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赛时礼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在与伤痛的争斗中，在与病魔顽强的拼搏中走了，身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坚实的脚印。姑父走了，他活着是一个强者，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仍然是一个强者，他是以一个英雄的姿态离开人世的。
姑父去世了，我没有接到姑姑或表妹们的通知，既无讣告，也无电话，而是在胜利油田的弟弟中一来电话告诉我的。我打电话给姑姑，才知道姑父临终有遗嘱：死后不通知亲友，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尽快将遗体火化。姑父的遗嘱使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姑父一生对革命事业，对新中国的建立可谓做出了重大奉献，论职位也不算低，但他从不居功自傲，生不争利，死不留名，连遗体告别也不让举行。真是赤条条地来到人世，又赤条条地回归自然，他的这种品格，他的这种精神，怎能不使人肃然起敬？人们誉称他为“中国的保尔”他是受之无愧的。他是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实现了保尔•柯察金的名言：“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姑父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和姑父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并不多，但姑父对我的成长的影响却很大。我第一次见到姑父是在1949年的春天，当时我在北海军分区卫生队，部队驻山东黄县，我住的地方离姑父的住地不远，我常去看他。当时的姑父看上去挺吓人的，因在海阳战役中他身受重伤，生活、起居完全不能自理，每天由两个战士照护。每次去看到的他，都是躺在炕上，连翻个身都要靠人帮助。那时我才14岁，对他的情况了解很少，只知道他是个团长，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对他充满了敬意。后来我随父母一起南下到了武汉，留在我记忆中的姑父就是那个满身伤痕，躺在炕上不能动弹的英雄。
1957年春节，我因患肺结核病到济南休养，住在伯父家里，有机会经常去看望住在济南军区大院里的姑姑和姑父。这时的姑父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而且还能用一只左手扶着骑自行车，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英姿卓尔的上校军官。姑父给我讲了他顽强地与病残作斗争，以坚韧的意志锻炼身体的故事。为了学骑自行车，他不知摔倒过多少次。他顽强地坚持锻炼，不仅站了起来，而且能坚持工作了。我为姑父重新站立起来而高兴，也被他的顽强意志所感染。当时我正因自己患的严重肺结核病不愈而苦恼，特别是听到医生说我很难活过30岁时，我十分悲观，对治病失去了信心。看到姑父后，我深感惭愧，我的病与姑父的伤残相比，那算得了什么？姑父那么大的困难都能战胜，我这么点病就被吓倒了吗？我决心以姑父为榜样，战胜疾病。从此，姑父的顽强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与疾病作斗争。现在我快70岁了，肺结核病也痊愈了。
我第三次见到姑父是在60年代初，他因伤口多次复发，坚持工作有困难，军区命令他离开工作岗位休养。但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才40多岁的人，正是干事业的年纪，怎么能坐在家里养老呢？手脚不方便，头脑还健全，凭着一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心，凭着他乐观无畏的精神，他决心走好自己人生后半辈子的路程，他开始搞文艺仓|l作了。他要把自己和战友们的战斗经历，要把他对人生的思考，用笔写出来，以教育后人，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些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献身的先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那些埋葬在地下的战友，才无愧于一生。他用那只握枪杆的手，拿起了笔杆子，他开始了新的战斗。
这是一个他完全陌生的领域，搞文艺创作，对一个有文化、身体健全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姑父这么一个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仅0.2，右手残废，左臂抬不起来，腰椎移位，右侧半身不遂，只读过小学4年书的人来说，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每当我看到他写字的样子，我就要流泪，他哪里是在写字？他是用自己整个的身心，用左手拿笔在纸上“捅”字啊！可是，姑父没有因为眼睛看不清，左手“捅”字不听使唤，文化低，一肚子话不知从何下笔而退缩。他用自己战胜伤残一样的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困难拼杀，他把搞文艺创作视同打一场战役，就像当年他躺在担架上让战士抬着他指挥战斗一样，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像他这样一个久经战火磨砺，身经百战，满身创伤的英雄，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终于，《三进山城》、《陆军海战队》、．《智闯威海卫））、《追踪》、《宁海沉浮》、《黄金计》、《沉日》、《敌腹掏心》等200多万字的作品，硬是被他用左手“捅”了出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为牺牲的或幸存的战友塑造的一座丰碑。看了姑父的每一部作品，我都深深地感到，他不是用笔在写，而是用他的整个心灵在写，是那些曾经同他一起舍生忘死，并肩战斗过的牺牲了的、活着的战友在激励他写。那是在写自己，写战友们，这正是姑父的作品为什么会那么平易，那么生动，那么感人的原因。姑父在创作道路上排除万难的顽强毅力，他那种生命不止、自强不息的精神极大地教育了我，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姑父而骄傲。自60年代初和姑父第三次见面后，我一直以姑父为榜样，激励自己要像姑父那样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克服困难。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我被打成了“走资派”，天天挨批挨斗，身心受到了很大伤害的时候，我时常想到姑父，我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挺了过来。
姑父是个十分看重亲情、友情的人，他那浓浓的亲情总是深深地感染着每个亲友。文化革命期间，我和我的父母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姑姑和姑父十分挂念。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姑父就和姑姑一起来到武汉，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武汉，他们思念着劫后余生的亲人。姑姑、姑父的到来，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姑父与我父亲有着说不完的话，谈得最多的是亲情、友情和对“四人帮”垮台的喜悦。父亲爱酒，姑父也爱酒，父亲爱戏，姑父也爱戏，父亲每天专门买一些武汉地方小吃招待姑姑、姑父。他们边吃边谈，谈得高兴，两个人还来两段京戏，几天几夜，他们就是这么喝着、谈着、唱着，享受着劫后余生的欢乐。他们都变得年轻了，可他们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他们的乐观主义情绪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想，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人是什么困难也压不垮的，他们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从文革的残酷迫害中顽强地活了过来。
文革以后，特别是父亲离休以后，姑父和父亲的联系更加密切了，电话、书信往来不断，差不多每隔十天半月就要打电话、互相问候。这以后父母和我回山东的机会也多了，几次姑父都是拖着残躯亲自陪同我的父母在胶东半岛故地重游，去那些他们战斗过的地方，拜访还健在的老战友，去敬谒牺牲的战友陵墓。在栖霞英灵山，他们在烈士纪念碑前久久伫立，舍不得离去，他们深深地怀念着牺牲的战友。每次我去济南，姑父都十分高兴，对我的工作情况和家人情况十分关心，问长问短，每个人都要问到。吃饭时他总是把亲友们送的、他舍不得喝的好酒拿出来招待我，我们吃着他喜欢吃的猪头肉、猪耳朵，边吃边聊。我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几十年前的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讲到高兴处，姑父就来一段京戏，唱得有滋有味。和姑夫聊天真是一种享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一些看法既实在，又深刻，从无虚套，每次看望他，都受益匪浅，只可惜我每次到济南都是来去匆匆。
直到2000年9月，我去济南时，才在姑姑家住了一夜。这天晚上我从叔叔家回来，姑父伤口痛，早早躺下了，听到我回来，就把我叫到床边，谈了他对我父亲的思念。自我父亲1998年去世，姑父常来电话问我的情况，有时只几句话，但我知道，他是在思念我的父亲。在亲友中，他们两人是情趣最相投，性格最相近，最谈得来的。父亲的离去，使姑父失去了一个可以倾诉衷肠的知己。看着躺在床上，忍受着常人难以忍爱的伤痛的姑父，流着眼泪讲他对我父亲的思念时，我的心也碎了。姑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对自己关心得很少，对亲友却念念不忘，时时关怀，他那浓浓的亲情使每一个接触过的人都难以忘怀。这一夜我失眠了，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姑父已是80多岁高龄的人了，身体也是，天不如一天，他能活到今天完全凭的是一口英雄气，真不知道以后再回来还能不能见到他。第二天姑父派公务员小李送我上火车，他自己硬要拖着身子送我到门口，看着我上车。车子开动时，他不停地摇手，眼神里流露出许多的不舍，我强忍着泪水关上车窗，不敢再回头，我怕泪水流出来，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我和姑父的永别！
自父母去世后，我和姑父在一起，就能感受到父辈的关爱和无尽的启迪，所以我在给姑姑和姑父的信中说：现在你们是我仅存的几位父辈了，祝你们健康、长寿。可是，现在姑父也走了，而且走得那么干净，那么豪放，那么英雄气。姑父健在时是我们的榜样，给我们以激励；临走，也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光辉形象。
姑父性格豪放，乐观豁达，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人生道路前半生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拼杀，后半生是在血与汗的文坛上拼搏，这是一首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变奏曲。军委迟浩田副主席说他“在战场上是一个打不倒的英雄好汉，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一个百折不挠的英雄好汉。”这个评价对姑父是恰如其分的。人世沧桑，纷繁复杂。如今社会上能让我从心底感佩的人实在太少了，而姑父却是极少数能够让我为之动情，让我能铭记在心的一位长者！是姑父那种对人民无限忠贞的献身精神，是姑父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是姑父那种待人热情、真诚、耿直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了我。
如今，姑父走了，带走了一个伤残的躯壳，却留下了他高尚而圣洁的品格，这是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姑父走了，却又没走，他的铮铮形象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2002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