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张捷三，原名张连元，1910年出生，山东省郯城县李庄人，他在11岁时，他父亲去世了，16岁去郯城“西增盛”商号学徒，期间认识了一些字，学会了记帐。
我的爷爷留下18亩地，后因生活所迫，卖去10亩，在李庄还有杂货铺子小买卖。1940年日伪时期，日本飞机炸毁了李庄的房子。不得已，全家来到河西，我的姥姥家西高都沈家牌子居住。
我自幼随我的奶奶在郯城李庄老家生活，因为要上学，我六岁来了临沂，走时奶奶用送公粮的马车把我送到父母身边，当时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都在临沂。
一、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经历
我父亲是在沈牌子村认识李同科同志的，李同科是八路军115师政治部的，他在临沂工作时，有傅庄的主父伯阳和主父伯光两亲兄弟，我父亲和主父伯阳是连襟。主父家两兄弟，主父伯阳在城内伪警察大队，主父伯光在苍马八路军武工队，主父伯阳也为八路军做事，时常往八路军那里传递消息，我父亲便主动自告奋勇去了。为了便于传递情报，李同科令我哥张洪仁在主父伯阳那里当勤务员。河东王桥有个游击队，站岗的陈永贵都认识我父亲。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和对敌斗争，当时临沂县公安局把没收的一个药铺、2000斤粮食、20口大缸、一头毛驴，并且拨出北海币2000元，交给我父亲建立了“鸿盛酱园”，以此为掩护，作为公安局的秘密联络点，听说招牌这四个字还是著名画家王小古给写的，公安局有个伙夫叫彭玉楷，经常来这里买酱菜的名义传递情报。
1945年8月，李同科告知八路军部队即将攻打临沂城，通知主父伯阳立即转移到解放区，连夜主父伯阳在我父亲配合下离开了临沂，我哥也转入表舅家躲了起来，第二天，在八路军炮火攻击下，临沂城门打开了，迎来了解放。
父亲隶属李同科领导，1946年父亲被安排在临沂县公安局“除奸股”工作。
这之前除掉了伪大队的汉奸许兰笙，许兰笙作恶多端，临沂城南日军巡逻扫荡，伪八大队长许兰笙当汉奸走狗，依仗鬼子势力欺压百姓，有一次，我父亲去河东的路上，被许兰笙逮住，送到鬼子据点“红部”。因为我大哥发的身份是“红良民证”都是重点审查的，问父亲去河东干什么？我父亲说是赶集，多亏一个在食堂做饭的炊事员给解了围。
父亲回忆说，当时要枪毙许兰笙时，吓得他不会走了，用筐抬着，他还瞅了瞅我父亲，李同科同志说，他瞅不着了，马上要枪毙他了。
1947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为了更好地保卫胜利果实和实力，李同科同志按照党的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北撤，原计划父亲也跟着走，我父亲认为是秘密联络站没有暴露，一大家子人不便于随行，于是没有走。李同科让我哥张洪仁给他当通讯员，随他转移了。大哥张洪仁升级主力部队当兵，就是从公安局走的，我们家还有大哥张洪仁的军属证。
1948年临沂再度解放，赶走了国民党，父亲作为公安局秘密联络站的交通员，在为公安工作期间，历任公安领导李鸿儒、李同科、杜友传等同志都接触和认识他，领导过他。
二、纠正不公正对待的经过
解放后，由于周边邻里不知情，政府给我父亲“家庭出身”成分定的高，因此，我们一家人都受到不公平对待。大哥张洪仁原在昌潍军区武装部工作，后被处理复员，劝其退党。四清运动后，本来有望澄清历史问题，不想又遇到文化大革命，继续遭受批斗，期间多年申诉无果。父亲以后又瘫痪在床，只盼有生之年还能够等到政府给纠正落实。
1977年，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逐渐步入正轨，我和大哥张洪仁再次申诉，要求落实父亲的身份及家庭问题。关键是要找到他的上级李同科出具证明，因十年浩劫，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到临沂地区检察院找到杜友传检察长，他当即领我们去找到了李儒鸿同志，他告诉我们北京刘炬同志知道李同科的下落。我大哥张洪仁到了北京找到刘炬，得知李同科在天津。于是，大哥张洪仁又到到天津，终于找到了李同科，两人抱头大哭。那时老首长腿受伤还未痊愈，当即领到党委写了情况证明，盖了公章，交由临沂地委组织部长张方庚同志，并让大哥张洪仁带回了一张他和三个孩子的合影相片给我父亲留作纪念。
终于有充分的证据澄清了这段历史，临沂地委组织部长张方庚指示尽快落实，后由临沂县委组织部委托县公安局调查落实，县委发文通知有关单位改正。当时给父亲和家属照相时，他还瘫痪在床，还是背后挂块布架着坐着照的相。父亲的身份被改正后，曾担任过临沂军分区司令员的庞世泽同志也说，他也知道父亲的这件事。
一段沉冤了20多年的历史得以改正，父亲感恩党组织，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一年后1978年去世。同年，我的工友到天津出差看望李同科，他的家属用红笔写信告诉我们，李同科已于2月3日离世，他是父亲和我们家的大恩人，我们全家无比感恩和怀念李同科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