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阳谷县抗日政权初创
1939年9月间，我党为了保卫人民的财产，成立了中共阳谷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齐南峰 先到四大队，在阿城西北刘楼四大队队部住址——刘维义的院子里，绅士、乡镇长和四大队干部参加，徐翼主持宣布：选举齐南峰同志为阳谷县县长，齐南峰讲话宣告成立阳谷县政府。蒲吉五任一科（民政科）科长，武子升任二科（财务科）科长，胥光任三科（教育科）科长，陈香坡任第四科（建设科）科长，李贯一任县政府警卫连连长。并将刘镇南和谷山游击队的现有武装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阳谷县抗日基干大队，由齐南峰县长任大队长，岳舜卿任大队副。下设四个中队，一个警卫连。刘镇南、谷山游击队带来的武装编为第一和第二中队，丁团编为第三中队，由胡薛仑任政治指导员。王团编为四中队。在收编时，四中队的人员都跑掉了。为巩固三中队，防止三青团韩世文的破坏，抗日武装抓住他枪决了。我们的抗日政府和抗日武装一方面要打日本、汉奸，一方面还要和国民党斗。国民党他们不抗日，专打共产党。那个时候聊、阳、阿三县的抗日县政府都是在上级党委领导下，经过徐翼同志的亲自协助建立起来的。
1939年9月17日，我三个月的学习期满，毕业后专属王笑一专员亲自委任我到阳谷抗日第三区队任副区中队长（区队副），当时三区队有九个班，约百人左右。我上任后，在郭店屯及其周边的广大区域，单独带队对敌作战。
就在我被任命为区队副的那天，郭店屯街上小名叫瞎海的大烟鬼，先是领着鬼子和汉奸到了前梨园村，把周登保家的房子点着了，吓的早已随家人跑到前梨园东南豆地里的周登保的三弟周登阔（周登保是周登阔的二哥），爬在豆棵里说：“俺的房子给烧了”他虽然是小孩，但没哭。当天，鬼子在点着周登保家的房子之后，瞎海提着在周登保家抢到的装着小白玉的鸟笼子，领着鬼子和汉奸又杀气腾腾地来到后梨园村，扬言要抓我家的人，烧我家的房子。我全家和全村里的人听到风声早已躲到村外，敌人没有抓到人就把我家的三间土屋及农具全部烧光（我二婶子死后留下来的），把土墙推到，夷为平地。他们不仅烧了我家的房子及农具，还把我父亲家住的五间土屋（三间堂屋两间东屋）及农具也全部烧光。就连紧挨着我父亲家前院我三叔家的三间土堂屋也没幸免。因为那时刮的是东南风，还殃及我父亲家胡同西边王秋生家的三间土堂屋，东边那半拉都被烧成了屋壳廊子，只剩下堂屋的西边那半拉，和两间小土西屋没烧着。鬼子和汉奸把我家和周登保家的房子点着后就走了，随后又返回来，看看有人救房子么。村上的人就知道鬼子要返回来，没人敢进村。我家的房子被烧后，全家人没有住的地方，家人住到本院王月清家里的两间小西屋里，家属逃散到外村亲戚家暂住，敌人搜查的紧，还要不断地挪地方。家属要是偷偷地回家，就住在王秋生家的那两间小土西屋里，在烧剩下的堂屋的西半拉做饭。那时，王秋生已随父母去东北逃荒。
敌人虽然烧了我家及邻居家的房子，但没抓到一个人。因为，自从鬼子在郭店屯安上了据点后，就不断下乡烧杀抢掠，我就对村里的人说：“要安排人在家东盯着鬼子汉奸，他们一出郭店屯（郭店屯在后梨园村的东北方向），就赶快通知村上的人快跑。”村上专门安排了王金安在家东一棵大梨树底下蹲子，只要一看见鬼子汉奸出郭店屯南门，他就喊：“鬼子汉奸出南门啦，快跑吧！”全村的人听到喊声就扶老搀幼一个不剩的全跑光了。可是在1940年2月敌人出来扫荡时，还是出了问题，敌人先是在黄庄抓人打人，严刑审问，打死农民徐俊民，后又一次在我后梨园村住了一夜，抢走群众财物，将一没逃走的女盲人打死。
在烧我家和周登保家的房子之前，鬼子把后梨园村王筱湖家的八处宅子计七十多间砖瓦楼房烧光，敌人还强迫数百民工和数十辆大车，去拆运他家烧光后的砖墙，运到郭店屯建据点。后来敌人每天拆运一次，一直持续了三个月，才把他家的墙根拆光运完。
日伪军强迫当地的群众，在他们临时住的官房子的西边建个大据点，东边建个小据点，郭店屯周围修围墙。我们村上的人也被强迫去给他们建据点。敌据点建成后，一个排的日军和一个警备中队的二鬼子搬到官房子西边的大据点里。汉奸则搬到官房子东边的小据点里，由日军负责监管。
很快，敌据点在各地也先后逐步建立起来了，据点四周都挖成深沟，沟中灌有很深的水，木桩没顶，两侧鹿砦高架。大据点四周有两道封锁沟，四道鹿砦，数百人驻守。白天，日军经常带领伪军和汉奸出来“扫荡”，他们到处杀人、放火、抢东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对抓捕的革命群众严刑拷打，逼其说出共产党八路军在哪里。夜间沟桥高吊，龟缩在据点内。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大部分南逃，地方汉奸走狗纷纷投靠日伪，革命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动摇了，有的解甲归田（弯腰），个别人叛变投敌。对敌斗争进入艰难时期。
1939年9月的鲁西北已是秋收季节，当地的群众正在快收、快打、快藏。9月20日，我由干校回来的第三天，天还没亮，王营村的村民就来我三区队报告说：“沙镇反动民团头子伪军王奎一带着一帮人，在王营村西南方向顺着葫芦沟过来了，一进村就跟群众要馍馍。群众生活都很苦，谁家能拿出馍馍来呢？没有馍馍就要缴粮食，不缴就抢，实际上就是抢夺俺们的财物来了。”我对来报告的村民说：“别给他们，打他去！”我立即带着两个班二十几个人，急行军到了王营村围子外，一详细了解敌情才知道，王奎一部有300余人，正在村内三两成群地抢群众的财物哩。我们秘密进到村内，看到敌人枪上的刺刀在晨光下闪着寒光，他们扛着抢到的东西，牵着牛羊还赶着猪，孩子在哭，老人在叫，弄得全村鸡飞狗跳墙。我们要跟十几倍与我的敌人作战，战场又是这么分散，怎么打法？我把仅有的二十几个人员分成几个小分队，从不同地点同时进攻，我们的人虽然少，但我们有群众，群众就是我们的眼睛、耳朵，很有信心打败他们。我们趁敌人集中精力抢夺群众财物的时候，从暗处瞄准敌人，一枪就是一个，手榴弹也在敌群当中四处开花，打完就换地方，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慌忙反击。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遍王营村的每个角落，挣脱缰绳的马、牛、羊和从猪圈跑出来的猪，就像脱缰的野马到处狂奔，整个村子陷入了一片混乱。当时我正在王营村街中心指挥作战，只听“嗖”的一声，子弹擦头皮而过，我甩手向子弹打来的方向还击，但没击中人，是一个猪圈，我急速靠近猪圈，这时与敌人只有一个墙角之隔，近的连敌人喘粗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当时群众的猪圈有的不盖在自家院子里，盖在院墙以外的当街，猪圈东西北三面有墙，有一人多高，其面积也就是三四个平方，上面用高粱桔和土封顶，南面挖一个五六个平方的长方形的粪坑。当时，那个地方除了这座猪圈，没有别的依托，我与敌人就围着这猪圈的三面墙，你来我往地转，谁也看不到谁，谁也打不着谁。我想，不能这样僵持下去，敌人那边再来一个就不好办了。我急中生智把枪套啪地一声扔到敌人那边，敌人误认为我扔的是枪，不假思索地弯腰就捡，他刚一露头，我“叭”的一枪，把他打了个猪拱地，见阎王去了。由于群众的大力配合，我方越战越勇，敌人越来越乱，失去组织抵抗能力，死伤多人，残敌纷纷向村外野地里逃窜。这一仗王奎一部遭到重创，我方伤亡两人，我非常生气，对着一个个俘虏历声问到：“谁是头？”吓得敌人一声不吭，我紧握匣枪的手准备扣动扳机，想到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终于强忍住了。
后来王奎一趁我部不在王营村附近时，返回报复，群众的牲口被敌人抢走二十三四头。我三区队在王营村充分利用熟悉的地形地貌，以少胜多，英勇奋战，打退敌人对我根据地的骚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一时在当地成了群众谈论的话题，特别是我和敌人转猪圈一事，更是引了起人们的热议，他们说：“王月瀛和敌人转猪圈那一回可真险，人家一点都不怕。”是的，干革命，掉头只当风吹帽，连死都不怕，还怕啥？！
在后来的战斗中，还和敌人转过磨盘，在磨道里和敌人转磨盘，还不如和敌人转猪圈哩，磨盘矮，只有半人多高，人更难以隐蔽，也更危险，不过最终还是战胜了敌人。
讨伐石友三
1939年以前，以阿城为中心的老二区（1940年划为十区）根据地以及老四区北部和七级一带的根据地，是党的领导强、群众基础好的根据地，这两个根据地虽然也被敌人占据过，但为时不长，并和聊城东南及东阿西的根据地长期连成一片，因而也就成了阳谷县党政军机关人员长住的地区。但是， 1938年10月四区队成立，两个多月后李鸿甲带队住七级西边焦庄，顽军石友三部十军团委派的阳谷县长陈庆元，带领其县政府住四合庄，相距不过六、七里地，李鸿甲他们被国民党县政府副官焦冠军（焦庄人）、侦探焦凤之侦知，并报告了国民党县长陈庆元。1939年1月20日（古历1938年腊月初一）早晨，陈庆元率队包围了焦庄，把李鸿甲等人捕去，王子恒偷跑出，亓武克被陈庆元的保安营长郭安仁的护兵保释。初三的下午陈庆元叫四合庄的群众在村后挖了个一丈见方八尺多深的大坑，当晚将李鸿甲、李文会、陆克敏、齐子亭、邢怀义等5人推到土坑里活埋了，姚皋的姚继凤和后梨园村当时任四区队指导员的王长瑞(王瑞民)被枪杀。
1939年11月的一天，阳谷县抗日政府驻大杨庄，得知焦冠军在七级镇阎福堂的单车铺里。 便立即叫县政府通讯班长王昆缉拿焦冠军，王昆马上带领通讯班的战士杨墨选、苑广智、杨庆忠、姚传光等，直抵七级单车修理铺，当时焦冠军正在铺里的内屋床上吸烟，王昆他们一下子就出现在他面前，王昆用手枪对准焦冠军的脑袋，叫他举起手来，焦冠军害怕了，吓得脸色青黄。苑广智（后变节当土匪被镇压）、杨庆忠立即从他身上收缴了手枪，并用绳子把他绑起来押到大杨庄。当天下午行军之前，就把这个血债累累的匪徒枪决了。
1939年12月初，我杨勇支队（三十三旅）、肖华支队一二九师骑兵团、四大队、阳谷县大队、阳谷县独立营和阳谷抗日三区队发动了讨石战役，夜间我军向李庄、薛庄、朱庄、桥楼、柴楼等七个村上的顽军发起进攻，一举包围了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派来阳谷的一个旅及石友三军团，经过一夜激战，4000多敌人大部被我军消灭，其残部向西南方向逃窜。我革命烈士李鸿甲、王瑞民等七烈士的仇报了，同时也给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有力地回击，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从而提高了我八路军的威望。
1939年1月四区队七名同志被害，1939年四、五月间上级决定把二、三、四区队集中一块活动，临时成立县警卫连之后，直到1941年，老二区（1940年初划为十区）阿城一带 、四区七级一带没有建立起来强大脱产的区抗日武装。于是，阳谷县抗日政府和我带领的区队抗日武装（1939年9月17日我被王笑一专员任命为三区队区队副，1940年春我被徐翼任命为三、六、八区队总区队副）常迂回于这一广大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