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院子很大，且很引人瞩目，一是因为历史，二是因为它是权力的象征。
大院依着一座名山。原先大门是阶梯之上两根大红漆柱的廊房，再进入一座雕梁画栋、钩心斗角、古色古香的二层楼房，围绕着这座标志性建筑，便是散落于各处的平房和三合院了。
1956年4月，刚成年的我，在参加完省劳模大会和列席了省政协会议后，一纸通知，将我从玲珑区的一个小山村调进了这个大院。屈指算来，前后在院里度过了23年。在这段难忘的岁月中，我在大院里搬了三次“家”。最后要算在东首平房的l号居室住得时间最长了。
这是向南、向北各一排房间组成的宿舍，每间约10平方米，这在当时住了很久双人宿合的我来说，已经很感满意了。
最令人兴奋的是，我的门口有两棵在初夏开满红花的树，一棵是石榴，一棵是木兰。特别是那棵木兰，竞是少见的开红色花朵的，无论清晨带露，中午阳光辉映，或是晚上清辉朗照，它都像斟满了红葡萄汁的向上托起的酒杯，给我们那一排宿舍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色彩。不久，与我紧邻的2号房间住进了一位巾年人。他高大魁伟，脸庞轮廓分明，语言大声琅琅。嗨，这不就是老黄（县委书记黄太和）吗？我当然认识，这不仪因为他是父母官，还有一件让我极为感动的事——我进大院时，身份是干部文化教贝，他竟然是一名“学员”。一次乡下闹水灾，恰值机关学校考试。他一卜．乡回来后，竟嘱咐秘书转告我，他要补考。于是我就拿着试卷在如今的五号楼所在的常委会议室给缺席的五位常委补考——这一情景，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而在当时的学习高潮中，确实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这2号居室其实是他用来吃饭和迎客的。房里一张木桌和四条长凳。角落的桌上放着菜橱。房外的走廊上是一只可以移动用来烧全家饭菜的黄泥灶。这间简陋的平屋对他来说算是好的。因为他和孩子们的寝室是在老食堂的楼上，那是一幢不知建于什么年代的老屋，只要一踏上靠两边的楼梯，就会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一- 40万人的领军人物，就这样住在民众之问。
我们宿舍的对门是公共食堂，为了贪近，大家在石榴与红木兰之问踩出了一条小路。每当我与他在小路或门口相遇时，他问的第一句话便是：吃了吗？我回答说：吃啦，或者说没有，就这样擦肩而过。他的房间客人特别多，大多是基层来的干部和群众。有时候他夫人在走廊的灶上烧饭，他在屋里陪客，然后招待这些客人用餐。他见我一人在房问里写东西，便跑过来亲切的问：“吵着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这些都是乡下认识的同志，赤脚朋友啊！”说着便朗朗地笑出声来。谁知这样平静的生活在1966年被那急风骤雨打碎了。他没有了往日的抖擞和爽朗，有时他清早出门，直到深夜才回来；有时则在傍晚站在廊前凝视那棵木兰。这位从小参加革命队伍，将他的大半生都献给他钟爱的事业后，怎么一下子竟成了革命的对象呢？他心中显然有一百个疑团难以解开。一日，见我，轻轻地说：“写不好！”
我一楞，问道：“写什么？”“检讨！”他答道。
呵，我知道，当时他们除了挨批，就是没完没了地写检讨。我就曾经替几位领导写过这种“白虐式”的文稿——当然，这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若是被泄露，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给我看看吧。”我说。那天晚上约莫10点光景，他拿了几页纸给我，说是让我修改。
我接过一看，也同样不知是谁起的草稿，但增添上去的一些确是他自己的文字。就是这些文字，他无限上纲上线后给自己戴上了一顶顶“帽子”，读了令人一阵辛酸。
深夜，我把整理好的稿子还给他，并说了一句似乎安慰的话：“没到时候，怎么写也不行，到时候，怎么写就都行了。”
这实在也是我自己经历了曲折以后的体会。后来的事实也果真证实了这一点。
以后，随着院子里气氛的骤升，我们分开了。我被发配到泉口农场去接受“再教育”。而他也开始“下乡”。我清楚记得，他是拿着一根扁担自己扛着行李下去的，那是在他生涯中不堪回首的一段日子。
经过农村的4年运动，1971年秋我终于回到机关。因为调了一次宿舍，和他分开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小镇的公路上。那时阴霾已经扫除，他又坐上了那辆颇有名的吉普。看到我，他在副驾驶的座位向我举起手来招呼……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定格的一幅“照片”。多年过去了，大院依旧，但过去的景象已不复存在，
那石榴和红木兰融进了现代文明中去了，但我依然想念那棵红木兰，还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