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建立了阳谷县革命委员会党的领导小组。之后，阳谷成立了“山东省阳谷县革命委员会清队办公室”、“山东省阳谷县革命委员会一打两反”。在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清查“五.一六”等运动。大批的各级领导干部被定为“走资派”、“叛徒”而被打倒。
1970年2月底，厄运再一次降临到为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父亲头上。父亲接到阳谷县革命委员会清队办公室的通知，叫他参加阳谷县革命委员会清队办公室办的学习班。因父亲生活不能自理，我为了伺候父亲也跟着去了。 1970年3月1日，天还很冷，父亲带着我乘长途汽车从家到了阳谷汽车站，我背着行李，与父亲从汽车站往南走一段路，往西拐不远路北，就到了阳谷县人民武装部。我看到全县的老干部都陆续地集中到这里来了，都被安排到武装部靠西边坐北朝南的一排瓦房里。学习班在那里给我父亲安排了单间，但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连椅，于是我就睡在连椅上，那连椅较窄还不平，来学习的大爷叔叔们就从别的屋里又找了一张连椅，把两张连椅对起来给我当床，我就感到非常好了，从内心里感谢那些大爷叔叔们。屋里有了电灯，我晚上照顾父亲入睡后，就在连椅上边放上小凳子，开始学习，我最喜欢学的是数学，推理起来非常有意思，语文和外语我也非常喜欢。后来，我发现这个院子里不光是武装部里的人，还有县委和县政府的人，他们的家属有的在院子里边住。我在那里结识了好几个女孩子，都不小了，他们都因父母在作检查或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在家待业。我一天三顿给父亲做饭，每天熬一付汤药给父亲喝。父亲南方的战友寄来了半枝莲，有时我也给父亲煮点半枝莲水喝，有的老同志对父亲说，每天早晨喝一碗温白开水对身体有好处，父亲也坚持了。父亲每天都是按时去学习，到底学什么，父亲从来不对我说。一个月过去了，有的老干部灰溜溜地回家了，逐渐地学习班的老干部都灰溜溜地回家了，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他们就安排我们父女两人搬到那个院子最东边从北边往南数第二排房子最西头那一间里住下，我仍然在两张连椅中间睡。从此，父亲更忙了，一天到晚只有中午吃饭的空，傍晚很晚才回来，父亲更瘦了，走路更慢了。显然，父亲在学习班上受到了极不公平地待遇。
到了麦子灌浆的时候了，父亲还是没学习完。一天，我就听院子里的孩子说：“今天要枪毙人啦，枪毙九都杨村的杨志宏，快看去吧！”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子，哎呀，那不是杨耕心的二儿子吗？听说他1938年就参加革命啦！父亲已经学习去了，我就跟着院子里的孩子拼命地从麦地里往北跑，麦子都快齐腰深了，跑起来也比较费劲。跑着跑着遇见一棵小杏树，杏子都跟手指头肚一样大小了，孩子们都摘杏子，我也摘了几个放在口袋里，继续往北跑。我们一直跑到汽车站以北大约有1里多路的聊阳公路上才停下来，路西就是枪毙杨志宏的刑场，路东偏北有一个村庄。公路靠西边已经站满了人，我拼命地往里挤，我要亲眼看到枪毙杨志宏的整个过程。我挤到最佳位置，在公路西边沟子的东沿上停下来，站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青杏填了嘴里就吃起来，酸得很，非常非常的酸。忽然听到有人说：“来了！”我赶快踮起脚尖朝南看，的确，一辆辆空货车排成一字形缓缓地向北驶来，头一辆汽车上拉着杨志宏，杨志宏身后插着一个大亡命牌子。汽车来到刑场附近，两个人把亡命牌子从杨志宏的脖子间拔下来，把杨志宏从汽车上架下来，他不会走路了，两条腿在下边拉拉着，嘴被不知是什么东西紧紧地勒着，两个人又把他架到刑场上，在一个坟头的南边停下来，架他的人让他面向北朝坟头方向跪在地上，一个人拿着枪在杨志宏的背后很近的地方开枪了，“啪”一声枪响，杨志宏的脑浆涂地，他往前一趴，随后又往一边一歪，就走完了他五十年人生的最后一刻。我回到我们住的地方，等父亲回来，我就跟父亲说了，父亲只是低着头，没说一句话。我知道杨耕心牺牲后，父亲就一直力所能及地在照顾着杨耕心的家人，杨耕心的小儿子杨志宏在薛寨农中任教就是父亲给他安排的，现在父亲在学习班学习，是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了。此时此刻，我也只能跟着父亲沉闷下来。后来我听说，1983年又给杨志宏平反了。错了，平反，说起来这是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呀，可是革命烈士杨耕心的二儿子杨志宏却永远不能复活了。
1970年5月中下旬的一天傍晚，一位个子不高，稍胖，有四五十岁的男同志，和我父亲一同走到我们住的房门前，我听见那人对我父亲说：“以后就别提过去那些事啦，别跟任何人讲啦，回到家把那些资料都烧了。”父亲只是应付着。这是我跟随父亲两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听到有关学习班上的事，我心里想：身体都这样了，还提人家那些四不清的事干啥呀，谁愿意贪污，谁就贪污去，不关咱的事。几十年来，我都是这样认为的。
经过整理父亲的历史资料，我才明白：是王筱某1956年给我父亲出了假证明，他们又拿出王筱某的假证明，整我父亲哩。大队上贪污的事，谁还提呀，贪污就贪污了（当时的鸡蛋最贵二分钱一个，当时有法律文件规定，贪污500元以上，是要获刑哩）。
父亲的历史，在王筱某给他出据具假证明之前，都是按实际填的，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他根本没想到后来会有人给他出具假证明，更不知道假证明会从哪方面出。自从王筱某给我父亲出了假证明之后，父亲就摊上大祸了，他们不说王筱某的证明是假的，而是说我父亲对党不忠，说了假话。这次，他们整了父亲心虚，以假的东西整人能不心虚吗？！所以，他们不叫我父亲再提过去的那些事了，更绝的是叫我父亲把原来的那些资料都毁了。如果父亲真的把那些资料都烧了，我现在整理父亲的革命自传，就没法整理了，过去别人污蔑他的事也就说不清了。真是，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
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父亲，堂堂中华儿女，竟任人宰割，被从行尸走兽嘴里喷出的污水所作践。他们为了达到其罪恶目的，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卑劣手段，对我父亲进行污蔑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利用刑讯逼供的手段对我父亲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百般折磨摧残，逼我父亲否定他过去的革命历史，并且要永远封住我父亲的嘴。共产党是提倡实事求是的，是就是，非就非。我必须替父亲把他的革命史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为他吐一口闷气 ，让污蔑我父亲的小人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起决定作用的强加给我父亲种种罪名的操纵者，你八个也比不上我父亲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与贡献。父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鲁西北打到鲁西南，从鲁西南打到豫东。参加了解放阳谷、解放夏津、解放茌平、解放聊城等大小战斗、战役，跟着刘伯承司令员打了鲁西南战役，跟着粟裕副司令员打了豫东战役。他南征北战，英勇顽强，出生入死，身上留下70多个伤疤，至死腿上还留着敌人的弹片，这些伤疤及泡在血肉中的弹片，它是最公正的旁证，它彻底否定了强加给父亲一切莫须有的不实之词……。
虽然，1970年阳谷县革命委员会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清查“五.一六”等运动被定性为错误的，随即他们在学习班上对老干部干的那些罪恶勾当也被否定了，一切加在父亲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统统地被推倒。但当时给我父亲的身心造成的极大伤害谁能挽回了呀？！后来，父亲总是很悲观地说：“那个时候还不递叫敌人一个枪子打死哩，打死还能落个烈士哩。”他对他没死在战场上后悔了！太后悔了！从此，他就不想活了！
在那人送我父亲到门口的第二天一大早，我给父亲做了点饭，就整理行李，父亲吃罢饭后，我就背着行李搀扶着父亲艰难地往阳谷汽车站走，短短的路程我们歇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才走到了汽车站。回到家中，父亲没有把他1969年12月份写的《革命自传》毁掉，这才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父亲在济南市立第一医院拿的药早已吃完了，再也没有力气去济南看病取药了，就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医生看，靠着吃偏方渡日。1970年杏子成熟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郭店屯集，我在集上买了几个杏，回到家听说有人来我家给我父亲看病，我就不舍得吃了，等医生来了给医生吃，父亲还说我幼稚，我非常期待医生能把我父亲的病看好。一会功夫,医生背子个药箱子来了，我们都认识他，他问病时，我父亲把病都告诉他了，号脉后开了中药方子，后他又跟父亲说，中药药性慢，我再给你打一针吧，父亲问他打什么针，他不加思索地回答打什么针，父亲说：“别打了，我能撑着劲了。”那医生一阵寒暄后就走了。医生走后，父亲对我们说，他要给我打的那针，打上以后，就会出现肝昏迷，一家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此前也知道这个医生和装耳聋的那个人是亲戚，但没想到，他也想要我父亲的命。我拿着医生开的中药单子问父亲：“爸爸这中药还抓吥？”父亲说：“抓！”我把药单子和抓药的钱装在口袋里，骑着我家的那辆已经很旧很旧的自行车出发了。先是到了王营村小医院里，那里差云苓一味药抓不起来，我又到了王营村东北的一个村子里的小医院里（可能是邵楼，现在记不起来是哪个村子了），那个小医院也没有云苓这味药。于是我就从该村沿着一条乡间小道一直往东走。那天刮的是大北风，我曾经听人说：“北风不过晌，过晌听风响”，的确是这样，过晌后北风更大，放在地上的自行车，如果没有人扶着，就能被风吹倒。我骑不动了，就推着自行车走，路的两边没种庄稼，被风掀起的黄土漫天飞舞，风沙打在脸上，感到热辣辣地疼，眼也不敢睁开，只能眯缝着眼看前边的路。走到聊阳公路上，我又推着自行车往北走，目标是朱老庄医院，我一定要抓到云苓这味药，晚上熬给父亲喝。我走到朱老庄医院，在那里我终于抓到了云苓这味药，我紧绷的心情才一下子放松下来，心中感到非常的轻松、高兴。回家的路上，自行车不用蹬，我把脚放在自行车斜梁上，乘着风势，沿着聊阳公路，一路往南回到家中，回到家后，母亲就赶快把药泡上了。
天热了，父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起来，一家人都束手无策。一天，父亲要到安乐镇医院看病，我就在生产队里借了辆地排车，我和母亲整理了一些我父亲必须用的东西放到地排车的两头，地排车的中间铺上棉被，上边再铺上棉席子，让父亲躺在上面，母亲也坐到车上后，我就用地排车拉着父母，往安乐镇赶。后梨园到安乐镇15里地，这条路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我在这条路上整整走了三年多。现在我虽然没有走进七中学校大门就读高中的机会了（走资派子女大队不推荐），但我还能在这条路上拉着父母去安乐镇区医院给父亲看病，心里稍有些宽慰。半道上，累了，我便把地排车放在路边支着车把，坐在路边休息会，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走到了安乐镇区医院。到了那里父亲就住院了，我和母亲在医院伺候我父亲。父亲住了一段时间院，病情好转后，我又用地排车把父母拉回家。院方给父亲开了点药，让我们带回家，其中有针剂，我们一家人都不会打针，刘心田的弟弟是郭店屯卫生室的卫生员，他听说后就每天到我家给我父亲打针。
1970年的秋天到了，父亲的病情又有些反复，我陪父亲到聊城专区医院看病，大夫一看父亲过去的病历，也没做什么检查，就是不让住院。天色已晚，父亲在医院观察室里住了下来。所谓观察室，就是在医院靠西墙盖了一排坐西朝东的平房，屋里靠西墙垒了一溜土炕，被观察的人员都头朝东一溜睡在炕上。我伺候父亲入眠后，就到医院大门外，医院大门外是一座南北走向的桥，桥的东西两边各有一条高出的沿，我就坐在桥西边的沿上，夜深了，我就到医院的院子里找个砖头坐下，一直到天明。第二天，我们就回家了。
实在没办法了，父亲就让我去济南市立医院代他去买药，父亲事先给院方去信联系好，再给他过去去济南时常住的那家旅社写了封信，让我拿着济南市立第一医院门诊普通诊察券和他给旅社写的信去济南市立第一医院取药，院方根据诊察券就可找到父亲的病历。父亲安排得很周到，就连我到济南坐哪一路公交车，步行从哪里到哪里，都给我说的清清楚楚。
1970年的冬天到了，父亲的病情仍然十分严重，在家看病很不方便。吃饭，连一点青菜都吃不上。父亲考虑再三，就带着我到聊城的牛角街，在一户人家租了两间西屋。这个地方虽然离医院远些，但离我二表叔刘润清家较近，就在他家南边100米处，以便早晚有个照应。我们在聊城住下后，父亲到聊城专区医院看病就比较方便了。
1970年12月8日父亲联系好聊城专区供销社干部疗养所，父亲坐着公交车来回地搬了两趟家，就把我们的全部家当搬到了疗养所。我们在疗养所住下后，我一颗整天悬着的心算是落下来了，有大夫在我父亲身边就好像有了依靠，父亲的心情也好多了，疗养所的肖洪来大夫对我父亲很好，想尽千方百计地给我父亲看病，还找了偏方让我父亲用，父亲的病情逐渐地有所好转了。但父亲的身体仍然很虚弱，仍要由我去济南代他买药，去济南的有关证明就由疗养所给我出。我1971年2月1日去了一次，1971年4月27日又去了一次。
1971年7月初，疗养所里通知：“供销社疗养所要撤销，所里的老干部都要回家。”聊城专区医院是不收这些老病号的。真是无路可走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非常平静。可我心里非常着急，父亲的病情这么重，怎么能回家呢？于是，我赶快回到家，把我娘叫来了。
在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聊城古楼北路西）上班的商作霖叔叔，他曾在大布和我父亲一块工作过，是我父亲的老部下。不久前父亲曾带着我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使我非常感动的是，我父亲上厕所，商叔叔始终搀扶着他，生怕他摔倒了。我娘来到聊城后，叫我赶快去找商叔叔，商叔叔对我说：“和你爸爸过去在一块工作过的裴动民参谋长是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你找找他，也许有些办法。”还说：“裴参谋长每天从军分区到地革委上班，都要经过王口西南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没人家，你到快下班的时候在那里等着。”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我就早早地等在了那里，站在路边一个劲地往南看，等了不知多长时间，忽然我看到南边一些穿军装的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心都快蹦到嗓子眼了，眼看就要来到我面前了，我鼓足勇气高喊：“裴叔叔！”一个清瘦的老人从自行车上下来了，他走到我跟前问：“孩子，你是谁？”我哭了，哭着回答：“我是王月瀛的女儿，叔叔你救救俺爸爸吧，供销社疗养所要解散哩，专区医院又不收，他的病挺重，回家就不行啦！”裴叔叔安慰我说：“好孩子不要哭，我想办法！”
我和我娘惴惴不安地在供销社疗养所等着，1971年7月20日，疗养所崔言信所长，给我父亲开了一个诊断证明书：“本所已撤销，建议赴专院中医科住院治疗”，从此我父亲就转到专区医院中医科。是裴叔叔救了我父亲一命，我们一家都终生难忘。
父亲转到专区医院中医科，先是被安排在两个人一间的病房里，我和我娘，就在专区医院路南一个小村庄里租了一间北屋，这间北屋很破，到处漏风、漏雨。但房价低，又紧靠公路，路北就是专区医院。后来院方给我父亲安排了一个单间，我和我娘才搬到医院住下。医院的大夫对我父亲很好，他们看我父亲身体太弱，想给我父亲补补身子，但专区医院又没有人参，他们就到卫校去借，找回人参后，就给我父亲熬人参水喝，父亲不喝，大夫一口一个大爷的劝，劝他把人参水喝下去。特别是鞠大夫，不但对我父亲很好，对我们娘俩也挺好，我们缺了平时使用的东西，他就叫我到他家里去拿，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我们，使我们一家终生都难以忘记。
1971年12月6日，父亲把我叫到病床前，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孩子，我也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之后就什么也不说了，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时，我们家已经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了。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留给我们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始终鞭策着我们，无论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因为我是从小听着父亲讲革命故事长大的，父亲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对我影响很大，他的革命思想深深地烙在了我心中，当时我也没往最坏处想，总认为父亲是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的，就赶快对父亲说：“爸爸，你给我留下的革命精神就是无价宝！”
父亲住院虽然都是公家付钱，但家人伺候、日常生活及全家人的生活开销都靠父亲那每月60多元的退休工资维持。后来，父亲病重，我和我娘两人在医院伺候我父亲，花销大了，入不敷出，我娘就把我家唯一的那辆旧自行车，以20元的价格卖给了观堂村我叔伯舅的儿子王登臣了，因为那辆旧自行车承载了我们全家太多的思念，说是卖给他，以后我们想看看，还能看到。卖自行车的20元钱，我们虽然很节省地花，我和我娘不舍得吃炒菜等，但也没用多久。没办法，白天我就到外贸打零工（给乌枣分等级）用以补贴家用，下班后再伺候我父亲。这一切父亲都看在眼里，父亲他病重的就要离开我们了，使他牵肠挂肚的是他去世后，我们没有了他这每月68元2角5分钱的退休工资怎么活？他放不下我们……。
1971年12月7日中午，一位40多岁干部模样的女同志来看望我父亲。是她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在她看望我父亲的时候，我也下班回来了，她见到我就问我父亲：“这孩子在哪里工作？”父亲很吃力地说：“没有工作，做临时工哩。”那女同志又问：“为啥？”母亲在一旁回答：“大队革委会不推荐，人家说不合格。”那位女同志深思了片刻说：“这样的革命后代再不合格，啥人合格呀？！”于是她写了封信，用浆糊封上叫我送到阳谷。又是一位好心人，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也不知道这位恩人的名字。
1971年12月8日晚上，父亲跟我娘断断续续地说：“孩她娘，你看房顶上咋这么多虫子爬吔？”我娘看了看房顶疑惑地说：“没有虫子？！”父亲用微弱的声音说：“有！”正好在医院里看望我父亲的刘润清二表叔对我娘说：“月瀛哥怕是不行了，赶快给他穿装老衣吧。”二叔刚给我父亲穿好装老衣，父亲就咽气了。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父亲，由于长期过度操劳、疾病的折磨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走过了他漫长革命征途的最后一天。父亲带着对生活的眷恋，对生命的希冀，对家人的深情和牵挂，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厚谊走了，将我们的悲痛和思念永远定格在1971年12月8日23时。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身上盖着一床被单，安详地躺在他那张病床上，我跪在病床前，两手抚摸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嚎啕大哭。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父亲为党、为人民、为革命，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呕干了他最后一滴心血。实践了他生前所说的“我是党的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坚定的，我要活在革命，死在革命范围内，以革命生活为终身目的。”的誓言。
阳谷民政局的汽车拉着一口上好的棺材来到病房区，把棺材抬到父亲住的那间病房里，我们把父亲的遗体装殓好，接回家。阳谷民政局的同志在墓前念了我父亲的生平。就这样父亲无声无息地走了。
父亲辞世了，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在短短的一生中，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的一生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他那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以及他那立场坚定、坚忍不拔、英勇战斗、胸怀坦白、实事求是、作风民主、为人正派、平易近人、关心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给我们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父亲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走出来，从一个穷苦孩子成长为一位革命战士，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他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守、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这位从鲁西北走出来的汉子，最终回到了他守护了大半辈子的鲁西北热土。真是：
忠良含冤赴九泉，
方知维护真理难。
不做杨柳随风摆，
愿为松柏耐久寒。
光明磊落一身清，
鞠躬尽瘁死也甘。
六十四岁拂袖去，
留得丹心照人间。
父亲去世后的1971年12月19日，母亲到阳谷民政局领来了531元5角钱。阳谷民政局在我父亲退休费领取证空白栏中写：“此人于12月9日（实际是12月8日夜）病故，交给抚恤款六个月退休金总额409.50元，丧葬补助100元，合计五百另玖元伍角，此证留给家属纪念。民政局”；在我父亲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备考一页写：“此人于12月9日病故发给半年抚恤22元，此证留给家属纪念。民政局”母亲用这些钱把我家欠的账都还上，剩下的钱又买了块豆饼，准备来年上庄稼用。没想到，时间不长我家就断顿了，野菜树叶都还没长出来，母亲就到集上卖我家仅有的那块豆饼，但没人买。回家后母亲用水泡开豆饼准备当饭吃，这时我姐姐送来了一袋子玉米，才解决了我家吃饭的问题。后来我母亲把家里能卖出去的东西都卖了，换来钱用以补贴家用。
我参加工作后星期天回到家，整理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时，发现父亲的勋章少了，原来大大小小的挺多哩（父亲在证件上的一张照片上带的大、小各一的两枚勋章，跟遗留下来的这两枚勋章是不一样的；父亲和我娘领着我在北京九龙壁前留的影，他胸前带的大、小多枚勋章，因为照片小，切距今已有六十多年，没法数个数，但也不一定都带上），我就问母亲：“娘，我爸爸的勋章咋少啦？”母亲说：“人都没有了，还要那干啥。” 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觉着父亲身经百战了一辈子，他遗留下来的东西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的历史是用血写成的，不能丢！我要永远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着它。于是我就把父亲的《革命自传》，以及父亲放在家中的革命简历表，和很多人跟父亲借钱时打的借条等，都用旧信封装起来。把仅留下来的两枚勋章及父亲遗留下来证件，手章等用一个旧手绢抱起来，带在身边。从此，我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总要先把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放在我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当我整理父亲的资料时发现，这两枚勋章其中一枚勋章锈迹斑斑，另一枚勋章的厚布料都断开了，噢，我这才明白父亲的这两枚勋章为什么会留下来。勋章背面的时间是1950年，父亲1948年7月2日下午从睢杞战役的战场上随部队撤下来以后，就再没上过战场，怎么会是1950年呢？我心中十分纳闷。后来我无意中在聊城市委大门口碰到了一位老人，他坐着轮椅，胸前挂着的一枚勋章跟父亲的勋章差不多，我心中一动，走到他跟前问：“你这枚勋章在什么地方打仗得的呀？”他回答：“打济南的时候”我知道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等打完睢杞战役之后的1948年9月16日开战的，济南战役的部署是围城打援，少数纵队围攻济南，多数部队在巨野至兖州一线准备围歼由徐州和商丘北援之敌，中野十一纵在泗水一带构筑坚固工事，阻击进而包围敌人，但我父亲因病没参加。我特意用手把他的勋章从下边往上翻了一下，看到他这枚勋章后面的时间也是1950年，我问他：“济南战役是1948年9月份打的，你这枚勋章的时间怎么是1950年呢？” 他给我解释说：“当时没有，谁立功了，都记下来，解放后又发的。”噢，我明白了，当时打仗紧张，鲁西南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一仗接着一仗打，解放战争的大战场在全国都拉开了，没有时间铸勋章。
我参加工作后不久，在工作之余就着手写父亲过去常讲给我听的那些革命故事，题目叫“智逃虎口”。其中，我这样写道：“事情发生在当年的寒冬，我游击队整天出没在敌人的心脏，搅的敌人心神不安，伪军头目郭培德郭大麻子，更是对我军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直到现在我还留着那两张没写完的半截文章。后来由于工作紧张，家中的事情也很多，就放下了，但我一直没放弃，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拿出整时间把父亲的一生写出来。几十年过去了，我退休了，退休后我凭着高级会计师的技能到处打工。2011年秋，61岁的我意识到，再晚几年就跑不动了。我便把父亲的所有资料都集中起来。
当我翻开父亲1963年7月14日写的《革命史自传》和1969年12月1日写的《革命自传》时，我发现两份自传即能互补还有所不同，父亲1938年1月至1938年7月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及1940年春到1940年7月父亲跟徐翼闹革命的情况在1963年的自传中都没写，并且在1963年的自传中有的时间还不准确。父亲在1969年写的自传中，从他的童年至1969年12月都写的清清楚楚，并且在每个事件后边都注明时间、地点及证人，特别是他在1926年12月18日在曹万年家的牲口棚里第一次入党，及1928年1月14日参加坡里暴动、坡里暴动失败后逃往东北及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1938年10月回到家及同年11月在我家拉起阳谷抗日三区队至1939年3月重新入党情况、1939年4月在王堤口打鬼子的情况等跟徐翼闹革命的情况都写的真真切切。凡是王筱某给他作假证的地方，他都写的清清楚楚。这就是父亲在不同的时间写的两份自传的不同。我明白了，父亲拒绝给学生做革命传统报告的缘由，是由于王筱某1956年给我父亲在历史问题上作了假证明，父亲有些事情不好写。
现在，每当我一手拿着父亲1963年写的《革命史自传》，一手拿着1969年写的《革命自传》，心里就非常难过，总是泪流满面，总想到空旷无人的地方，大哭一场，释放我心中的压抑。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从青年时代接受党的教育，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在革命战争艰苦岁月里，他对敌斗争坚决，英勇善战，作风顽强，不计个人安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不怕流血牺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热爱社会主义，积极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对革命事业是有贡献的！我决心把父亲经历的一切都给他写清楚。于是我就在网上收买各种有关冀鲁豫边区的各种回忆资料，及聊城八个县市的党史资料、文史资料，自己开着汽车到处找我父亲的战友采访，再到我父亲打过游击及战斗过的地方采访当地老人，还多次让比我大十岁的姐姐回忆我们家中及父亲的过去。并且把父亲遗留下来的所有文字资料在电脑上打成电子版的，把大量的录音资料存在电脑里。我又花大量的时间翻阅历史资料,熟悉当时各个阶段的历史背景等等。我根据父亲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料边写、边查、边采访，从不同的角度相互印证。经过艰辛的工作，父亲的整个革命历史，系统地、如实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
在革命战争年代那艰苦的岁月里，父亲经历了太多的生死考验，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但都没动摇过父亲坚强的革命意志，解放后又是那样拼命地为党工作。无滴水不能汇江河，无寸草不能铺绿洲，我的父亲王月瀛虽不是赫赫有名的将领，也不是载入国家史册的英雄，但他那受任于危难之际，奉命于艰险之时，扎根于群众之中，运筹于敌顽之腹的大无畏精神是光照千秋的。
我的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四十三年了，忆往扶今，继往开来，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我党的革命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艰苦创业的精神，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进一步强大，为13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以慰先辈之英灵。
当我提笔把父亲这一生整理出来的时候，自觉不能成文，就算是直书当哭吧。
王月瀛的二女儿、文稿整理者 王风芝
2014年11月19日
2013年11月19日王月瀛的女儿王风芝在阳谷县朱庄家西盐井前悼念李贯一、周登宝烈士
右：杨耕心的女儿杨玉芹 左：王月瀛的女儿王风芝
在曹万年的家走访，左一王月瀛的女儿王风芝 左二冯德华的女儿冯文英 左三曹万年的孙子曹秋元 左五冯子肃的侄子冯之英
给徐翼烈士扫墓，左起：王月瀛的女儿王风芝 冯德华的女儿冯文英 冯子肃的侄子冯之英 冯子肃的儿子冯建国、女儿冯小英
左起：王月瀛的女儿王风芝 冯德华的女儿冯文英 冯子肃的侄子冯之英 徐翼烈士的外甥王伟、王成 于军烈士的孙女于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