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山东邹城，小时候家里穷，讨过8年饭。1944年入党。1945年10月，我跟随部队出来干革命，当时才19岁。1949年初，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我随部队南下。之后一直在临安工作生活，随着年岁的增长，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一、我当儿童团长
1940年至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继侵占我山东邹县全境后，就在县城以东的公路线上，设置了辉部、果庄、罗塔、田王、张庄、大律、城前等据点。有时是一个据点的敌人出来“扫荡”，有时是几个据点联合行动。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县县大队、区中队和武工队，被迫后退到凤凰山区。
我的家乡邹县张庄区大烧谷村，就在凤凰山脚下。村西面八里路是罗塔镇据点，中间隔了一条宽宽的骆驼河。村南面十里路是张庄镇，中间全是山坡荒野。为了反击日军扫荡，袭扰敌人，我县人民武装就时常集结在我村。这样，进，可以奔袭敌据点；退，可以进入凤凰山区。抗日武装白天隐蔽起来，晚上四出活动，打击日寇。我军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军队。各区乡干部在我军大力支持下，组织起农会、民兵、妇女会和儿童团。此时，我就担任大烧谷村儿童团团长。
咳！不要小看我们儿童团，人小志强，打日本鬼子，也象八路军那样英勇善战。天不怕，地不怕，日本鬼子我们当然也不怕。我记得当时儿童团自编一首歌：八路军是大哥哥，儿童人小志如钢。你打鬼子我站岗，送信联络比谁强……
儿童团的任务，主要是为我军站岗放哨，手持大刀、红缨枪，在村头路旁盘查来往行人；有时是利用放牛放羊的机会去观察动静，侦察敌情；再就是到鬼子据点附近去割草、打柴，把鬼子的行动看个一清二楚。
有一次，我与骆景祥、黄殿法3人去鬼子据点——罗塔北岭岗楼下拆鬼子用枣树枝围的柴墙，进行破坏。不料被岗楼上的鬼子发觉。鬼子大叫：“小孩的，大大坏的，过来！”我们三人撒腿就跑。鬼子一看我们跑了，就连连开枪。我们拼命跑，很快过了河。鬼子看我们跑远了，也就不追过来了。我比他俩小一二岁，跑在后头，险些被打中。回来后，我们把情况向区中队指导员王启龙汇报，指导员夸奖说：“你们三个小鬼吃老虎胆了，下次一定要注意安全！”
1943年冬季，据我方从邹县县城送给区中队的情报说，鬼子从邹县增援罗塔据点。这个情报很重要，但增兵多少，武器装备如何，什么时间到，具体情况不详。区中队指导员王启龙、队长郑来彬把我叫去说：“小黄，你外婆家住在罗塔镇，你舅舅孙祥玉，是我们的联络员。因为有这一关系，决定派你去罗塔，把邹县鬼子增兵罗塔的详细情况搞来，为我主力军、县区部队提供研究对敌斗争计划的重要依据。”并说：“要绝对保密。”我回答：“保证完成任务！”指导员问：“你准备怎样去完成？”我说：“我拿些鸡蛋，再买两斤糖去看外婆。如果碰到鬼子盘问，就说外婆生病了。”指导员点了点头，便到内间把早就准备的礼物拿来了。我一看，篮子里有二十只鸡蛋，两斤白糖，还有两斤饼子。于是我便挎着篮子，高高兴兴地去罗塔镇。
过了骆驼河，到了罗塔，一路倒也平安无事。进镇后，我不走大路，拐弯抹角专走小胡同。想不到在距离外婆家只有二三百公尺之处，突然碰到鬼子巡逻队。鬼子看到我，就叫：“小孩的，干什么活的？”鬼子和二鬼子马上上来三四个人，团团把我围住，其中一个鬼子叫：“你的是不是小八路的，嗯？”我面不改色、心不慌，回答说：“我是大大的良民，不是小八路的！”二鬼子把篮子夺过去翻来复去查看，又把我从头到脚摸了个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物。鬼子盘问后，就把两斤饼子拿去吃了。我马上装哭，说：“我外婆生病了，你们把饼子吃了，我怎么办呢？”二鬼子连推带骂把我赶走了。
到了外婆家，我把鬼子盘查情况告诉了舅舅，舅舅也为我捏了一把汗，说：“好险！”我把王指导员交给的任务向舅舅说了一遍，舅舅听后，叫我先歇着。我在舅舅家住了两个晚上，鬼子天天来查户口，都给外婆、舅舅搪塞过去了。
舅舅把敌人增援情况基本摸清后，告诉我说：“平安（我的小名），情况不能用纸写，我讲，你记在心中，不要忘记。”舅舅接着说：“我去给鬼子造岗楼，通过要好的二鬼子打听到，11月25日，邹县增援罗塔据点鬼子一个中队，队长叫开山井士，武器是四门山炮，五挺机枪。增援日军可能配合罗塔鬼子扫荡大烧谷一带我军地方部队，什么时候行动尚不清楚。情况就这些。”第三天一早，舅舅赶牛车送我出罗塔，并一再交代：“平安，记着，别忘了。”我笫一次感到责任重大，激动地说：“我不会忘记的，舅舅，你放心好了。”
我回家后，向区中队指导员一五一十地把鬼子增援的情况汇报了。此外，还把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抓民夫、修岗楼和路遇鬼子盘查的情况都说了。王指导员、郑队长表扬道：“小黄，你这个儿童团长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抗日出了大力。你在家里等着，以后还有更艰巨的任务。”
两天过后的一个晚上，王指导员又把我叫去，说：“据你提供的情况和其它情报，经研究决定，趁开山井士尚未站稳脚跟之际，我军要主动出击敌人，明天凌晨攻打罗塔据点。我们区中队的任务，是配合县大队阻击果庄和田王两个据点鬼子的增援，八路军主力攻打罗塔日军。黄继业，你同骆景祥两人带路，通过东罗，插过骆驼河，上罗塔北山，沿公路埋设地雷，阻击田王日军上北山。按计划行动，凌晨到达目的地。”
凌晨已到，八路军攻打罗塔之敌的战斗打响了。我军以猛虎下山之势直扑据点。顿时，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罗塔外围之敌被打得落花流水。接着，敌人一岗楼被炸，鹿寨围墙被烧，开山被打得晕头转向，一个劲地嚎叫派部队增援。两三个小时的战斗，打死打伤敌人四五十，缴获了部分武器。晨4时许，田王据点之敌出击增援，遭我北山区中队阻击，一时攻不上去。公路上又踩响我们的地雷，又炸死炸伤十几人。这时区中队接到上级指示“撤”，我们便胜利返回了。
罗塔日军没有被全歼，就主动撤出战斗，我们一时想不通。指导员耐心地说：“这是按毛主席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办事的。你们知道吗？邹县日军已调动一个团的兵力来蹭援罗塔，如果天明前不撤退，我们要吃亏的。”这时，我们同骆景祥等同志才明白了为什么撤退的道理。
攻打罗塔取胜后，郑大嫂（郑来彬队长的妻子）介绍我同骆景祥、黄殿法3人加入了烧谷村青年团，那年我16岁。1944年，我们3人一起参加了基干民兵，一起编入由区中队直接领导的八村联防乡级武装民兵队。从此，便踏上了武装抗日、保卫家乡的革命征途。
二、战斗在敌后
联防乡级武装民兵队有大烧谷、小烧谷、孔家沟、柳树沟、吉利庄、东罗村等组成，联防队长是丁守安，副队长骆景芒。联防队活动中心设在我大烧谷村，其主要任务是积极发展壮大民兵队伍，配合县区人民武装力量，袭扰日军，保卫家乡，运送粮食弹药，织担架转移伤员，支援我军前线作战。联防队绝对服从区中队领导，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1944年冬末，春节将临，联防队突然接到区中队紧急通知：为配合微山湖游击队活动，阻击日军从徐州北上的军火列车，命令联防队直奔相成火车站东侧的相成桥（距邹县40华里，距大烧谷村50华里），炸毁铁桥，拆除桥两端200米路轨。我们在区中队领导下，晚上7时许火速急行军，约3小时达目的地。区中队把炸药包安装在桥上，联防队员用铁榔头、铁棍、锄头干了起来，一二个小时就把铁轨撬掉十几段。大约在午夜12点左右，区中队命令“撤”。我们撤出不到10分钟，就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日军的北上军火列车被炸，趴在铁轨上动弹不得。我们立即飞奔上前，卸下不少枪支弹药。等邹县日军赶到，我们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事后，微山湖游击队给区中队五六十支枪，好几千发子弹。我和骆景祥用的“汉阳造”，换上了日军的“三八大盖”。联防队和区中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队伍也不断扩大。就这样，我们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四出袭扰，打得敌军如同惊弓之鸟，日夜不得安生。
早在1944年1月，我被区中队选派去县大队学埋雷技术。半年后结业，学会了32种，有坑雷、拉雷、踏雷、吊雷、推雷、加子雷等。回区后，区中队给我的任务是：分批轮训各村民兵连长、排长、班长等骨干力量，使埋雷技术普及全区；深入各村进行操作表演、示范辅导；跟随区中队，到敌占区埋雷，打击日军。
1945年6月，我家乡的高梁、玉米长得有人头般高，我同骆景祥、黄殿法、骆玉田等同志去大律镇炸鬼子营堡。这天正是大律集市，人很多，我们齐装成生意人也混在人群中，每人各带两只轻型地雷，趁着人多杂乱之际，偷偷地把地雷埋在鬼子岗楼下，拉响了导火线，“轰轰”几声，把日军岗楼给端掉了。地雷一响，鬼子大声吼叫，枪声“噼叭”响，一窝蜂地东奔西跑，一时乱极了。等鬼子把要道口封锁好，我们早就钻进高梁玉米地了。后来，听说这次炸死鬼子1人，重伤3人。
8月上旬的一天，也就是日本侵略者临近战败投降之际，我们在区中队王指导员、郑队长带领下，去邹县城南益山（距县城十华里）埋雷。益山是日军在邹县县城附近主要的制高点，山上驻守鬼子、二鬼予一个营的兵力。这次，我们在日军上下山的大小路口都埋上雷，主要有三种：踏雷、吊雷和加子雷，共埋200多只，埋好后我们就撤走了。第二天日军下山踏响了地雷，不得不马上退回山上，又撞响了雷。雷一响，鬼子不是炸死，就是炸伤，吓得龟缩在据点里一筹莫展。日军无法，只得派人小心翼翼地清雷扫雷，足足花了五六天。
10月25日，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由骆景芝、骆玉田介绍，我同骆景祥、黄殿法一起，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三、怀念我亲密的战友
抗战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要求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1946年7月间，蒋介石调集其正规军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即193个师，158万军队，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其中投入华东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为50万。其进攻速度之快、来势之凶，都是前所未有的。蒋介石素称有5大主力，其中有三个摆在山东（整编十一师、七十四师和新五军），全是美国装备的机械化快速部队。天上有数不清的飞机狂轰滥炸，地上有成群的坦克、装甲车耀武扬威。他们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山东共军。1946年7月，便侵占了滕县、邹县全境。为避其锋芒，保存我军有生力量，肉战之初，我军必须作必要的战略转移，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于是，广大军民纷纷经凤凰山北上。7月20日左右，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凤凰山阻击国民党军队，歼灭了部分敌人，然后挺进中原。经过近一年艰苦作战，歼敌30万，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布署，迫使其不得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
正在我军民北上转移的生死关头，我的战友黄殿法同志生疥疮，下身糜烂。他实在无法随军转移，便要求让自己留下躲进山洞。1947年8月，反革命地主武装——“还乡团”搜山，他不幸被抓获，活活被打死了。黄殿法同志是独生儿子，父亲去世早，母亲早为他娶了媳妇。殿法死后，妻子改嫁，母亲病死，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国民党反动派搞得家破人亡。
我同骆景祥同志随军转移到黄河北。1947年秋季，又随军南下，在滕县、邹县、曲阜、兖州等地同国民党展开运动战。
1947年秋莱芜战役中，我军全歼李仙洲部56000余人，景祥同志冲锋在前，一人缴获蒋军十多支步枪，一挺机枪，荣立三等功。
1948年11月间，我同景祥参加了淮海战役。此役结束后，部队进行休整。不久，听到陈毅司令员传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性训练。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我与景祥同乘一只小船，在船未靠岸之时，他率先跳入有肩膀深的江水中，首先冲上敌人据点。
5月3日杭州解放，我留在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任事务长，骆景祥等三十几位同志受命跟随县委书记张剑庭、县长梁震接管原於潜县政权，从此我们两人便分离了。
当时於潜县府下设5个区：潜东区（藻溪）由孔涛同志任书记；潜川区（紫水），由刘履忠任书记；波前区（太阳），由狄燕里任书记，陈培玉任区长；天目区（谢后）由肖杰任书记；城区（潜阳镇）由张玉臣任书记，曲伯成任区长。慑于我大军南下而溃逃的土匪头子唐天英，不甘心灭亡，企图夺取他们失去的天堂。经一番密谋，他集中了二三百散匪，乘我於潜县委立足未稳之际，于6月28（简称“六•二八”反革命事件）大举攻打县府，五个区政府同时被股匪包围。
那天正下着雨。因我北方南下的同志水土不服，有好几位同志生病，当时骆景祥正生红眼病，去医院（今於潜中学）看病，於潜镇上增加了许多穿蓑衣的人。我警卫人员发现情况异常，马上报告县府。土匪早已注意我政府动向了，没等我们调集兵力，就打响了第一枪。县长梁震迅疾拿起机枪冲上门楼，民运部长朱令冰抢先一步冲上镇政府（今於潜区委）二搂，随即同志们也奋勇冲上，各自占据了有利位置，梁震的机枪已经“哒哒”打响了，朱令冰等同志的手枪、长枪、手榴弹也同时打响，迫使敌人无法冲上。再说骆景祥在医院听到枪声，火速翻墙抄小路奔回县府参战，不幸在临近县府的路口被土匪击中，壮烈牺牲。
“六•二八”那天，土匪切断公路，割断电线，我方伤亡了8位同志。我政府深夜派人翻山到安吉，向省军管会电告紧急情况。6月29日，省军管会派来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土匪，加上政策攻心，有的土匪自动投诚，有的却逃跑了。接着，我政府在解放军大力支援下，开展大规模剿匪反霸运动。1951年，匪首唐天英被我抓获，在于潜北门万人公判大会后就地处决，为人民除一大害，为我的战友报了仇。
黄殿法、骆景祥和我，3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由儿童团参加了基干武装民兵、乡联防大队、区中队，一起在大烧谷参加青年团，1945年10月25日晚上，又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两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于1947年和1949年光荣地牺牲了。黄殿法同志牺牲时才24岁，骆景祥同志牺牲时才26岁，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每当想起他们和千千万万先烈一样的英勇献身精神，我都激动不已。
1953年，骆景祥同志的哥哥骆景贵专程到於潜县，要求把景祥遗骨移葬山东老家。县委、县府满口答应，并决定由我陪同他哥哥一起护送。我们把景祥同志遗骨护送到他家时，县、区、乡领导带着敬献的花圈早在迎候了，烧谷村党支部、村委会为此召开了1000多人的追悼大会。
景祥同志牺牲后，留下一个4岁的女儿由国家抚养。1969年，我“列审”被“解放”，请假回邹县老家探望病重的母亲。此时，景祥同志女儿已由国家培养大学毕业，分配在曲阜地委工作。小骆听说我回到老家，专程来看望我。看到我，她就哭叫着要“爸爸”“爸爸”，我也泪流满面，悲痛万分。
现在我虽已离休，但每当想起两个亲密的战友，总觉得有一种未尽的历史责任感。我经常以黄殿法、骆景祥同志的革命事迹、英勇献身精神教育儿孙，使他们理解，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一定要为先辈们争光，一定要为建设四化强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四、幸福的晚年
1949年，我随军南下，尽管家里很穷，但母亲还是不舍得我离开。我母亲比较迷信，请算命先生给我算了命，说给我讨了老婆后会回来的。母亲就在山东老家给我找了个爱人，我说我们当兵天天打仗，早上还活蹦乱跳下午就看不到了牺牲了，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思想上是坚决不要爱人的。渡江战役之役之后，我们部队到达杭州，我们当时没地方住，就住在西湖旅馆走廊里。一个月后，我被调到军部当司务长，管军首长的生活，有谭启龙等4个司令，每个月开一次司长会议。我本来香烟不抽，因为工作管吃喝，香烟剩下的浪费了，我就学会了抽香烟。
於潜“六二八”事件后，我留在於潜县委，在县委工作部当副部长，部长由县委副书记兼任，后来服从组织安排，先后调到农业局、建设局工作。并在於潜农场担任场长，工作了一年多。后来我又调动到於潜藻溪当区委书记。人民公社的时候我也当过大公社书记。藻溪这个地方有溪水但老百姓没水喝，我就发动群众修建了三座水库，直到现在为止，每次我去藻溪，当地群众对我还是非常热情和尊敬。
后来，我又调到水电局当局长，我们当时是第一届水电局，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我现在家里有4代人，是四世同堂，大部分都当领导，大外孙女在杭州邮电局当局长，孙子在上海人民法院当审判长，我有着非常幸福的晚年生活。今年过年的时候他们都回来了，我在饭桌上讲话了，讲了我怎么当兵怎么出来的过程，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黄继业，也没有你们现在这么好的生活。去年6月28日，於潜镇政府召开纪念大会，邀请我去参加。和牺牲的战友相比，我比他们幸福多了。（朱纫频、吴雯雯整理 2010年3月19日）
50年代，南下干部黄继业全家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