我读着那浸湿的刻字：“……这里汇聚着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惊雷闪电；凝聚着七千多英烈忠魂、侠肝义胆，面对你们，懦弱者脸红，自私者羞惭，腐败者无地自容，欲亡我者胆战心寒！”赛老，您听到r吗？这正是我要对您说的心里话呀！
那是1994年8月，文登召文台与工业展览馆同时落成剪彩的日子，赛老和一大批老干部应邀回乡参加庆典。他是被几个青年人抬上文山召文台的。他看到“文登学”陈列馆，看到历代文登名人事迹；又看了文登工业展览馆，他兴致勃勃地说：“文登人真了不起，家乡真是大变样了，先烈的血可是没有白流哇！”就在那天下午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当文登市委书记致欢迎词，简介文登两个文明发展的盛况时，话音刚落，一位现为高级干部的老资格发言了，他昨晚才到，并未了解文登的实情，开口就质问市委书记：“你们文登搞的就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子？我却不敢相信……”他也没说出哪件事不可信，热烈欢迎的气氛一扫而空，会场上一下子鸦雀无声。在这尴尬气氛中，赛时礼发言了。他说我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作证：“我不仅熟悉抗战时期文登的一山一水，我还熟悉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文登各行各业……”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证明了文登人民不仅推翻了一个旧世界，而且创造了一个新天地。文登的干部与党员确有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他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老干部的一片掌声。他的正义感，他的爱乡心，就是如此鲜明，如此无私无畏。我在一旁听着他激昂陈词，心想着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赛时礼，还是他！
赛时礼的确没有变。每次回来，他都要去几处学校看望孩子们，给他们讲打鬼子的故事，向他们介绍《三进山城》故事片拍摄地点……他把薪金和残废金一点点节省下来，捐赠给孩子们，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今天的日本国内仍有一部分人不承认侵华历史，不赔礼，还要供奉、参拜那个大战犯东条英机的亡灵，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教训。
前几年，有人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极尽污蔑人民军队、污蔑人民战争之能事，有的人还给他评了大奖！赛老愤怒了，他艰难地拿起他的武器一一笔杆子，“捅”出一篇篇文章，发表于报刊，以亲身经历，为人民军队辩护，为人民战争的正义作证。他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
平时，很少看到赛老皱眉头。他说：“我已经死过多少回了，再也不怕死。但活一天，得对得起死去战友一天！”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知道赛老喜欢喝几口老白干，喜欢哼几句京剧唱段，也知道他的家事与家史。有一次，我告诉他：“我看过明代文登进士赛珠留下的《赛氏谱书》，那序言说，你们这支赛姓人家，是元代赛典赤赡思丁之后。赛典赤为回回人，一名乌马儿，元世祖时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在云南教授礼仪，创建孑L子庙堂，讲经史、授学田，文风渐兴。他死时，百姓巷哭，谥号忠惠。”赛老听了大笑，叫我喝一杯二锅头，以示奖赏和勉励。
近一年多，赛老战伤复发，病情日重，连坐轮椅也难了。我出于职业病，越发为他的传记着急。他却说：“那算个么事，你还是多写写那些烈士吧。”我无可奈何之下，就恳切地请求他口述，叫家人代笔，留下个“年表”吧。我是诚心的，以至于流了泪。我说：“光是在文登那些大小战斗，不是你，现在谁能排个准时间？这可不仅仅是为您呀。”赛老心肠软，见我这个书呆子也怪可怜吧，就答应了。说你不用再催了。他去世前一个月，最后给我来的一次电话，是在医院病床上打的：“老初哇，我看我的日子可是不多厂。人总有一死，什么关我都过了，这一关也没有事。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写好^『，将由女儿打印捎给你……”我哽咽了，对着电话，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只能说：“您多保重，咬紧牙关，定能胜利闯过这一关！”
赛老悄悄地逝去了。弥留之际，只有他的家人伴着他。赛老去世后，我跟他的家人几次问起“年表”的事。家人肯定地说：“从没看到他写这东西，也没说给我们听，也没叫我们给您寄什么材料。”
啊，赛老，您从未说过假话，你是坚持不写自己“普通一兵”的传记的。最后关头，你觉得厚情难却，您还是破例哄了我一次，使我留下了永久的悔恨。我应该坚持到您身边，一年一月， ．天一日地边问边记下才是呀！可现在，您永远地走了。
…每当我路过登登口南山，我总要对同行者说：那是1940年7月3日八路军跟日伪军激战的地方，赛时礼就在山头上第一次负伤……走过文登营杜梨花庄，我就指着南山那片岚子说：1940年夏，赛时礼的连队住宿后被汉奸告密，深夜，连队遭到日伪军包围，敌人主力就埋伏在村南菠萝岚子里，而二连机枪手刚刚把机枪零件拆开擦拭，来不及安装起来，只得用衣服包上零件突围……车过“三八路”，走到安子泊村东的南北十里长沟，我总要指着那高地说：1940年1月，赛时礼和他的战友们配合东海部队在这十里长沟上摆阵决战，郑维屏为首的“八大司令”的部队溃不成军，逃回昆嵛山，从此，再未敢跨过母猪河东犯。当我到圣经山旅游区开会或陪客人，我总要告诉他们：在那石阙山门附近，原有东华宫，1941年1月18日午夜，赛时礼带领连队一个尖刀排从这里上去，一枪未响，摸掉了敌人的岗哨，带全连挺进昆嵛山里，和兄弟部队一起发起猛攻。昆嵛山解放了，胶东抗日根据地东西才连成一片…
文登山多水长。文登哪个山头，哪条河流没留下赛时礼和他的战友的足迹与鲜血？和平了，是功臣了，评为特等伤残军人了，他却一时一刻不忘记抗日战争，不忘牺牲的战友，不改战争时期那么一股拼命精神，用笔当枪，拼尽最后一口气……
清明的雨，本该是淅淅沥沥的；今天，雨却与我心潮一般急骤。我遥望风雨中矗立于山巅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望着满山的苍松翠柏在雨中肃立，又收眼凝视眼前碑刻上“赛时礼”三个大字，雨水与泪水一起流淌。我情不自禁地默诵滚熟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赛老，您一生不正是如此度过的吗？您虽然不让后人举行告别仪式，不同意我写您的传记，但是，我心中的民族英雄、共产主义战士，我心中的保尔——您的光辉形象，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世世代代的文登人，特别是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他们决不会忘记您——使敌寇闻风丧胆的老连长，我们心中的“保尔”！
写于2002年清明节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