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江北对青山火车站
1930年3月下旬，我被调到哈尔滨江北对青山火车站服务，对青山火车站在南岗火车站西北约62里地的对青山镇，我在那里站岗放哨，防贼防盗，充任路警。对青山镇很小，火车站上只有一个代理巡长，十个路警。蓝文亭是代理巡长（一等代理巡长），十个路警是：张庆轩是一等警，老台县人；催凤三是二等警，保定人；赵红山是天津人；张玉臣、傅金奎是三等警，河北人；李长志是一等警；杨子河是二等警，河北人；池秀亭是三等警，山东周村人；王志平是三等警，辽宁省新民县人；我是三等警。我在那里一呆就是四五年，此期间我认识了东北的穷人对青山脚行班会计王志远，我认为他已是革命同志，我们成天在一起，有事商量着办，关系很好。1930年5月7日由王志远介绍，我参加了苏联红党。苏联红党就是苏联的共产党，在王志远同志领导下过生活，主要活动就是反苛捐杂税，掌握土匪。当年青纱帐起，刘士美、郭振山、金丕臣、邢庆珠正式参加“土匪”活动。这年我联系了八起“土匪”计300余名。
1931年，我给杨耕心汇报了一下情况，杨说：“要大肆活动，多联系咱山东人，多团结山东人小挑小贩。”当时，山东人中大约有500余个小商贩，挑其中最可靠的当了我的情报员，主要与刘士美、郭振山等人联系。当年古历五月间，国民党税捐局大肆征税，小商贩生活痛苦不堪。对青山有个姓黄的税务所主任净勒索穷人，在此情况下，我们领导小商贩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反苛捐杂税斗争。
后来，王志远对我说：“倒贩鸡蛋的净穷人，他们净剥削这些人，你就不会给你们这些老乡出出气？你打他一次他就不敢了。”我当时的计划是集合300多名小挑小贩在对青山进行武力暴动，但是王志远对我说：“在这时期暴动不好，苏联铁路是外国租界地范围，税收是中国税收，你不胜组织两个人，单等税务局长上车站时，狠狠地打他一顿，他们就不敢作怪了。”在五天以内，我组织铁路巡警池秀亭、护路军内付排长尚良臣，我们三人打了税务局长，把他的大腿打了个血窟窿，此后他们再没有那么嚣张了。
有一次，我和王志远一起上街，在街上看到敌人画的谩骂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漫画，王志远指着毛主席与朱总司令对我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叫他们画的很难看，敌人说是共匪，这才是咱的老上级里！”从那以后，我这心里更加热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我在那个时候的思想就是除贼霸安良民的性质，在对青山车站的四五年里，联系很多老乡，联系很多对青山的贫苦群众，那个时候只要对青山的穷人向我借钱，我就借给他，我在对青山群众中威信特别好。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桩说是中国军队炸的。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也称“九.一八”事变。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日军当晚便攻占了北大营，次日占领了整个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苏联发表了不干涉满洲事件的声明，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苏联对侵略退让屈服的态度，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九.一八”事变时的中东铁路依然延续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苏共管状态。“九.一八”事变后中东铁路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 “九一八事变”不仅导致了中华民族空前危机，更让哈尔滨地区陷入了苦难深重的殖民统治之下。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全国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与我有联系的“土匪”12起，总计有730余名。以刘士美为主每年给我哈洋1000余元，再加上我自己每月薪金37元，总计每年收入1500元左右，作为抗日活动经费。
1932年初，哈尔滨已成一座孤城，依兰镇守使兼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率军赶赴哈尔滨，与二十八旅旅长丁超、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和吉林省警备旅旅长冯占海合兵一处，成立了吉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部，推荐李杜为吉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1932年1月28日清晨，日军要求中东铁路宽城子站长，向哈尔滨运输军队，站长在请示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之后予以拒绝，日本随即拘留站长，枪杀铁路员工，占领车站，并强行蹬车，晚上九点，满载日军的火车开向了400多里地之外的哈尔滨。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另一路装满日军的火车，由于拒绝听从车站行车人员的制止，企图强行开车，被扳道员引入待避线，导致颠覆脱轨，车上日军死伤惨重，十多门野炮大多损毁。2月4日，日军在哈尔滨郊外的杨马架子和永发屯一带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阻击，久攻不下的日军调集重兵，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从两个侧翼迂回进攻哈尔滨。2月5日，在日军飞机、坦克、装甲车和猛烈炮火的进攻之下，日寇多门第二师团侵占了哈尔滨，这天正是中国农历大年三十。哈尔滨的沦陷，使等待除旧迎新的这座城市陷入一片死寂。几天后，日本人在哈尔滨市中心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广场举行阅兵式。沦陷后的哈尔滨，百姓箱笼杂陈，露宿慌野，衣食无着，日军在哈尔滨等地肆意烧、杀、淫、掠，死的人不计其数，哈尔滨的上空阴云密布，腥风血雨，没有中国人过的日子。3月9日，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伪满洲国就任，年号大同。从此，他们利用投靠日本的溥仪，在东北建立起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使这一广大地区沦入漫长的满洲国时期。与此同时，苏联也紧锣密鼓地通过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运走大批中东铁路物资。
1932年3月间，结义大哥刘士美来对青山车站找我，在我处住了四天，他说：“以后咱卖苦力的山东人吃不开了，日本人用刺刀刺肚子，不知那一天，咱叫日本人用刺刀捅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大哥说：“我们想了个办法，在哈尔滨西南100多里地处的双城堡，也就是黑龙江省的南大门那个地方，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抗日自卫军总司令李杜与日本人作战，日本人丢掉的枪不少，我们想去起七八十支枪拉‘土匪’，一面扩大队伍，一面打日本！”
这年8月间，松花江水暴涨成灾，江堤决口，洪水冲入哈尔滨，市内银行停业，商店关门，电话断绝，几天之内，城市沿江地带，几乎全部被淹，数万人沦为灾民。
到了1932年冬季，刘士美又回到我那里，他说：“在8月间，绑了一个三等井面装的大掌柜的，给了7麻袋金票要把人赎回去。我们把松花江两岸、柳河两岸的‘土匪’都集中在一起了，十二帮‘土匪’联合起来共有1600百余人。连买枪加起枪人人有枪，有迫击炮1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20余挺,你去任总参谋长。”我急去路局找杨耕心汇报，但杨早已离开路局不知去向。我回来对刘说：“你赶快回去把军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以缩小目标，保存实力，等青纱帐起来再对日敌作大型斗争。”他听了不高兴。我对他解释说：“现在日本全国的力量都拿到东三省来了，以后树林没叶，也没有青纱帐，日本鬼子上有飞机，下有坦克车，还有大炮，虽说咱们有门迫击炮，有几架重机枪，不济于事，叫日本人拧到哪个山沟里，就给消灭了。现在你不胜把钱分一分，各自回家过个好年，等到来年春天，有了青纱帐和树林，你们再拉起来。”他不听我的意见，两天后回到他那个抗日救国义勇军司令部，刘士美为司令。刘士美走了五天后，有人过来联系说，抗日救国义勇军司令刘士美，叫鬼子把他们拧到哈尔滨市东郊黄山嘴子老山头中间，与敌激战一天多，全部被鬼子消灭了，大哥刘士美受重伤，二哥金朝明、三哥金丕臣牺牲，连贴的四哥郭振山被俘。我接到信后，急雇马车到庙台子东江湾去接，走到后刘士美已死多时。
1933年的东北，到处飘扬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但中东铁路干线及其附属地仍然在以中苏两国共管的形式运转。同年三月，我叫九都杨村“土匪”头杨广田、杨化盘去林木店车站活动，住了两个多月，他们把当地省委委员王二板镢的孙子绑住，搞他万余元，把他孙子搞死了。把他孙子一搞死风声很大，看得出来路警领导人对我很反感，我预感到在对青山不能存身了。不几天，路警闫所长对我说：“月瀛，虽然说你是个三级巡警，每月11块金卢布，合大洋37元钱，你在对青山住了这好几年也没剩下什么钱，你挣了这几年的钱都到哪里去了？你那些老乡都来找你，好像你挂了招待山东人的牌子，都叫你的老乡给吃光了，我想你在对青山不会搞好了，你别在这里惹事啦，把你调到深山里去吧，你也好落几个钱，你同意吗？” 我想，上边的人已经把我号上了，在此也没有什么好事办了，于是我说：“我同意”闫问我：“乐意往哪里去”我说：“哪里远我就往哪里去。”
在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
1933年7月间，叫我去路警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同年10月，我被调到中苏边境绥芬河警务段第二分所。绥芬河火车站位于黑龙江省东山县绥芬河镇，在哈尔滨的东南方向，距哈尔滨1100里地。该站是中东铁路在境内东部线的终点站，过境与苏联铁路相连。到站后我在拌子厂、道木厂、车辆厂站岗。那里有一位巡警李辻农，他家是边农，他会说苏联话，我也多少会点苏联话，他老家是山东黄县的，跟我是山东老乡，我们二人关系很好，我一有空就与他交谈，后来我知道他和他老婆都有苏联大照。
自从日本占领了东北后，日军就进驻中东铁路地区，但他们没有直接用武力接管中东铁路，而是用破坏、挑衅等手段迫使苏联自动退出该铁路，这使苏联感到极大不安，苏联当时也没有立即退出中东铁路。1933年5月2日，苏联为了缓和同日本的矛盾，提议把中东铁路卖给“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认为是中东铁路纷争解决的实际方法。之后，苏日双方进行了近两年的谈判。在此期间，苏联也在暗中作了应变的准备，把一批铁路车辆运入苏联边境，日方向苏联提出交涉，没有达到还车的目的，就下令封锁满洲里和绥芬河，并禁止货运列车出境。
1934年3月17日，苏联退出绥芬河车站，由日本人掌握。日本人接受后，认为中东铁路人员都有三分共产党嫌疑。那时的人们最怕和“通苏”两个字连上，甚至连最正常的交往都唯恐受人以把柄，就连当地理发（称打换头）的理发人挑个担子走乡串户，后来由于怕被怀疑是苏联间谍或有不良目的，渐渐地就消失了，激烈的间谍战让人民群众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12月（古历11月）间，与我朝夕相处了一、二年的李辻农全家到苏联去了。李辻农走后，日本人认为他是共产党。当时，凡是老中东铁路人员，都有三分共产党嫌疑，都被审讯了一遍。李辻农走后三天，日本人把我五花大绑，吊起来严刑拷打三天，硬说李辻农走我知道，说我私通共产党。无论他们怎样用酷刑，我始终没变节、没投降，就是一句话“不知道”，后经汤警官说情最终把我放开了。从那次我被审以后，我在绥芬河警务段再给王志远去信，就不见他回信了，从此与王志远失掉了联系。那次被押的人还有掖县人警长刘玉堂，他也吃苦了。此后，日本对我们这些老中东铁路人员监视得更严了，我们往关里打信不通，请假不准，只得忍受日本人蹂躏。
到龙门火车站
1935年1月，他们把我调到北黑线北安镇警务段火车站。北黑线，起点为北安，终点为黑河，故称北黑线。而北安镇则在哈尔滨正北，距哈尔滨670多里地，属黑龙江省北安县。
1935年3月24日，经过苏日双方近两年的谈判，苏联终于以一亿四千万日元的价格，将中东铁路及其一段支线卖给了日本。根据“大纲协定”，中东铁路为中苏两国合办和所有，中国政府向苏日双方提出抗议，指出苏联无权单方处理中国财产，但弱国无外交。从3月16日，中东铁路苏联人员就大批回国 ，到3月24日，苏联人就全部撤出回国。从此，中东铁路便全部落入了日本人的魔掌。
1935年3月27日，我被调到北安铁路分局北安警务段龙门车站。龙门车站在北安镇稍偏东北190里地处，在龙门山沟里，龙门山通毛兰顶子山，是很长的一道山脉。车站当时连我共有4个路警兵，有孙殿臣、支奎一、杨春普和我，警长是一个日本人，后来又增加了4个。在那个时期，有连环保请假也不准，再强行请假，就说你有红党嫌疑，就要往死里整你，往关里打信也不通，只能叫老乡有机会时往家里稍个信。到段后，我看到龙门车站院外共有七户人家，还有一座赵家店。赵家店开在爱护村，店主赵喜才是山东省郓城人，另一人金海山是山东省阿城人，回民，都称呼他老金，店内住的人多半是在龙门山伐木头的工人。
我除接车外，一有时间就到店内进行活动。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长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融洽了，他们就跟我说龙门山里有抗日联军游击队，日本鬼子不断进行讨伐扫荡，这里的抗日联军游击队纪律很好，爱护群众，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不欺压工人。在店内住的一个工人他花了2元5角钱买了一件褂子，抗日队员跟他商量：“你已经穿了两个月了，我给你3元钱买你的行吗？”我一听到此消息，心想这一定是共产党的队伍，还听说队伍里有中队长和指导员。了解到这些情况，我就巴不得马上和抗日联军接上关系。店主赵喜才他秉性直爽，很爱帮助穷人，也很憎恨日本人。于是，我就与他拉老乡关系，一来二去的日子久了，相互之间关系很好，也就敢说知心话啦。我告诉他：“中东铁路上的人吃不开了，找连环保人都请不下来假，走也走不了，活也活不成，早晚要死在日本人手里，真是没路可走了。我问他：“龙门山里那支队伍对群众那么好，这是为什么？你是否能帮我联系上抗日联军游击队？”他说：“咱们想有出路就有出路，咱这山里不远就有抗日的队伍，我想办法帮你联系。”我心想：终于快要找到亲人了。感觉就像在漆黑的夜里看到一丝光明一样，心里踏实了不少。没几天就得到消息，那支部队是由总指挥、政委杨靖宇和司令赵尚志领导的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东北抗日联军，听说抗日联军主任姓邱，连长王洪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