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赛时礼相识是在战火硝烟中。那时，我们同在北海军分区，我是独立一团的战士，他是独立二团的团长。颇有意思的是，京戏成了我们相识的“媒介”。胶东兵里会唱京戏的很多。每到战斗间隙里，我们团首长就把全团中会演京戏的战士凑在一起演戏、庆功。我是唱老生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台上演<贺后骂殿》中的皇帝赵光义，“戏迷”赛团长同我们的团首长坐在台下的沙滩上听我的戏。我们的团首长指着台上的我夸赞说：“我们的小丛，招远兵，言派老生，很有味儿，你们有吗？”赛时礼哈哈笑了：“算了吧，‘招远本儿’，地瓜味儿！”话虽然这么说，相识后，他还真的喜欢上了我这个“言派老生”了。后来我调胶东军区“国防剧团”，他也调胶东军区司令部工作，我们的戏他是场场都看，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多了。1960年我调济南军区《国防前线》报社（《前卫报》前身）当编辑；他那时任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同在泉城，我是他家的常客，他还常叫我唱言派戏《让徐州》给他听，他也唱《四进士》等戏文给我听。
从战争年代至今，30多年的耳濡目染，对于他，我的确是深切了解的。他是我十分崇敬的老首长、老师长。他的豁达大度，他的诙谐乐观，他的深刻见地，他的艰难奋笔等等，都给我极为深刻的教育和影响；尤其他在胶东大地留下的那一串串传奇色彩的战斗故事，更使他在我胸中耸立起一个崇高的英雄形象。
人们美誉军人的刚强干练常常冠以“身经百战”，而赛时礼的戎马生涯则经过了大小200余战。“将军难免阵前亡”，他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可以说是真正的“九死一生”。他先后6次负伤，由二等残废，继而是一等、特等。我多次察看他身上的伤疤，有十五六处，至于当时蹭破皮的，拉道口子的，都未计在内。
1940年他当排长时第一次负伤。激战中，他不顾死活地去夺敌人的“九二式”重机枪，日本鬼子的一颗“三八式”步枪子弹从他的左肩胛打进，从背后穿出并炸开，出口的伤口有碗f1大。在负伤后的转移中，数次历险，战友抢救了他，故乡的人民掩护了他。故乡的人民有恩于他，他也永记住了人民的恩情。42年后的1982年，他回到当年养伤的地方，看望尚在人世的两位为他洗伤喂饭的高龄老人。我同“八一”制片厂的诸同志跟随他前往，记录和拍摄了许多催人泪下的珍贵镜头。
他的第二次负伤是在1942年，那时他已当了东海军分区主力部队的一个连长。惨烈的铁、血、火的战争，人们看到了他那样忘我、勇猛、死拚。在夜间攻打一个大炮楼时，他爬上第三层，左大腿被敌人子弹打断，他掉在敌我混杂的死尸堆里。是战友从死尸堆里把他“扒拉”出来的。伤愈后他成了一个瘸子，评为一等残废，上级给了他40斤小米、一套棉衣，打发他回家。那时，他心冷如灰，骑上一头黑驴，在萧瑟秋风中回到家乡。他对我说起那时的情景，惨淡地一笑。我想象着意境，顿时想起马致远的诗来，背给他听：“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意会地点头笑了。
在故乡的闲居中，他自比“笼中鸟”、“浅水龙”。日寇的暴行，弟弟的牺牲，乡亲的劫难，这国仇家恨，激励他再次出征。复出后，他任地方武装的连长。从此他如鱼得水，如虎归林，在他的故乡——文登城内外、大街小巷、山川沟壑洒遍了他的战斗足迹；在广大人民中，在敌人的营垒里，也传遍了他的许多传奇般的故事。
赛时礼是个瘸子，上级专为他配备了两个彪悍的通信员，进攻和退却，成为他的“左右腿”。作战时，他还常常骑上一头驴。一次打埋伏，由于他的驴大叫，暴露了目标。据他观察：驴叫时大多是仰头、翘尾、放屁。他想出一个绝妙的法儿：在驴尾巴上拴秤砣，使它尾巴翘不起来，它便不叫了。此后，凡带驴打仗，通信员的衣兜里总要带上个秤砣。
赛时礼胆子大，敢冒险。他说：“凡事自带三分险。”的确，他参加和指挥的许多战斗，就是险中取胜。在文登城东北有个叫杨家产的地方，日寇在文登城时，这里修上了一个大炮楼，住着一个伪军小队，小队长姓张，当地人。赛时礼乔装扮作日军小队长，穿着呢大衣，披挂日本指挥刀，率20多名战士，诈称“皇军视察防务”，战士们擎着“军鸽”笼子，扛着被单做的“膏药旗”，混进了炮楼内。这个姓张的伪小队长发现上当，转身就钻进壕沟，跑掉了。这场奇袭，全歼伪军一个小队，一把大火把炮楼烧掉了。那个姓张的伪小队长从杨家产跑回家去，卧床不起。从此一听“赛连长”几个字就拉稀屎。说来也巧，1948年冬，那个伪军小队长又参了军，我们在一起工作。他毫不掩饰地同我们讲述他被赛时礼打败的往事。他叹服赛时礼的胆量，称赞他装扮的“日军小队长”很像，竞在他命令士兵放下吊桥后才发现。他告诉我，就在那次战败，他跑丢了一副真正的水晶茶镜。他为之惋惜，也为之庆幸，因为他没有死在赛时礼的指挥刀下。
1982年的7月，我和赛时礼来到杨家产北面的高地。历史的遗迹被40多年的风雨洗涤得几乎难以辨认了。当年坐落炮楼的地方，生长着一片黑松林，松涛呼啸，犹如召唤他难忘的记忆。
每个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有自己的风格。赛时礼的作品的内容主要是他自己的战斗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战斗故事”。像人们熟悉的小说和电影《三进山城》、《智闯威海卫》、《追踪》等，都直接描写了他自己和同志们的生活。人们可能还记得在《三进山城》的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我八路军战士将两颗手榴弹捆在敌侦缉队长的肚子上，连长和他手握手地混出城来。这个情节是赛时礼在两闯威海卫时使用的。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性格和嗜好。赛时礼这个人反应机敏，办事果断，胸怀坦荡，敢作敢当。1946年秋他曾接受带兵到山东高密一带剿灭土匪的任务。临走时，他特向上级要下“生杀大权”，他说：“不叫我杀人我不干！”任务完成得很好，剿灭了土匪，他亲自组织了一次公审大会，由他落笔决定：杀掉6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反革命。剿匪胜利，他像“班师回朝”那样骑上高头大马，来到了高密城，下令“犒赏三军”，干部战士每人一只烧鸡、三尺白布（缴获的）。一时间，部队买光了高密城的烧鸡。他自己则酒瘾上来，和干部们一起，偷偷地喝起酒来。
为这件事他挨了批评。可是，又一个剿匪任务落到他的头上。青岛解放不久，赛时礼已经成为“特等残废”了，他担任南海军分区参谋处长。崂山里有不少土匪，胶东军区命令南海军分区组织兵力进山剿灭。赛时礼主动请战，也因他有剿匪经验，首长批准他亲率4个营的兵力来到崂山里。由于他行动不便，他叫战士们用椅子做了一个“滑杆小轿”，被战士抬进了崂山中的“下清宫”。在剿匪中，他巧用兵力，指挥灵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人是有嗜好的。赛时礼的个人嗜好是爱喝酒，而且也有酒量。从第一次负伤他成为残废后，每月都有几块钱的残废金，这些钱他几乎都买了酒和猪头肉。“烧酒加猪头肉就是我的共产主义生活”，他常这样说。直到如今他对猪头肉还有特殊感情，家里人为控制他的胆固醇，不让他吃，可是有时他还“求情”让妻子女儿买一点，桌上不能多吃，剩下的又偷着吃了。
自古酒能败事，可是也能成事。喝酒能帮助赛时礼打仗。他的大腿打断后，经常疼痛。打仗之前他就吃上块烧过的大烟土灰，再喝上几口酒，只觉得浑身轻飘飘的，像腾云驾雾一般，腿也不痛了。有个“三碗‘黄汤’替别人打仗”的故事，颇能说明他的性格。那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旅的作战科长，战斗间隙他到一个营的阵地去检查战斗情况。部队作战缴获了几罐子好黄酒，几个营的干部正准备喝，他来了。人们都知道他爱喝酒，便开罐倒酒端给他。他连干三大碗，头就有些晕晕乎乎的了。此时，敌人冲上来了，营长说：“科长，这场战斗你来指挥吧！”赛时礼一挽袖子说：“好吧！”于是，他真的指挥几个连队同冲上来的敌人打起来。打败了敌人，他回到司令部，同志们说他不该这样做，他摸着后脑勺说：“也是！”打这，“三碗‘黄汤’替别人打仗”的故事，便在部队中传开了。
美丽的港城烟台，是赛时礼十分熟悉、热爱和怀有感情的地方。1945年8月24日，烟台从日寇和伪军手中获得解放。那时，他作为东海军分区司令部的营职作战参谋，随同首长一起指挥部队解放了烟台。在驻守烟台的日子里，他走遍了所有的山头、滩头部署任务。1945年10月初，以“盟军”为幌子的美军太平洋舰队黄海舰队，把20多艘军舰开进烟台港，要强硬接管烟台。晴朗的天空，刹时布满阴霾，黑云压城城欲摧，烟台人民和驻军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赛时礼与人民同忧共愤。他在作战室里、在阵地上，作着随时迎战的准备。在首长们同美军舰队将军们的谈判中，赛时礼以“少校”身份，第一次同美舰队的少校接触，“赛少校”的潇洒风度和庄严言词，保持了我军的尊严。在谈判中，他“鞍前马后”地为首长及时提供情况，他为谈判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赛时礼对烟台有着一种特殊感情。他在这里认识了巴枫，赛时礼的“四个荣誉”和堂堂仪表，为21岁的姑娘巴枫所倾慕。从此他们开始了甜蜜的爱情生活。巴枫原在地方工作，后来她转政入伍。他们在战火中结了婚。l947年秋，国民党进攻胶东腹地时，赛时礼与妻子巴枫在烟台分离。在敌军逼近的关键时刻，他受命于危难之时，担任北海军分区（兼烟台警备区）独立二团代理团长。
在离烟台不远的福山县境内有两座山，一座叫狮子山，另一座叫塔山。敌二十五师为夺路西去，对这两座山发起轮番猛烈攻击，塔山顶为敌军占领。军分区首长与机关设在塔山山腰，受到极大威胁。赛时礼亲率部队与敌人展开一场殊死肉搏，终于夺回阵地，使首长与机关人员安全转移。战斗中，赛时礼头部负伤，昏死过去。醒来后坚持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在烟台市革命博物馆内，有赛时礼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他战争中用过的牛皮公文包；另一件是他的一个帆布钱包。钱包上面的斑斑血迹依稀可见，这件文物记载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1947年11月11日，在海阳战斗中，设在一个山头的二团指挥阵地遭敌攻击，赛时礼身中两颗重机枪子弹，当即瘫软在阵地上，昏死过去。鲜血染遍了他的全身，也染红了阵地的泥土、野草。为抢救他，同志们与敌激战，牺牲了两位同志。警卫员宋万良自己的腿部负伤，咬牙坚持把团长赛时礼背下阵地。赛时礼的血不仅染透了他自己的衣襟，也浸透了宋万良的军衣。行至一条沙河时，宋万良将赛团长的上衣撕开、脱下，埋在沙里，继续前进……
不知过了多少天后，一位农民发现一条狗从沙里叼出一件血衣。这位农民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血染的帆布钱包，内有赛时礼的一等残废证和2000多元“北海币”。这位农民按残废证上注明的部队番号，将这个钱包和2000多元钱寄到了赛时礼的原所在单位，几经辗转终于到了赛时礼的手上。后来，这件文物又到了“烟台市革命博物馆”内。
这件文物不仅记载着战争年代的战友情谊，也记载着根据地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无限热爱。可惜的是，那位拾到钱包的农民没有留下姓名。多少年来，赛时礼“踏破铁鞋”地寻找，可是终未觅到。
赛时礼的第六次负伤，经过7昼夜的抢救总算活了，可是他成了特等残废。医生告诉他，他的一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而且会慢慢地枯萎而死。妻子巴枫此时已身怀有孕。她到后方医院分所来看望丈夫，当她知道了丈夫的真实情况时，犹如晴天霹雳。不过，这位忠贞的女子，在勇敢地走向军人时，就做好了牺牲个人一切的准备。丈夫拿出早已请警卫员代笔写好的“离婚书”，对妻子说：“我的一生就这样在病床上过了！你还年轻，我不能耽误你了！离开我，再去找一个丈夫吧！”
巴枫一听丈夫的话，扑在丈夫的胸前大哭。她对丈夫说：“不许你说这种话，你躺在床上一辈子，我就伺候你一辈子！”她当着丈夫的面，撕碎了“离婚书”。从这时起，漫长的岁月，她日夜为丈夫操劳，她与丈夫甘苦同受，劫难同当。她用自己的“奉献”，为丈夫创造了欢乐和幸福。如今，巴枫那满头青丝早已染霜，老年斑也悄悄地爬上她白皙而红润的脸庞。
6次负伤给赛时礼塑造了这样一种形象：左腿短2寸，右腿僵直，走路时在地上拖；右眼失明，左眼尚余0.2的视力；左臂抬不起来，右手伸不开，只好用左手“捅”字；由于第六次负伤，伤及许多神经，30多年来，大、小便均需用药物调整；由于血液循环受阻，两条腿常年肿胀，使他疼痛难忍；腰椎移位，久坐后，自己起不来，需要别人“搬起来”；年到花甲后，又增添了心脏病，而且不断发生“生命危机”。他走路极为困难，离不开拐棍。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直坚持工作到1962年。
三
自然法则使战争时期的一代人，纷纷离开战位，进入离休、退休的大军。这是革命者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赛时礼是1962年离休的。他走在路上摔了一跤，恰被上将王建安碰见，这位王副司令员马上报告了杨得志司令员。两位上将“逼”他休息，他虽不通，但却服从了命令。
赛时礼是个不得安生的人，像久驰疆场的战马一样，一旦拴在槽头，它便会立鬃、竖耳、刨蹄、嘶鸣，总想挣脱羁绊，到沙场去奔驰。离休后的“清福”他实在享受不了。他每日羞于见人，在屋内拄着拐棍踱来踱去，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而饭量却大减。在那些日子里，他一着枕边，那战火中的生生死死、日日夜夜便在脑际闪现。胜利的喜悦，失败的懊丧，脱险的庆幸，失去战友的悲痛，像过电影般地冲击着他的心灵。
他开始在人们当中讲述这些难忘的记忆。有的同志劝他说：“你能讲，为什么不可以写成书呢？”妻子也劝他说：“你憋得实在难受，就写点吧，我可以帮你抄！”同志和妻子的鼓励，使他终于拿起笔来。他说，他就像一只鸭子，“是叫人赶上架的”。他任何时候也不曾想过要当个作家，时至今日，他一再说：“我算什么作家哟，我是拐着篓子卖桑枣儿——混充果木行里的。”然而，他的确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
谈何容易！他那双撸枪杆子的手，变成摇笔杆子的手，费了多大的周折哟！敌人的枪弹使他遍体伤痕累累，却给他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头脑；而丰富的战斗生活为他贮藏了取之不尽的素材。然而，战斗生活不等于文学作品。拿起笔来以后，他这个4年初小的功底，为他设下了重重障碍。开始他想写一个大的作品，光开头就写了30多个，急得他左右打转转。他初次领略到了创作的难处。
一位要好的战友听说他要写作，泼来了冷水：“你能写书，人家作家吃地瓜的！你要能写出书来，我倒巴着走给你看看！”另一位好心的老同志劝他说：“算了吧，有吃有喝，何必自找苦吃！就是写成了，说不定来了政治运动还要找你的麻烦！”
冷水并没有减弱他的创作热情，对于“犟眼子”的他，倒是起了个诸葛孔明的“激将法”的作用。
他认真思索失败的原因，他想到了新兵的第一次作战。在他当连长时，为了让新兵增强战斗信心，组织些有把握的小仗，打胜了，新兵的信心也有了。于是，他选择了《三进山城》这个他比较熟悉的题材。经过艰难地奋斗终于成功了。在出版部门的帮助下，这部作品于1964年问世。
作品的出版对于他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紧接着他又应约，将中篇小说《三进山城》改成电影文学剧本，不久又拍成电影。《三进山城》是赛时礼的处女作，又是代表作，这部作品的成功，使他完成了由军人到作家的转变。此后的20年中，他以百万字的作品贡献给了我们的人民。
百万字的作品，陪着400万字的底稿，装在一个偌大的纸箱里，让人提不动。除了一部长篇小说是与他人合作，由他人执笔外，其余的文字都是他在多少个严寒酷暑中•字字地“捅”出来的。这些文字的垒成，他经过了何等的艰辛、熬过了怎样的痛楚。读者是难以想象到的。
他的腰椎移位——坐久了，不仅疼痛难忍，而且他要站起来活动一下，必须让妻子“搬”起来，他坚持写下去。他的双腿常年肿胀——写久了，犹如钢针穿刺一般疼痛，冬天他常让妻子搬来一个大澡盆，接上凉水，把双脚泡在冰冷的水里，冰得失去知觉，继续奋笔。
他的两只眼凑起来的0.2的视力——开始写作时看得字还大一些，越写越累，越累就看得那字越小，直到那字变得像小蚂蚁似的，而且像在浓雾中飘忽一样。每到这时，他欲写不成，总是心急如焚。
他是左手写字——由于右手基本失去功能，不能配合左手的动作，因而左手格外用力。多少年来，他的左手握笔的部位，磨起了黄豆粒大的茧子。
在突击写作他的中篇小说《陆军海战队》时，由于过分劳累，一跤摔倒，把右手的骨头摔断了，只住了7天医院，打着石膏便出了院，带伤继续写作。
多少年来，赛时礼与妻子是分床而眠的。然而，习惯于夜里构思作品的他，躺在床上忽然想起来什么情节，怕稍纵即逝，又需要妻子帮助他笔录下来。夜深人静，呼叫不便，他便想了个妙法儿：在妻子的床头，拴上一个小铜铃，再拉一条线到自己的床头，一拉线，铜铃便“叮叮铃铃”地响起来。妻子巴枫一听铃响，便起来帮他笔录。
年近花甲时，他又得了心脏病，而且不断地发生“生命危机”。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同时他也加紧了写作的努力。他对我说：“马克思曾这样说过，‘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能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我也是到火葬场炉边的人了，我是时刻准备去见马克思的。可是要写的东西还很多，我着急啊！”
负债感——负身边倒下的烈士之债，一直是他写作的动机和动力。他打的仗太多了，在他身边死去的战友也太多了。每当我与他谈及如何塑造烈士形象时，他总是悲泪双流地给我讲述一个个烈士的动人事迹。他说：“我是个幸存者。幸存者是幸运的，也是沉重的。幸存者的生命是烈士生命的综合。在我当连长的4年中，牺牲的同志几百人。光指导员就牺牲了4个，至于副连长、副指导员、排长、班长们那就多了。一想起他们，心里就痛得慌。人家都死了，我却活着！不写他们，就对不起他们！”
人老了，总要怀念故土的。他对自己的故乡十分眷恋，也不断地回到故乡去。1982年7月，我随他到他的故乡文登县去了一趟。我写了他的故乡之行，全国和本省的许多家报刊发表了这篇报道。我这样写道：
他巡视当年战斗的地方，追忆自己的战斗生活，寻找过去的旧友至交。……在文登城峰山西麓的烈士陵园，赛时礼献上鲜花一束，寄托他的哀思。他伫立在烈士碑前，寻视着一个个长满野花芳草的烈士墓，沉痛地说：“我一眼就看到了3个烈士是我那连队的。1944年这文登一战，我们连就牺牲了18个l”他哽咽了，他流泪了！多少年来，他常说这样一句话：“我的生，是别人的死换来的！比起牺牲的同志，我算什么！”……
只有不断地写作，才能“还清债务”，这就是赛时礼之所以能够战胜伤残顽强写作的根本原因。
从离休至今天，20多年的历程，他的成就是大的，可是也有他的苦闷、忧郁、劳累和争斗，当然，也有他的欢乐，因为他终于成了一个作家。在我们中国，要寻找当年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过的人比比皆是，可是要采访勇士与作家统一于一身的人却是凤毛麟角。赛时礼把拿枪的手变成挥笔的手，这奇迹般的事实使许多人惊疑、赞叹、信服和钦佩。那位曾与赛时礼打赌——赛时礼如写出书来他要“倒巴着走”的同志，在赛时礼的《三进山城》尚未问世前，就已经长眠地下了。他如有灵，在九泉之下也会为老战友的成功而倾泪的。自古人生谁无死！前几年，妻子巴枫怕这位与她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的丈夫猝然离去，说：“你这个样子，还真要做点准备。要不，等你把眼一闭，我光顾哭了，哪里知道该通知谁呢！”赛时礼一听妻子说得有理，于是二人共同作了赛时礼的“后事安排”，拟了一个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名单，准备把骨灰让儿女们埋在故乡他曾战斗过的地方。那里的苍松翠柏下，有他战友的忠骨，梦境中，那些长眠地下的战友的忠魂曾多次呼唤着他。如今，他的打算变了：“死了，死了，一死了事，不开追悼会，骨灰撒掉，通知一下我的亲朋战友，说，我死了，就完了！”不过，他认为，只要不死，就要奋斗！他是准备死在写字台上的。
可是，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他垂暮之年过得乐意融融。为褒扬他的先进事迹，他作为离休干部的代表，参加了1983年济南军区召开的离休退休干部经验交流大会，受到了军区的通令嘉奖。
原载《胶东文学》1983年第1期收入《丛正里报告文学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