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我和华夺同志在营、团、师的岗位上，共同战斗和工作过7年，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和平时期，我们经常有联系，晚年还多次在一起研究部队军战史的有关问题。两个出生入死的战友，共话烽火岁月，感到十分高兴。
接到华夺同志逝世的讣告，我感到无比的悲痛和惋惜。他已经走了两年多，至今谈到或想到他，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在《吴华夺将军》即将出版之际，现就我亲知略述二三事，表达我的深切怀念之情。
华夺同志英勇善战，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1940年华夺同志任五支队八团一营营长，我任教导员。6月，国民党军桂顽对我淮南路西根据地发动进攻，我四支队在古城地区与敌展开激战，罗炳辉司令员率八团兼程西援，部队到达古城地区后，因通信联络困难，未能及时同四支队取得联系，罗司令员遂令八团3个营分三路突袭敌人后方，以调动敌人。一营完成突袭任务后，第二天早晨回到罗炳辉司令员的指挥所，他正在观察战场，当即对我们说：“敌已开始回撤，我率学兵连先行，你们快点吃饭后立即跟进。”当他们前进到约3华里的一个山坡时，敌一个营的兵力回头占领了山坡的顶部，学兵连奋勇向上冲，与敌展开激战，罗炳辉司令员处于很危险的境地。我们观察到这个情况时感到很紧张，怕罗与学兵连有闪失，华夺同志说：“我们不能吃饭了，得赶快上。”于是他率一连和三连从左侧、我率二连从右侧向对面山坡飞奔，接近敌人时，他身先士卒，率队向敌猛冲，将敌打垮，随即展开追击，兄弟部队也跟着从多方向追击敌人。战后，罗炳辉司令员对一营紧急出击的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
1941年冬，敌人向我淮南路西进攻，连占我大桥重要集镇，在上级统一部署指挥下，华夺同志任团长的四旅十一团，担负反击大桥敌人的任务，他率几名干部摸到敌前沿勘察敌情地形，选定突击方向，部署兵力，组织火力，研究战法，做了较好的准备。战斗发起后，我们部队迅猛攻入镇内，即展开猛烈进攻，敌人顽强抵抗，并不断实施反击，我部进攻曾多次受阻，华夺同志亲自到一线连队，具体指挥部队的战斗行动，哪里情况紧急，他就出现在哪里。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全歼了包括桂系主力部队1个王牌营在内的顽敌1000余人，收复了大桥镇，迫使向我根据地进攻的敌人全线撤退。战后，十一团被命名为“铁锤子”团。
淮海战役后期，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企图从郭楼打开缺口突围。华夺同志任第二纵队第六师师长，奉命担负坚守郭楼的任务。他正确区分部队的任务，周密组织配属和加强火力，研究确定了坚守和反击的措施，指示部队大力加强工事研究，打敌集群坦克的具体战法．对部队进行深入动员，使全体同志树立坚决打退敌人的决心。敌王牌第七十军主力，在浓密炮火掩护和10多辆坦克的引导下，于1948年12月12日至14日，连续3天对郭楼实行猛攻。敌七十军军长邓军林，乘坦克亲自到郭楼前沿督战，郭楼阵地曾被敌突占一角，我们又组织部队坚决把敌打出去，战况空前激烈。在二纵队统一的部署和华夺同志果断地指挥下，部队顽强地坚守阵地，对敌实施勇猛反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也最终打破了杜聿明集团妄图突围的美梦。
在华夺同志的指挥下，部队打过很多好仗，仅举出以上三例就可以看出他的指挥才能和指挥艺术。
华夺同志善于团结干部，联系群众。他担任主官时，很重视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有关作战和工作的重大问题，都经过集体研究，然后分工去办。他放手让副职主动进行工作，出了差错，他帮助总结经验教训，主动承担责任。他尊重政工领导干部，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每次战斗，他都亲自对干部或部队作政治思想动员，并在战场上带头作宣传鼓动工作。因此，同他在一起工作，大家都感到很愉快。华夺同志担任副职时，服从组织安排，尊重领导，能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各项具体工作，并使自己的工作和其他部门的工作很好地协调起来。他除精心地完成本职工作外，还经常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供党委和主要领导同志参考。二纵和四师的主要领导同志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助手。
华夺同志思想正派，对人诚恳，很重感情，从不搞什么歪门邪道，也不搞什么小圈子，一切按党的原则办事。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毫无架子，能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他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和干部战士广泛接触，谈心拉家常，大家对他很尊敬，把他看成老大哥，有话就讲，有意见就提，对少数干部战士反映的一些实际问题，在当时条件可能的情况下，他都设法给以解决。每次战斗后，华夺同志都下去参加战斗总结活动，和大家一起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教训。针对部分同志只强调猛打猛冲的情况，他告诫大家：打仗要讲究组织指挥，要研究技术动作，做到勇敢和指挥相结合，勇敢和技术相结合，光靠猛冲不行。部队利用作战间隙搞训练时，他深入训练场地，和部队一起摸爬滚打，讲要领，作示范，提高战术技术水平。1941年初，罗炳辉司令员集中七、八、九团在一起进行战备训练，练技术、练指挥，天寒地冻，昼夜进行。罗司令员让指战员集体练立姿据枪瞄准，整整一个小时，很多干部战士累得歪歪垮垮，华夺同志纹丝不动，战士们看在眼里，内心感到非常佩服。华夺同志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的情况，至今还在六十一师部队流传。1950年11月，华夺同志调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任行政管理部长、队列部长、系主任、教育长等职。“文革”中被“群众组织”批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71年被下放到西安。军事学院有几十名干部、教员被派到西安国防工厂工作，他身处逆境，学院的同志都经常去看望他，一些冲击过他的同志也当面向他道歉。这可以看出，华夺同志善于团结干部、联系群众的作风多么深入人心。华夺同志具有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从小当红军，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艰苦环境和残酷战斗的考验和锻炼，形成了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在一起时，他经常说：“打死就算，不死就干，反正革命总是要胜利的。”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生活条件差，他常说：“这算什么，还没有啃树皮吃草根嘛！”在战后休整期间，他有时去钓几条小鱼或打几只兔子、野鸭，同大家一起改善一下生活，并说：“自己动手，改善一下生活，这也是提高战斗力，为革命多做点贡献嘛！“文革”后期，他无端被下放到西安灞桥热电厂劳动时，我们的部队驻在西安，我和一些认识他的同志经常去看望他，想使他得到一点安慰。他谈笑风生、泰然自若地说：“我这条小命是从战火中拣来的，很多同志都英勇牺牲了，我受点委屈算什么，而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党的政策最后总要落实嘛！”表达了他对党的坚强信念和乐观主义态度。1971年，华夺同志被任命为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和省军区要他担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从未接触过国防工业，但还是坚决执行组织的决定。陕西国防工业比重大，仅西安地区就有5000人以上的大厂10多个，“文革”中是两派打派仗的主要力量。他深入各厂调查研究，和领导干部、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工人群众广泛接触、了解情况，研究解决生产和工作中的问题。他超脱、客观，实事求是，受到干部群众的称赞。1975年华夺同志得到平反，并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大家都感到很高兴。1994年华夺同志患胃癌，且已扩散，家里人瞒着他，医生告诉他是一般病症，他若无其事，不愿住院，也不大服药，坚持锻炼身体，增强抵抗能力。1995年秋，他和许多老同志回六十一师参加红军师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大家在一起畅谈烽火岁月。在师里举行的座谈会上，华夺同志对部队建设还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大家都觉得简直是奇迹。
1997年初，他不得不住进医院，大家都知道他已病危，但他还让儿子给老同志打电话，说他身体没问题，要大家不要牵挂，并希望大家保重。我接到电话后心中哽咽，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华夺同志走了，他留下了很多值得人们怀念和纪念的东西，他的赫赫战功，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将永垂史册，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