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中盼来了八路军
1937年，我的家乡遇到了大旱，庄稼基本绝收。在夏秋之交，我们一群孩子到山上采野果，总是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轰隆隆”的声音，像是雷声，又像是炮声。过了几天，见到了逃难的人，都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中央军不顶用，日本鬼子正往南打哩！”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9月间，日军相继占领了保定，占领了完县，占领了平汉铁路。
我的家乡是一个只有60多户人家、居住又很分散的小山村，往日虽然很穷，但生活有序，很平静。日本鬼子打来了，搅乱了这里的一切；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人们活了今天，不知明天，哪里还有心思干活呢！乡亲们吃了饭就聚集在北墙根晒太阳，抽烟，拉闲话。“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杀人放火，这可怎么活！”“中央军打不了日本，就知道祸害老百姓，这叫什么中央军！”大家唉声叹气，净是一些犯愁的话，最后归结到一句上：“愁死也没有用，活一天算一天，走到哪算哪……”
人们正犯着愁肠，一个刚走亲戚回来的人插话说：“听说红军过来了，从西边过来的，就看这一下吧！”有了这句话，人们好像看到点儿希望，有了盼头。
不几天，红军果然来了。距我们村二里远的司仓村住满了军队，穿着灰色军装，当兵的扛着大枪，有的挎着盒子枪，有的腰间皮带上挂着一个小撸子。村民悄声议论，带撸子的比挎盒子的官大。还有些人，穿着便衣，扛着刃枪（南方人称作梭标）。人们看了，不免有些疑问：就凭着这些武器，能打过日本鬼子？
当时，军队都住民房；房子少的人家，腾出一间来住一个班；房子多的，腾出两三间来住两三个班。房屋更多的大宅院，有的住了连部、营部；还有的住了司令部，门口有站岗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周围村庄都住满了，就连我们这个小山庄也住上了军队。他们进了院，有的拿起扫帚扫院子，有的担起水桶去担水，也有打扫住房的；见了上岁数的妇女叫大娘，见了上岁数的男人叫大爷，见了中年男女叫大哥大嫂，对年纪比他们小的呼为小弟弟、小妹妹。待人亲切，纪律严明。
在我们家乡那一带，流传着句谚语：“好铁不捻钉，好男不当兵。”对照过去，这话不无道理。闭塞的小山庄，见兵不多，但听说不少。旧军阀那些兵，特别是逃兵，打人、抢掠是常事。面前这些兵，与这句谚语可就无缘了。他们原先叫红军，现在叫八路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人民子弟兵，是抗日的军队。
在这些军队到来之前，在峰泉村、下邑村曾组织起来两支队伍，参加者都是附近十里八乡的青壮年。组织起来之后，粮和枪就地筹集，给富户送一张纸条，写明数量和期限，限期送到。粮食如期送到了，枪却送来不多。在我们家乡一带，有一些富户，为防匪自卫，雇了一些看家护院的人，买了一些枪。他们不主动交，就上门要。收缴了一些快枪（就是步枪），数量不多。队伍人多枪少，只有少数人背着快枪；其余的人，有的扛着打猎的火枪，有的背上插着大片刀，还有空着手的。还没有发军装，仍然穿着原来的衣服，穿长袍的，穿短袄裤的，戴瓜壳帽的，戴毡帽头的，什么都有。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当地爱国人士组织起来的，红军过来后，派去干部组织训练这两支队伍，不久编入了八路军正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有不少人壮烈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活跃的儿童团
国民党完县县政府人员，早就跑得没影了。八路军来了之后，组建了抗日的完县县政府。最初住在西安阳村，后来迁到司仓村，再后又迁到贾各庄、南峪村。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完县县政府和中共完县委员会及其下属单位，就住在这里。
村政权经过改造，成了抗日的民主村政府。
群众也普遍地发动组织起来了，各村的抗日工作都很活跃。除了8岁以下的孩童之外，可以说全村没有闲人。8岁以上的儿童，在校是儿童团。18岁到25岁的男青年，组为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女青年则为妇女自卫队。25岁到50岁的男子，组为抗日模范队；妇女组织为妇女抗日救国会。50岁以上的男子还有老头队。此外，还选拔青壮年中的身体好、出身于贫苦的农民，思想先进，比较精明者，分别组成游击小组和爆炸组。组织程度之高，之严密，不敢说绝后，确实是空前。各个组织在抗日的总目标下，都有自己的工作，也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军训是各个组织必修的课。每日要出早操，冬日农闲季节，青抗先和妇女自卫队要出早操，有时模范队也要出操，上学后儿童出操。“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等等口令声、歌声、喊杀声，此起彼伏，声震四野。每日里各项繁忙的抗日工作，展现出了生气勃勃的全民抗战景象。
军政关系和睦融洽，鱼水情深；党政干部工作深入，认真细致，对群众体贴入微，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抗日民主政权扎根于群众之中，深得人民群众拥护。村政府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开始时写选票，认字的人不多，推选代笔人写。这样，群众仍觉着不方便，便想出一个办法，在一个房子里放几个碗，一个候选人一个，选民逐一进屋投豆，谁碗里豆多谁当选。
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二五”减租，改善了人民生活；重视文化和教育，除普遍办起了小学教育外，各村都办起了识字班、夜校。闭塞的小山村活跃起来。
儿童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白天村口站岗，有一首歌唱道：“同志我问你，你上哪里去？通行证一定带呀带着哩，掏出来看看，掏出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就是儿童团站岗查路条的真实写照。这首歌最先出现于一个小歌剧中，后来边区的儿童几乎人人会唱。送信联络大部队也由儿童团担任。慰问军烈属、代耕等由成年人干，儿童团拾粪、割柴，送到军烈属家中，募捐一些米面给军烈属；最困难时期，我们儿童团上树采一些树叶，自己饿着肚子，舍不得吃，送到军烈属家。在斗争最残酷时，日军派汉奸潜入根据地往井里下毒，儿童团又增加了一个看井的任务。
儿童团最擅长的是唱歌、演戏、搞宣传。每逢开大会，总少不了儿童团，在会场上表现得最活跃。各个组织的队伍进入会场，大会开始前，最先听到的是嘹亮的童音。歌声一落，紧接着又是响亮的童音：“妇救会，唱一个！唱一个，妇救会！”妇女的歌声刚完，又是一阵童音：“该谁唱，青抗先！青抗先，唱一个！”青抗先刚唱完，儿童团不容一点喘息时间，紧接着又拉起来：“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直逼得青抗先再唱一个为止。在这方面的挑战，谁都避开儿童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儿童团会唱的抗日歌曲最多，对抗起来，一定要败北。一般不拉模范队，因为模范队会唱的歌不多。棋逢对手的是青抗先和妇救会，往往分不出胜负。
如果是区里或县里召开的大会，会后照例是游艺晚会。在游艺晚会上，除了有几次部队大剧团演出外，多由各村儿童团演戏，各村成人剧团也演出过。
不要小看这唱歌和演戏的作用。一来它可以活跃抗日气氛，二来它有很好的宣传作用。旧中国的农村，特别是山区，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人，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文字宣传作用不大，口头宣传有一定作用，但远不如歌声、演戏更受欢迎。有一首歌：“全国动刀兵，一起来出征，你看那大旗呦飘扬多威风。这班兵马哪里来？西北陕甘宁……这班兵马是哪个？朱德毛泽东……”告诉了人们，八路军的领导人，是朱总司令和毛主席，从陕甘宁开来。平型关和陈庄、阜平大捷之后，有一首歌唱遍边区根据地，传播了胜利消息，鼓舞了士气。“乡亲们听分明，十大任务要记清，第一条收复失地，准备反攻……”宣传了大好形势和当时的任务。60多年过去了，有些歌我还会唱。可是，最好的讲演，却没有一点记忆了。
抗战时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４月４日是儿童节。每年这一天，完县二区在区所在地白司城召开全区儿童庆祝大会，进行检阅或者叫比赛。
这天，天还不亮，我们匆匆吃完饭，背上背包，挎上书包，有的书包带上还用毛巾绑着一个喝水用的小搪瓷缸儿，到学校集合后，列队到区所在地开会。先是开大会，照例由区委书记或者区长、青年救国会主任先后讲话，儿童代表讲话。会后开始检阅或者叫比赛。有的队伍穿得比较整齐，头戴军帽，背着背包，挎着书包，腰间扎着皮带，肩扛木制的小步枪；指挥员挎着木制的盒子枪。队伍一进场，就博得一阵掌声。检阅场一般这样布置：区上的领导和全区各学校的儿童围成一个大长方形场子，中间是检阅场地。队伍带进场内的一端，随着指挥员的口令声，进行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等。队列整齐，动作有力，步伐矫健，威武潇洒，赢得了一阵阵掌声。然而，这还仅仅是准备动作，下边还有刺枪和队形演练。接着指挥员声音洪亮地发出口令：“正前方，发现敌人，成燕子型散开！”队伍立即散开，队伍变换为燕子形状在地上。“匍匐前进！”又是一声令下，只见儿童团员右手把地，左手提枪，匍匐前进，步调一致，地上的“大燕子”毫不变样……一支队伍刚下场，又一支队伍带上来，队队都有精彩的表演。
晚上又是文艺晚会，回到家中，已经是后半夜了。 进入５月，五一是国际劳动节，五四是青年节，还有五五、五卅纪念日等，一大串的节日、纪念日，区里都要开大会，会会有儿童团参加，起五更出发，后半夜回来。正在贪睡的儿童，连续几天的忙碌，到晚上看戏时，站着就睡着了。返回的路上，时醒时睡，有时两腿在移动，大脑却已入睡了。６里多路程，虽无大山攀爬，但山区的路平坦的少，总是沟沟坎坎，还有几段崖头上的羊肠小道，也不知怎么走回来的。
那时说是上学，多数时间是唱歌、操练、演戏和各种勤务，还要对付日军的“扫荡”，学文化课的时间很少。教学条件也极差。各村的学校，差不多都被日军“扫荡”时放火烧了。没有教室，我们在司仓村北一面土崖上，挖了几个大窑洞做教室。没有桌凳，上学的学生右面背书包，左面背一个小床儿（柳木制的小凳子）。夏天经常在小树林里上课，坐在小床儿上，以膝当桌。在小树林里上课的好处是亮堂、凉快，可是也有众多的烦恼：学生容易东看看，西瞧瞧，精力不集中；还有马蜂和各种昆虫骚扰，我就两次在上课时遭马蜂蜇。一次，正在树林里上课，觉得头上有一个东西在爬动，我用手一扒拉，头上一下子疼得非常厉害，随手掉下来一个大毒蜂。不一会儿，整个头脸变成了黑紫色，憋胀、闷疼了好多天。
学习用品也非常简单：一本算术，一本国文，一块石板，几支石笔，就是全部学习用品。石板打坏了，要遭家里一顿训骂，甚至挨打，还不给买新的，就用巴掌大的石板片。
我们抗日根据地的那一代儿童，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这是一件憾事。但是，在那样的年月，在那样的环境下，又有什么办法呢？面对着凶残的日本侵略者，第一要务是救亡，是生存，是打败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新中国建立后，见到少年儿童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我便非常羡慕他们，便会生出无限感慨。
主力是成年人
抗击日本侵略者，首先是拿起枪来，与之拼杀战斗。一批批优秀青年参军，奔赴前线杀敌，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政府工作，参加了兵工厂工作。有一个阶段，村中几乎没有多少青壮年了。留在后方的人，还要男女老少齐动员，担负起生产和抗日的各项勤务，任务十分繁重。
爆炸组、游击组加紧训练，准备迎击日军的“扫荡”。根据地里很多人都会埋地雷。地雷是边区造的，像一个铁西瓜。此外还有石雷、瓶子雷，大部分是踏板雷。由于经常看爆炸组进行埋雷训练，我这个刚１０岁的孩子也学会了埋设地雷。游击组开始时只有刃枪和大片刀，后来收集民间装火药、铁砂的猎枪，武装起来；再后来背上了步枪。这些步枪，有的是上级发的，有的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游击组人数不多，在日军“扫荡”时负责掩护群众转移和骚扰敌人。
运公粮、抬担架、破坏交通等项任务，主要落在青壮年肩上。山区的主要运输工具，是人担、毛驴驮。赶上小毛驴，驮上一袋子小米；还有担架队，随军打仗，少则十几天，多则一两个月。那时的后勤保障，仅此而已。
破坏敌人交通，有时是填封锁沟，有时是挖汽车路，有时是去扒铁路。在斗争最残酷时，日军为封锁边区，沿根据地外廓挖了两道封锁沟，一道距我村20里，另一道距我村25里左右。有时日伪军逼迫当地老百姓白天挖，我八路军和群众便黑夜去填。每道封锁沟上，隔几里有日军或伪军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填沟，在炮楼上疯狂射击。有一次，我村刘大嘴在填沟时，被炮楼上的枪弹打伤。破坏汽车道，是在汽车道上挖几道大沟，使敌人的汽车不能通行。有时将汽车道旁的电话线杆挖倒，将线割走，一夜之间搞它十几里，既破坏了敌人通讯，又在物资十分匮乏的时期补充了自己。
平汉铁路距我们村最近处有50里。天黑出发，越过封锁沟，到达铁道旁已是半夜。一阵大干，扒翻一大段铁轨，路基也挖它几个坑、几道沟。有一天我们去司仓村上学，见一根道轨躺在村中戏台下，有10米多长，近千斤重。50多里路程，全靠肩扛，一夜之间，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和林立的炮楼，还有20多里的山路，运到根据地山村，不能说不是奇迹！
妇救会会员，人人有做军鞋、军衣的任务，青年妇女还要参加军训，有的上前线抬担架，包扎、护理伤员。
艰苦的斗争环境
1938年时，日军的小部队还敢于进入根据地边沿骚扰，距我们村6里的安阳村，就几次被日军放火烧毁房屋。通常情况，日军距村庄一里多时，便用步枪、机枪，有时还有小炮，向村中乱打一阵，然后才进村。在此之前，老百姓已拉着毛驴，赶着牛，带着衣物，安全转移了。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村中一无所有，有的连水井也埋了，只有一些空房子。敌人一无所获，无物可食，甚至连水也喝不上，还可能遇到“铁西瓜”吃；也只能砸门窗，烧房屋来发泄。他们不敢在根据地久留，当日来当日走。后来，抗日根据地的驻军多了，还有县大队，区小队，群众也组织起来了，日军的小部队再也不敢进入根据地。1939年冬，我正走在刘家庄后土岗儿上，见两架飞机顺河槽由北向南飞去。我就地找了一个土坑隐蔽起来，往１００多步远的河槽大路上看。只见几个穿便衣的人走在前面，后边是持枪的几个日本兵，再往后一段距离是日军大部队。他们集合在司仓村西一块地里，这块地有４０多亩，他们占了一大半。这天夜里，日军就住在了司仓村。我们站在山顶上，只见村周围一堆一堆的火光。夜半时，听到一阵清脆的枪声，有经验的人说，这是“敌驻我扰”。1940年秋，南来的日军又在司仓村西的地里集合，而后顺河槽大路北行，几个骑兵在前。听到山上一阵枪声，几个日本兵跌下马来；村西地里的日军，一窝蜂似地扑向山去。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又一次遭受失败，于是就不断变换花样，形势越来越残酷。听干部们说，敌人采取的战术叫什么“铁壁合围”、“梳篦清剿”、“辗转剔抉”和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我们那一带，几次成为日军的合击中心，但没有打过大仗。我军主力转移到外线去了，只有后方机关和掩护部队、老百姓，在包围圈里与敌人周旋。
1941年秋，一天早饭后不久，四面八方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群众不知敌人从哪里来了，也不知该跑向何处去，就先藏在一个小河沟中。一会儿，枪炮声停了，只见周围各个山上都有日军，有的哇啦哇啦叫喊，有的手拿小旗指划，而后从山上下来。我爬上小山头，看到日军三四步一人，并排从西往东搜索。这是处在山前的一带小川地，由大小不等的梯田和沟沟坎坎组成。日军将每一处沟沟坎坎都要搜到，柴火垛都翻遍或用刺刀乱捅一阵，真好似篦梳梳头。
第二天是１９４１年农历八月十一日，日军又在这一带村庄搜索，我们几个藏在一块玉米地里，日伪军在地周围来回窜动，伪军不停地喊：“快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沟对面一块谷子地里，掩护着几名伤病员，日军到那块地里搜了一大半，不知为何返回了，而我军伤病员就藏匿在日军未搜查的一小半地里，真是幸免于难。就在这天，一位年轻姑娘隐藏在地里，被日军发现带走；日军骑着马，姑娘见机跳下一个地阶，接着又跳下一个；日军扭转马头欲追时，姑娘早已逃入大沟。这一天，我的３个叔父和村中不少人被敌人抓去，有的途中逃脱，有的被送到东北做劳工，有的被残害致死。
天黑下来后，我们摸黑爬上那一带最高的大山上。第二天又遇日军搜山。见日军向山上爬，我们就顺山头往西跑。刚过两个山头，敌人就追上来了，我们赶紧往山下跑。日军爬上我们刚离开的山头，向我们打枪。我们拼命跳下山根的地阶，才进入安全地带。后来听说，没有逃下山的人，有的被日军残杀了，其中有我一个本家爷爷，叫陈海子。
村中不少人隐藏在山后，日军搜到山这边来，人们躲到山的那边去；日军搜到山那边，人们又转到山这边，与敌人转山头；“玩捉迷藏”。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无奈之下的“捉迷藏”，还要多次“玩”、经常“玩”。在“玩”的当中，有的乡亲被捉被杀害了。但多数情况下，日军“玩”不过边区人民，一次次地扑空、挨打，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日军最毒辣的一手，是夜半包围村子或山沟，搜捕人民群众。开始时，对敌人的这一手缺乏警惕，有的村遭受重大损失。距我们村20余里的野场村，坚壁着我军的枪支弹药、军衣等物资。日军“扫荡”时，我军后方机关已转移，群众隐蔽在山沟里，汉奸带领日军包围了山沟，将老人、妇女和孩子逼到一块地里，逼要军用物资。有觉悟的人民宁死不屈，100多人被杀害。贾各庄、西庄被日军包围，很多群众惨遭毒手，一口小水井里就捞出了十几具死难者的尸体。我们村我家住的这片儿不到20户，就被日军杀害了10余人。
困难的经济生活
日军的频繁“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边区经济十分困难，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粮食不够吃，就吃糠，吃树叶、树皮。咸盐贵得买不起，经常吃不放盐的糠糊糊和树叶。没有火柴，就用“火镰”打火――一种早已被现代文明取代的取火方式：先从锅底上刮一些烟灰，放入一小块旧棉花中，旧棉花外包一把易燃的柴草。然后一手拿一块火石，放好火纸，一手拿火镰，在火石上撞击，发出火星，将火纸引着，再将引着火的火纸放入锅底烟灰中，用嘴轻轻地吹，发出火，引着柴。有一段时间，根据地家家户户都用这种方法取火。我们那一带本来产棉，在过去，自己纺线织布，穿衣已不是难事。可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无暇顾及这些，旧有的衣被，被敌人烧的烧，抢的抢，边区人民衣不遮体。
日军对我根据地频繁而野蛮的“扫荡”，使春种、夏锄、秋收都没有保障。秋收时虽然实行了快割、快打、快藏的“三快”，但是，庄稼小熟不能割；再快，从割到运到打到藏，总要有一定时间。日军每年秋收时节都要对根据地“扫荡”，有的庄稼在地里就被糟蹋净尽了；有时庄稼刚运入场，还未来的及打，或者刚打完还没来得及藏，就被敌人一把火烧为灰烬。这是人灾，是日军给根据地人民造成的大灾。还有天灾，连续几年大旱，所收无几。抗日政府有过一些救济，我记得我家曾领过几斤红薯干，这当然是好东西了；还领过几斤榨过油的棉籽饼子和香油渣子。在平时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但在这时就是好吃的东西了。根据地军政也很困难，听说每人也只有几两杂粮可食，无力更多地救济群众。
几乎所有的树叶以及其他能吃的东西，我和全村人都吃过。开春后，先吃杨树须、核桃树须、柿子花、榆钱儿，还有一些野菜；树叶长出来了，吃树叶。榆树叶、杏树叶、柳树叶，是好吃的；槐树叶、小叶杨树叶，也不太难吃。慢慢地，这些树叶吃光了，只好采大杨树叶、臭椿树叶，这些树叶真不好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饥不择食啊！
从春到秋，不见一粒粮食，就吃树叶与野菜，营养严重缺乏，总感到饿，即使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吃，肚子撑得鼓鼓的，也只觉得憋胀，不觉得饱。肠胃、肚皮越来越薄，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树叶才能填满肚子，肚子上好像扣着一口大锅，腆腆着，头、四肢和全身，都皮包骨头，就突出一个肚子。可是，总有饿的感觉，没有饱的感觉，还伴有全身无力，头晕眼花的感觉。这种饥饿的感受，生长在今天的青年人，是体会不到的，但愿它永远不会再有。
在那年月，最贵的是粮食，最贱的是劳动力。起早贪黑一天割一担柴，换不回一斤小米。集市上几乎没有卖粮的，即使是有一点儿，也贵得吓人，一般人是买不起的。劳动力却无人问，有一段时间，不要工钱，只管饭，还没有雇主。
吃糠咽菜，没有一点儿油水，没有任何调味，连咸盐也没有，在平时是难以下咽的。但在那时，就是这样的吃食也不多。我吃没有咸盐的“饭”，吃了３年多。
斗争如此残酷，生活如此艰难，根据地人民都挺过来了，熬过来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勇敢地担负起抗日根据地多项繁重的任务，包括粮食供给，支援八路军，支援前线，最终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是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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