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3日，南下干部杨贵举同志应邀来到市委党史研究室，接受我们对他的专访。老杨衣着朴素，和霭可亲，说话爽朗，81岁高龄的他非常支持我们对南下干部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说道，你们工作很辛苦，都是在为党工作，我只是沧海一粟，能为你们做点事是应该的，为的就是能够将这段历史、这份感情作为文字资料永远的传承下去，给后辈子孙留下珍贵的记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依然保持着一份强烈的责任感，他把他对人生、生活、工作、政治等准则告诫我们，让我们好好工作。
一、战争岁月
在那个烽火硝烟的战争时代，年轻的战士们都有着高尚的革命情操，在胸中呐喊着：跟着毛主席，不怕流血和牺牲。1932年9月，我出生在山东沂南。我母亲是1942年的老地下党员，父亲是1946年的老党员，在这样的革命环境中，我十来岁时就跟着父母出来革命了。1947年，我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的支前队，支前队属于民兵性质，主要任务是看管俘虏。因为支前队的战斗力较弱，国民党就把它作为火力突破点，战争打的十分惨烈，同去的班上13个人，一下子就死了5个。1949年，淮海战役时，我担任支前队副班长，因为年纪最小，班长安排我专门管烧火做饭，因为战事的影响，战场上食物匮乏，我们就把死掉的马拉回来，割下肉来包饺子，把包好的饺子下到锅里，等同志们打仗回来吃饭。因为负责伙房工作，我才得以从战场上活着走了回来。那个年代同志之间有着朴素而高尚的革命友谊，在战场上，宁可自己死也不让同志流血，当看到同志们年轻的生命一个个悄然逝去，心中的滋味无法用言语陈述。
二、随军南下
1948年底，应党中央的号召，山东省组织南下干部纵队，我积极报名参加南下干部纵队，被编入山东南下干部纵队二大队（沂蒙大队）三中队。1949年春节，请假回家过年。正月初七，我怀揣着母亲亲手纳的布鞋、带着父母的嘱咐和期盼的眼光，跟随部队出发。部队到达山东渭南，我被调到第七中队（蒙阴县中队），因为读过三个月的书，所以就担任中队的通讯员。行军南下，靠的是两条腿走路，这样走了几天，女同志们就走不动了，特别是崔玉珍，因为裹了小脚，所以行动更加不便。到达新泰后，正好有一个运煤的火车，部队借了个火车厢，同志们就爬上去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哈哈大笑，原来大家的脸全都变黑了，没有一个干净的。4月23日，部队到达扬州。红军长征走了两万五千里路，我们走两千五百里，相当于小长征。那时候行军连鞋子也不发，我穿着我母亲做的布鞋，身上穿着大棉袄。到了扬州以后，大家天不亮就起来到厨房里吃早饭，部队通知要在一个半小时内赶到河边登船渡江。但是，从驻地到河边有25里路，一般人普通的行走速度是每小时8里路。为了能在规定时间里到达目的地，同志们只能一路小跑前进。女同志们走不动，男同志们就给她们背着背包，背着枪。她们跑得累死了，嘴里叫着：“让我死掉算了！”但是腿上仍然不敢放松，跟着大部队。跑到岸边，国民党的飞机来了，飞机飞的非常低，嘟嘟嘟的打着机枪，同志们都趴在麦地里，直到晚上才顺利登船。过江之后，部队找了个向导给我们带路，没有想到他居然是特务，把部队误导到皖南，部队同志们整整两天都没吃上饭，大家都饿蔫了。休息时，我跟王茂松背靠背坐在地上，幸亏当时我在扬州买了十个鸡蛋，可真是救了急啊！王茂松当年32岁，72岁离世的，我当时18岁，他比我大14岁。
部队辗转到新丰以后，吃了一点饭，便坐火车到达常州，这时，南下路上的条件稍微好点，部队搞了几条木船沿着运河走，女同志都坐到船上，比较年轻的男同志负责拉船，一个班两个人，轮流拉船，一直拉到了苏州。到了苏州以后，部队乘坐火车，5月13日，到了素称“人间天堂”的杭州。浙江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向南下干部作了重要报告，着重阐述当时的形势与任务，提出了将南下干部分派到全省各地，建立省、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实行战略展开。后来，省委决定张凡任临安地委书记（当时称九地委），从鲁中南二地委调出的干部，负责按管浙西第九专区所属的新登、富阳、余杭、临安、安吉、孝丰、武康等县。地委决定七中队负责接管临安县。5月19号，南下干部第七中队乘坐汽车抵达临安。当时临安只有4000人，地上都铺的石子路，县政府是1945年建的，房子是木结构的两层楼，县政府后面还有个食堂，办交接手续就是在县政府进行。
三、适应南方
南方气候潮湿，几乎天天下雨，南下干部从山东过来既没有雨伞也没有雨衣，不习惯南方湿热的天气，同时还要提防土匪偷袭，所以晚上没办法睡觉。大家都没有准备蚊帐，蚊子叮的大家身上都是痒痒包，蚊子还传播一种叫疟疾的疾病，很多同志都感染上了，忽冷忽热，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高兴起同志陪着我一起到了临安卫生院，那里只有一个医生（99岁）一个护士，医生给我开药吃，给他打了一剂奎宁针，他的整条右腿都痛得麻木了，一个礼拜不能走路。
由于不适应南方的环境，我们南下干部到达当地，有不少同志都开始生病。王茂松从脸到脚都是湿疹，痛痒难耐，我负责24小时看护，不时给他抓痒还不能把皮肤抓破。抵达当地的时候，药品也十分的匮乏，青霉素一类的珍贵药剂只有连以上的干部打报告以后才有机会使用，一般干部和当兵的都用不上。直到1950年上半年，部队给南下干部发蚊帐，我也领到了，是一顶很小的蚊帐，但疟疾传播的问题终于得以缓解。此后，组织安排我到横畈担任武装干事。
在以后的岁月里，南下同志都慢慢习惯南方的生活。如今，我们早已把临安这个第二故乡当作是自己的家了。
四、剿匪斗争
1950年6月，我和刘建军、封伯祥住在临安与於潜交界的一个地主家里，因为地主和土匪有关系，住在他们家可以保障我方同志的安全。白天我们到村里接触群众，群众见到我们都跑掉了。原因是1945年新四军经过於潜，有一批穷孩子跟新四军北上，后来这批孩子的家属在当地都受到牵连。晚上11点左右，外面下着雨，土匪有一个排的人包围了我们居住的地方。地主请土匪吃饭以拖延时间，地主老婆把我们转移到了另一户人家隐蔽。6月份天气比较热，我们躲避的时候太匆忙，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只穿着短裤和背心，我背着一枝大枪，胯上左右两个很大的手榴弹。隐蔽的时候大家都有点胆怯，于是互相打趣，封伯祥说我：“你他娘的胆子怎么那么小！”我说，“你比我还大四岁呢，还说我胆子小！”转移到另一处之后，又被土匪发现了，又把我们包围起来了。土匪有一个排的战斗力，而我们只有3个人、2支大枪和一支小枪，情况十分危急。封伯祥让我拿着手榴弹在后门守着，老刘管着大门口。这个时候天亮了，我们3人趁土匪不备的时候跑了出去，土匪一直追着他们到玲珑高坎。我让刘建军、封伯祥两人先跑，自己用一支99式步枪殿后。我趴在草丛里，一枪打到土匪脚底下，接着又放了两枪，土匪其实都是怕死的纸老虎，这样就被吓跑掉了。这是我遭遇的第一次生命危险。
同年下半年，剿匪斗争还在继续，为了肃清在横畈的土匪，县大队鹿炳烈任队长，范克明和戴福君任指导员。横畈的洪村有个土匪中队长叫洪石斌（音），南下干部带了几个同志去剿匪，土匪跑到山上，用冲锋枪、轻机枪向山下的干部射击，我在那次剿匪中差点光荣了。这个洪石斌最后还是被我抓住的。有一天晚上他回家看老婆孩子，有知情的村民赶忙来向我们报告，于是我带了两个民兵乘其不备把他抓了起来。他身上有血债，最后被镇压了。这是我遭遇的第二次生命危险。
五、土改镇反
1950年10月，我在高虹镇的石门乡做土改工作。但是工作十分困难，石门乡的地方群众基础比较差，对共产党很反感。因为石门乡田少，群众靠从山上砍下的树打香粉做香，卖掉换米吃，但是共产党反对封建迷信，不准百姓拜佛，他们打的香都卖不出去了。从1950年开始，石门乡的群众靠吃毛笋维生，竹笋吃多了连大便都解不出来，肚子鼓胀胀的。王茂松和我去征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粮食收不上来。于是，我带了3个人到地主家里去收粮，逼着他们交了几石米烧成粥，分给当地群众吃。后来国家拨粮给群众，保证他们能吃上饭，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土改的时候，我在龙上村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就与农会主任住在一起。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危险，事后才知道这个人曾在湖南当过土匪，逃到这里隐藏身份，他的公开身份是当地的农会主任，真实身份仍然是土匪中队长。1951年，湖南那边派人来查，并把他抓了回去。抓到以后，他说：“我不敢把小杨弄死，弄死以后我就暴露了。”和他一起从湖南逃过来的还有他的手下，一个叫骆毅（音）的土匪，骆麻子隐藏在於潜土匪内部，后来也一起被抓捕押解到湖南。
1951年下半年，於潜开始镇压反革命，横畈枪毙了十来个反革命分子，这些被镇压的恶霸都是身负血案的。有两个人没有镇压，一个叫余海山，他的儿子在东北参加革命，他逃到东北去了。还有一个雌老虎，是个老太婆，也是有血债杀过人，因为是女的所以就没有枪毙镇压，只是把她关押起来。
六、学习工作
1951年，为了充实干部阶层的知识力量，嘉兴地委决定选派一些年轻干部去学习，学校招学员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另一就是当兵3年以上。组织部长尹作让派我（20岁）和宋汉金（19岁）、高兴起3个年轻干部去嘉兴工农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临安地委建立后，地委在临安办了临安地委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校址坐落在衣锦街天风大楼附近，那里原先是个天主教堂，后改为印刷厂。我们在嘉兴学习了半年后，就回临安又学了半年。之后，我又到浙江省工农速成中学、浙江大学，前后学习了3年。1955年，我被选调到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俄语，准备赴苏的有四十多个人，每个都发了西服、领结。不久，正值中苏关系恶化，一次，周恩来总理来学校作报告，说同学中一部分人不用去了。就这样，我又被派到北京工业学院学习坦克设计。
同年底，临安县组织部让我回临安做保卫工作。尽管当时北京工大的一个沂南老乡极力挽留，希望我能留在北京，但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于是，在办了两年的休学手续以后，1956年，执意回到临安。1958年，临安县政府为了开办自己的化肥厂，又派我带队（宋汉金等7个人）到杭州学习。1959年，临安县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订好了化肥厂设备，但斯洛伐克由于苏联的原因单方面毁约，拒绝提供设备，创办化肥厂成了泡影。组织上调我举到余杭化工厂任副厂长。1960年，临安和余杭两县分设，组织上又调我到青云区担任人武部长。临安县撤区以后，我就一直在临安片当人武部长，当时县委书记黄太和说：你要当好人武部长，管不好我撤你的职。就这样，我一干就是一辈子！
一上午的采访很快就结束了，从老杨那娓娓道来的话语中，我们时而感到老杨心中对那充满激情岁月的追忆，时而感到老杨依然为动荡年代学而未成的遗憾。但在老杨的心中，最让他流恋的依然是那份最珍贵的同志之情、战友之情，他感叹道：那时候同志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朴素的，看到老同志们一个个离世而去，自己心里不是滋味。这种朴素的革命情感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朱纫频、吴雯雯整理）2012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