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郭培德处谈统战工作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对英美作战,对国民党进一步推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则集中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兵力进行连续地、大规模地“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1941年1月中旬，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烟田俊六，亲自指挥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九个大队，七个机械师部队共万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扫荡时在郓城、寿张、阳谷间与东平、东阿间构筑碉堡线。在阳谷根据地七级、簸箕柳、安乐镇、古柳树等均安设了大据点。自1月11日起，敌开始月余的“春季大扫荡”，企图寻找我主力作战，搜、掘我埋藏物资，破坏我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 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加紧封锁与破坏抗日根据地，于1941年1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再加上鲁西北地区大旱无雨，颗粒未收的自然灾害，使鲁西人民群众不堪重负，广大人民群众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抗日形势陡然紧张，抗日根据地面积日渐缩小,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环境恶劣下来，这是我党抗日最艰苦时期。革命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有的解甲归田（弯腰），有的党员经受不住考验自动脱党，少数人叛变投敌。敌人气焰非常嚣张。
上级党组织决定，环境越是恶化，越要面向敌占区，要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开展对敌斗争。我军在吃穿、武器弹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当时已不能白天活动，我们早晚行军，住在敌据点附近，封锁消息，如果敌据点伪军进入我军驻地，我们就吃掉他，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机动灵活地开展武装斗争，做好群众工作。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我三、六、八区队不但没垮，反而扩大。
1941年2月10日前后（古历正月十五前后），郭培德与他的三营营长王金忠来了一封请信，一个月内他接连来了三封信，要我去他们住处商谈。郭培德在1940年冬已是齐子修部六旅旅长王奎一的团长。自从我部1940年11月房庄战斗的第二天拂晓，在朱连子截获了他四名战士之后，与之关系破裂，逢头就打。于是，我三、六、八区队靠近县府时，我向徐翼县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徐翼县长叫我去与郭培德谈，去时我带通信员王同善与梁桥宋金忠，我们3人去的，去康庙王金忠三营,走到时，郭培德在此，有郭培德、王金忠我们三人谈的，谈的结果是：互相支援，有时与敌人打上，他可以打敌人尾巴；以徒骇河为界，互不侵犯。吃完饭我们走时，郭培德有计划地向我们示威，往坑里打了条匣枪，把王同善吓得后来得病而死，把宋金忠吓得当时就拉了一裤子。
郭培德挖好了活埋我的坑
1941年下半年，在我县抗日形势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县委适时地开展了敌伪工作，实行“打进”、“拉出”，掌握一定的敌伪军、政的基层领导情况，或掌握一定的领导权力，或通过关系间接掌握基层伪军人员，让他们为抗日服务，尽量做到孤立日寇和死心塌地的汉奸，具体办法是：一方面趁敌人扩张之机有计划地派进去，担负一定责任，其中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另一方面，对有抗日爱国之心，或想找我们为靠山的伪军、政人员，有计划地接上关系，使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为抗日服务。
当时，由于形势险恶，有少数共产党员或抗日工作人员自行同伪军、政方面拉关系进入敌内部工作，然后再找党组织取得“合法化”。对这种情况，上级党指示，凡是党员的先接头承认，经过实际考验，视其表现，看是否够党员，再决定其是否脱党。非党员也是先接头承认，再考验，这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政策。但当时我们不赞成这种行为，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徐翼曾很气愤地说：“有的人是软骨头、怕死、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也不像一个抗日人员，经不起考验，向敌人那边跑，应给予严肃处理。”当时我们党内同志都反对和鄙视这种“弯腰”、“软骨”行为。
在这种极为困难的形势下，我党为加强敌伪工作，1942年初，阳谷县在军分区领导下，建立起了敌工科。1942年1月，我身得重病，卧床不起一个月。2月初，我病刚好，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副司令员徐翼，和阳谷县公安局长李贯一，派我到敌工科任副科长，负责七级、郭店屯和郭培德等处敌伪工作，我临危受命，又战斗在敌伪工作第一线。
1942年初，日寇就组织了警备队、治安军（北平来的），对我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地扫荡。郭培德积极地配合日伪扫荡，来人清洗我郭店屯偏西南方向的前李庄、后李庄。郭培德自1942年率领100多人大张旗鼓地投降了日军以后，更加有恃无恐，成为有名的铁杆汉奸，日军把他派到沙镇，建据点，修炮楼，进攻我军，破坏我抗日根据地。1942年2月底3月初（古历正月十五前后），徐翼、李贯一派我去郭培德处谈工作，派我去了姜堤口同邵金庆去的。邵金庆是姜堤口村村长，我方称掌握村政权的一村之长为村长，敌方称保长。像他们这样的人一般是革命的两面派，以合法的身份应付敌人，欺骗敌人，保护群众利益，利于我党、政、军的对敌斗争，也就是当地群众常说的两面通吃，汉奸鬼子去了应付，八路军去了也应付。邵金庆弟兄八个，他是最小的一个，村上的人都喊他“小八”，也有人喊他“小老头”。他弟兄们在不大的姜堤口村是一霸，但家中并不算富裕。当时我方认为邵金庆也和其他村的村长一样，是革命的两面派，其实不然，后来事实证明我方这样的认为是错误的，是我们没看透邵金庆这个人。
我和邵金庆到了郭培德老巢沙镇据点围寨外，因为郭培德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群众把这里叫做“郭家宰房”。通过邵金庆我进到“郭家宰房”内和郭培德见了面，见面后就冲突了。中午郭培德摆了“鸿门宴”在座的有王慕桥、张云峰等，席间我斥责他违背过去双方约定的以徒骇河为界的统战承诺，过了徒骇河清洗我前、后李庄，他向我道歉。但我清楚郭培德心狠手辣，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思想上要准备突变，席间我去厕所，出厕所后到围墙上装着游玩，实际上是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找突击出去的地方。
郭培德手下的徐二布袋一见到我，就偷偷地、很急切地对我说：“我等你老大会子啦，快走吧！他们要活埋你哩，坑都挖好了，我和郭清文把你的洋车子（自行车，是洋货，故称洋车，那时中国生产不了）给你放到大门口啦，赶快往外冲吧！”我装作没事的样子走到大门口，骑上洋车子就往外冲。敌人紧随其后，边追边打枪，子弹在我身边“嗖嗖”直响，帽子也被打掉了，我顺着交通沟（葫芦沟）拼命地往东骑，一气冲到扈庄西头，扈庄东边就是徒骇河，徒骇河的东边就是我们的地盘，可就在这紧要关头，因为我蹬车用的劲过大，洋车的车链子突然断了，回头一看，敌七辆车子、三匹马在后边急追，我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他们，怎么办？我下意识地搜索了一下周围，说时迟那时快，我把车子一扔，上到葫芦沟的高崖上，高崖上满是茵柳墩、簸箕柳条子和杂树、杂草棵棵子等。当时为了隐藏自己，打击敌人，我们就动员群众把玉米秆、高粱秆留在地里，高粱只取高粱穗，玉米只取玉米穗，群众很配合，凡是高杆植物群众都留在地里，哪怕是能用来隐身的荒草都不割，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我们的游击行动。后来敌人强迫老百姓在公路两旁不能种高杆庄稼，只能种矮庄稼，甚至不叫种庄稼，以防我们在公路两旁打击他们。
我就以这高崖为掩体，以杂草和杂树棵棵子为掩护，与敌人拼了，我赶快拔出别在腰间的匣枪，迅速装满梭子，扳开机头，枪口对着紧追不舍的敌人，等敌人接近了再开枪，我合计着能赚几个敌人，而最后一粒子弹要留给自己，万一走不了，宁愿牺牲，也不能叫敌人抓活的。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敌人，近一点，再近一点就开枪。忽然，敌人不追了，愣了愣神掉头就拼命地往回跑。估计他们不知道我的车链子断了，误认为高崖那边有我们接应的部队，怕中埋伏。就这样，我无意中演了一场诸葛亮的“空城计” 。这时，我进一步体会到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动员群众挖交通沟的好处。我走到扈庄，把车子修好，群众给我烙了两张大饼，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饭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饭后，天已经黑了，他们让我住下，我心里着急，连夜赶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