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敌炮楼下 巧取敌据点 喊开敌炮楼
1941年春季，除上述战斗外，还狠狠打了汉奸两次。一次是我区队把从郭店屯炮楼里出来“扫荡”的敌人，一直追到郭店屯炮楼门下，打得敌人不敢出门。另一次是4月间我穿着便装，假装着卖青菜的，打进了郭店屯北6里地，聊阳公路东侧的观堂小炮楼里，俘虏汉奸19名，缴获钢枪16支、子弹300余发，充实了我三、六、八区队，拔掉了聊阳公路上的钉子，坚持了聊阳公路东西两侧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1941年5月28日，鲁西军区实行对聊城、阳谷、茌平、东阿之间的公路大破袭。我带领三、六、八区队参加了阳谷县在郭店屯、石佛、朱老庄组织的数千人的大破袭，使该区敌人之间的交通陷入瘫痪。
在一段时间里，敌人一听说三、六、八区队就害怕。一天夜里，我带着三、六、八区队把观堂北二里地的老槐荫村的炮楼包围起来了，这个炮楼也是在聊阳公路以东，紧挨子聊阳公路。我大声地向他们喊话：“我是王月瀛，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放下武器走出来，否则就把你们的炮楼端了！”不动一枪一弹，炮楼就被喊开了。把炮楼喊开后，我给他们约法三章：“不准抓人抢掠，不准迫害群众，不准破坏地方工作，不准对我部队制造障碍等，如果违背将给予打击，并且声明以后要算总账，如果有戴罪立功表现，则将功折罪。”他们保证：“不惊扰群众，不和抗日队伍真作战，不报告不干涉抗日活动，制造假的治安确保区。”看他们说的很好，此炮楼虽然在聊阳公路一侧，但它不妨碍我军的行动，就没缴他们的枪。当时我们之所以不缴他们的枪，主要是因为汉奸丢了枪要受处分，不能再干了。我们打散了这伙，他们又新成立一伙，既然这伙能被我们利用，不如留着他们对我们有利。当时有一些与我们保持关系，能为我们做点工作的据点，暂留其作掩护，并不急于拔除。之后，只要我方部队在那里过，小炮楼上的敌人不敢作声，看着我们过去。
在恶劣环境里扩大抗日武装
1941年这年，是日本鬼子汉奸最疯狂的一年，也是阳谷县抗日部队极为艰苦的一年，与鬼子汉奸作战更加频繁，有时两天一仗，有时一天打一仗，有时一天打两仗，最多时一天打过六仗。在生和死的关键时刻，确实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六月份最紧张时，二区队副姚宝章（原名姚宪章）、四区队副杨文胜、十一区队副吴文德，各率区队全部武装投敌。为什么都是区队副率区队投敌呢？因为区队副是直接率领区队武装打仗的。县警卫连垮了30多名，独立营垮了40多名。当时阳谷全县共有六个抗日区队，全副武装投敌三个区队，我主力部队也暂时撤走了，光剩下我带领的抗日三、六、八三个区队和县警卫连、县大队与敌人穿梭似地周旋。1942年六区队副田庆海也投敌。1941年八区区长杨继坤被捕后叛变，1943年5月杨继坤被董政华派到郭店屯东边于庄安据点，我抗日县长岳舜卿写信争取他，杨回信说，咱们各事其主，只有战场相会，不能投降。我军乘于庄据点未安好，开始攻打，不到两个小时打开，捉住杨继坤枪决了。
1941年7月7日，敌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其内容是：“发展乡村自己力量与攻势”，“与军警协作以实践剿共,实行大规模扫荡，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进行长期清剿，修筑碉堡和公路。”敌人采取种种手段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形势越来越严峻。在我抗日武装最困难的时候，敌趁机派特务薛长河来三区队破坏，唆使二排投敌，当时被发觉，特务逃跑。后来敌人又派孟广据来破坏六区队，韩庄王宜之是六区队副指导员，也有带领六区队一、二班投降赵二虎的企图。在9月间，代区长李志深也找不着了（1941年秋王筱湖到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学习，由助理员李志深代区长）。我一看情况不好，决定每天除行军打仗之外，全军上党课，加强以翻身救国求解放为内容的思想教育。由于政治工作抓得紧，大家士气高涨、斗志昂扬，三个区队在敌人一次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恶劣环境中不但没有垮，反而还扩大了一个排。三区队达到183名，六区队63名，八区队57名，总人数303名，枪支扩大到331支，打得鬼子、汉奸闻风而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