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他那崇高的革命品质，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使我永远难以忘怀。在我们兄妹五人中我排行最小，出生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母亲生我时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根本没有奶吃。有一次，母亲排队买牛奶，正值南京盛夏，牛奶容易坏。保姆不会识别牛奶的好坏，把坏奶煮给我吃，结果中毒了，母亲赶紧送我到医院抢救，等抢救过来时，父亲和奶奶才松了一口气。父亲说：以后就煮点米汤、面汤喂孩子吧！后因成天喝米汤营养跟不上，父亲就利用休息时间到长江边钓几条小鱼，回来给我煮汤喝。我就这么一点一点喝着父亲的鱼汤长大，直到现在我仍然特别喜欢喝鱼汤。
对于父亲在战争年代及建国后的工作实绩，我们在父亲的回忆录和一些资料中略知一二，而对老人家那崇高的革命品质，是我亲身体会和感受到的。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父亲是放牛娃出身，12岁就随爷爷参加了革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身负四次重伤，轻伤次数更多，身上能数得着的伤疤就有六七处。可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经得起任何考验。
南京一解放，我们全家就随部队迁到南京，父亲在华东军政大学任校务部长。刘伯承元帅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时，父亲随同刘帅到南京军事学院，先后任行政管理部部长、队列部部长、系主任、教育长。地位变了，生活条件好了，但他仍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在南京军事学院期间，我们家里总是客人不断，这些客人，有的是部队来学院学习的学员，有的是学院的教员和工作人员。从我记事时起，家里的饭菜老是不够吃，不是炊事员做少了，而是家里又来客人了。每逢这种情况，炊事员就带我到街上临时买点饭吃，我也因此习以为常。尤其是从部队来学习的学员，父亲是一定要把他们留在家中吃顿饭，并且讲：你们离开部队到学院学习，我家就是你们的家，我也是从部队来的，一直把部队当成自己的家，家里人来了，我怎么能让空着肚子回去呢！当时家里经济也不宽裕，全家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工资吃饭，来往客人一多，经济紧张，父亲就和司机老仲叔叔在院子里种菜、养猪。老仲叔叔年龄比父亲大4岁，一直跟着刘帅开车，刘帅调北京后，组织上就安排他给父亲开车。老仲叔叔种菜经验多，父亲就虚心向他学习，并说自己参加革命时，年龄太小了，好多农活还没学会，现在就跟你学习。老仲叔叔成了我们全家的好朋友。有一次，老仲叔叔多喝了几杯酒，就拉开话了，对我们说：我从抗战时就跟随刘帅，见过的人多了，大官也见得不少。有的人官当大了，思想也变了，拿起架子来了，我就喜欢像你爸爸这样的干部，一点架子也没有，还把我当老哥对待，生活上也没什么讲究，咱吃啥他吃啥，遇事还同咱商量。那几年，父亲跟老仲叔叔确实学了几手，腌菜、泡菜、腌腊肉、做豆瓣酱，都学会了。我们全家到西北后，父亲的几门手艺派上了大用场，不论家在西安还是在兰州，整个冬天的腌菜都是父亲亲手做的。母亲有时和父亲开玩笑说：“本店腌菜，味道不错！”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在全军民兵工作会议上，父亲和军区肖华政委住在北京京西宾馆，当时的北京军政大学，来看望父亲的前后有三四百人之多，据秘书统计，上至校长肖克、政委唐亮，下至炊事员都来了。肖华政委跟我父亲讲：“你的人缘关系这么好，我这个老北京了，也没有这么多人来看我。”父亲对肖华政委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原来南京军事学院的人，还有的是在学院学习过的学员、战友。肖政委说：“你在院校工作多年了，真是桃李满天下！”
我在家里排行最小，父母亲都很喜欢我，亲切地叫我小五子，但对我要求十分严格。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穿旧的给我穿，很少穿过新衣服。有一次，父亲的一位在捷克当大使的战友，回国时给我带了一双皮鞋。我从来没有穿过皮鞋，说什么也不好意思穿。父亲看着这双皮鞋说：“小五子上面穿的旧衣服，脚上穿双外国的新皮鞋，我看不协调，还是不穿好看些，这样也不脱离群众！”天气热了，父亲喜欢穿草鞋。司机老仲叔叔顺便也给我打了一双，刚开始我不好意思穿，穿上也很硌脚，就不愿意穿。父亲知道后便对我讲：“长征时红军都穿草鞋打天下，你穿一穿，习惯了便也觉得蛮舒服的…．”听了父亲的一席话，我便穿着这双草鞋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起来。在南京，我们家住在山西路四为头29号，离许世友伯伯家相距不到500米。许世友伯伯也喜欢穿草鞋。他和父亲关系很密切，又是同乡，俩人经常互相走动，街道上邻居都说：“我们这儿住了俩位老将军，都穿草鞋，没有架子，待人和气。”父亲常对我们讲：“你们身上不能有-／＼旗子弟的习气，人民群众是水，我们是鱼，鱼离不开水，人民群众能从你们身上看到党的作风，千万不能搞特殊化，思想上不能骄傲自满，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几个兄妹都牢记父亲的教导，同老百姓的孩子没什么区别，穿衣、吃饭从不讲究。
父亲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早餐不吃菜，只有一碗蛋炒饭、一碗稀饭；午饭和晚饭吃的大多也是素菜。很多战友看到父亲生活这么简单，十分关切地劝说他要加强营养。父亲却说：“吃饱了就是加强营养，菜做多了，吃不完倒是浪费。”并要求我们不许有剩饭剩菜。常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唐诗来教育我们。还说：“过去老百姓吃不跑，穿不暖，现在你们生活条件好了，可不能忘本啊！”
父亲特别关心群众，国家遇上灾害，甘肃地区前些年遇到的干旱，他总是带头捐款捐物，少则几百元，多至上千元。邻里群众有困难找他，也是热情帮助。他特别关心身边的警卫员、公务员、驾驶员、秘书等工作人员，和他们打成一片，休息时间和他们下棋、打扑克，对他们的生活问寒问暖。每逢过年过节，都要请他们在家里吃顿团圆饭，敬杯酒，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
“公生明，廉生威”。父亲在工作和生活中，公道正派，廉洁奉公，公私分明，被群众传为佳话。
我们家从南京搬到西安，从西安搬到兰州，公家所配家具全部交出后，才发现自家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前来搬家的战士也都感到奇怪，这位首长家怎么没有家具？只几个箱子。一直到1980年，父亲的一位战友在广州给买了一台彩电，父亲才找人做了一个电视柜，这才算有了件家具。
父亲的专车，控制得也很严，不得到他的批准，车是不能随便用的。有时哥哥看他那么认真，想要他适当放宽“政策”，却遭到他的严厉批评：“公家车，是办公用的，私事不能随便用！”
粉碎“四人帮”后，军区处理一批淘汰的汽车、摩托车。有好些人都买了，有的还买了好几辆，父亲却一台也不买。在西安的大哥听到消息，叫我给他买一辆摩托车，我去找父亲说了，父亲严肃地说：“公家的便宜沾不得，不能让你们染上坏习气……”
1976年底，全军刮起一股后门当兵风。当时我已16岁，也想去当兵，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当后门兵。说：“当兵就从前门进，违反原则的事不能做，做人做事都要光明正大。”当时军区机关干部的子弟，相继当兵走了。父亲知道后，把我叫去谈话，说：“你是我的儿子，就不能干这没原则的事，当兵要当前门兵，这样才光荣！”我听从父亲的话，两年以后，光明正大的从前门当兵走了。记得第一次探亲时，父亲特别高兴，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参加工作了，今后不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光明正大，做错了事没关系，关键是要认识到，错了就改。最怕的是做错事，不认错改错，说假话，害人害己！”父亲的教诲，使我在人生道路上终身难忘。
孜孜不倦 好学进取
父亲从军事学院筹建到解散，20年时间，一直在学院工作，不少学员都尊敬地叫他吴老师，可他总是谦虚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刘院长的学生。”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叫您老师呢？”父亲说：“因为我当过学院的系主任还兼过班主任，他们在我们系学习过，其实刘院长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我又问：“你说刘院长是您的老师，他是怎么教你的呢？”父亲就拉起话来了，给我们讲起学院刚成立时的情景。建院初期，由于我军大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刘院长同毛主席商量，决定用国民党起义投诚的中高级军官，来担任教员，此事却在学院中弓f起了“震动”，不少久经沙场的学员思想不通，尤其是看到当年被自己俘虏过来的败将，走上讲台给自己上课，心里更不是个滋味，不少学员给刘院长提意见。当时我父亲想：我们又是请苏联顾问，又是请国民党的旧军人，还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对现代化战争指挥不能很快掌握吗？自己在学院任队列部副部长（开始部长是刘帅兼任），自己的文化水平达不到要求，不是给刘帅丢人吗？所以，我父亲就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刘帅对他帮助也很大，有时半夜把他从床上叫到办公室“上课”，指出起草的报告、文件语句不通，还有错别字。刘帅当院长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而且眼睛有伤病，工作到半夜是常事，有时累得眼睛都看不见东西了，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对我父亲教育很大。后来我父亲说：“现在的老底子大部分是刘院长给我打好的，包括写的那篇《我跟父亲当红军》的初稿，刘院长都给我指点过。父亲在学院边工作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拿下了两份专业课程（高级系和基本系）的毕业证书。为此，还受到刘院长的奖励。
父亲对于自己过去的功绩，从不挂在嘴边津津乐道，而对战友们的战功总是赞不绝口。对我们讲过去的战斗时，总要讲吴焕先叔爷、徐海东伯伯、罗炳辉伯伯的光辉业绩，讲他们坎坷的经历。并说，人就是要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不断学习、进取，才能取得成功。他离休后，仍坚持写读书笔记，学习一点也没放松，光是读书笔记就几大本。有一次秘书周才荣说：“首长，看完学习材料后，需要整理时，我来帮助您。”父亲幽默地说：“你来整理等于我没学”。周秘书感慨地说：“首长学习抓得越来越紧了，连我们都赶不上了。”可我父亲总是谦虚地说：“我的学习差得远呢，过去没有时间学，现在有时间了，更要抓紧学习。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还有好多知识没学到，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呀！”
面对困难百折不挠
父亲给我们兄妹讲传统时，总是讲他遇到困难，上级领导和战友们是怎么解救他的。例如，红军时期徐海东伯•伯的“刀下留人”；负伤时钱信忠伯伯怎么给他动手术的；抗日战争时期，罗炳辉伯伯怎样鼓励他战胜敌人的。说得绘声绘色，并说有这样好的领导，才有我的今天。讲到荣誉时，父亲总是说那算不了什么，主要是上级正确领导，同志们艰苦努力的结果。
在“文革”时期，父亲被批斗、进牛棚，后发配到西安灞桥热电厂劳动。红军时期的老警卫员姬从周叔叔，来看望父亲，姬叔叔乘父亲不在时，悄悄地问我母亲：“老首长犯了什么错误？”我母亲说：“老吴没有犯错误，要说犯错误嘛，只能算是‘走资派’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好多领导都犯着嘛！”姬叔叔说：“老嫂子，领导对我们讲，说老首长犯了严重错误……”姬叔叔走后，母亲就对父亲讲了这些情况，父亲自己也搞不明白。只说：“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党和毛主席会搞清一切的。”一直到林彪事件后，组织上安排我父亲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任国防工办主任。父亲从单位下班回家后，高兴地对母亲讲：“今天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老同志了，先干好工作，不要考虑职位问题，党和组织上是相信你的。我说过吧，党组织是相信我的，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还这样关心着我。”
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许多过去靠边站的老干部大都平反了，也出来工作了，可我父亲还戴着帽子工作。1975年7月，父亲带着我和秘书刘锡权叔叔到北京，想弄清自己还带了顶什么帽子。在学院解散前，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说父亲有严重问题，装入档案里了。北京军政大学校长肖克伯伯和政委唐亮伯伯，听说我们住在北京三机部的一个招待所，立刻派车把我们接到军政大学招待所住下，并答应想办法把父亲的申诉材料转上去。到了8月，唐亮伯伯来见了我父亲说：“老吴，你到兰州上班去，军委的命令下来了，你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唐伯伯接着说：“关于你的问题，中央以后会有结论的，你先去兰州上班吧！”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父亲终于彻底平反了。
在南京军事学院参加国庆阅兵的10次活动中；父亲就参加了7次，后5次都是他在方队前面带队，成了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就连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在外面上学时，都听到人们的赞许，回到家里自豪地向父亲讲。可父亲把脸一沉，问道：“他们知道你们是我的孩子吗？不知道就不许说，知道的不要再传，你们也不许翘尾巴。’’在“文革”时期，这些荣誉也就成了父亲的“罪状”，就连他那一身威武的将军服和照片也没能幸免，抄家时都拿走了。事隔几十年后，父亲离休在家，一些军委和军区的首长前来探望父亲时，都讲到那几次国庆阅兵，并称自己也是阅兵方队的学员。1991年，迟浩田总参谋长来家看望父亲时，说他也参加了阅兵方队。在场的赵先顺司令员说他也参加了。1995年6月父亲患病，到北京动手术时，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二位伯伯请父亲作客时，张万年总参谋长也在场，张震副主席对父亲说：“老吴，你看这位也是你的学生！”张总参谋长对父亲敬了个军礼后，握着我父亲的手说：“吴老师，我不但听过你讲的课，国庆阅兵时，我还是护旗手呢！”在一旁的刘华清副主席对我父亲说：“老吴啊，你可真不简单，你有这么多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嘛！”我父亲谦逊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老帅们的学生！”
父亲的贤内助
俗话说，一位成功者的背后，必有一位贤内助。在这里我回忆起母亲是怎样全力以赴支持父亲的。
母亲名叫李虹，原名付萱春，是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县人。1919年1月23日出生。在武昌上高中，后因家境贫困，高中没有读完就到武汉纱厂当了工人。邓颖超同志在武汉办学习班，纱厂的地下党组织让母亲到学习班学习，接受党的教育。1938年9月，日本鬼子进攻武汉前夕，我母亲和张茜（陈毅元帅的夫人）等一起参加了新四军。先是在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工作，后又到江北指挥部卫生部当干事。1942年和父亲结婚，1955年军队精减整编，要求女同志一律转业离开部队。我母亲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组织部任干事，接到转业命令后，组织上分配她到江苏省政协工作。我母亲已经去报到上班了，刘伯承院长突然找我父亲，说有要事商量。父亲到刘院长办公室，刘院长面带难色地对我父亲讲：“有一件事同你商量一下。”我父亲忙说：“院长，您有事只管吩咐，我办就是了。”刘院长对父亲讲：“你是陈老总的部下，我们一起工作这么多年，我对你的人品、思想、作风是很了解的，你为人正派，颐全大局。你爱人李虹也是个很好的同志。现在我们学院遇到了困难，大批的学员都来自各个部队和野战军，不是军长就是司令，他们都带着家属来学习，现在家属的工作安排很困难。我们学院的家属安排是不是往后放一放，先安排好学员家属的工作。吴部长你来带个头，给李虹同志做做工作，把她的那份工作让出来，安置部队来的家属。让李虹同志把学院的家属组织起来，搞好学院的后勤保障工作。”
我父亲回家同母亲讲了刘院长的意见，我母亲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表示：“行！”父亲立刻给刘院长作了汇报，刘院长感动地说：“我身边有你们几位好同志，好帮手，真是我的造化！”母亲就这样由转业改为复员，被学院任命为家属委员会主任，一份没有工资的“官”。随后我母亲就把学院的家属都组织起来，给学员们缝洗衣服、被褥，打扫宿舍卫生，让学员们放心学习，受到领导和广大学员的一致好评。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李大姐。后来我母亲随父亲到兰州后，又被任命为兰州军区机关家属委员会党支部书记。1991年，迟浩田总参谋长来家看望我父亲时，握着我母亲的手问：“李大姐，还认识我吗？”母亲说：“不认得了，反正你在学院学习过。”迟总参谋长对她在学院的情景，历历在目，深情地说：“李大姐，那时你把我们管得可好啦！吴老师老俩口可是为学院做了大贡献了，我们不能忘记你们！”我母亲就是这样默默无闻，无官无利，支持着父亲的工作。
有时，我跟母亲开玩笑，说您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每月还要交党费，可连工资都没有，还管着那么多的家属，你为的是什么？母亲却认真地说：“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有次我问母亲：“你最感到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母亲说：“那就是国庆十周年，你爸爸在天安门参加阅兵，周总理指示让周世忠叔叔把我们几位家属带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和游行，周总理、刘主席还亲自接见了我们。当少奇同志过来时，我向他敬了个军礼，喊了一声刘政委，少奇同志马上认出我了。周总理很惊奇地问：“你们怎么认识的？”我忙说：“刘主席原是我们新四军的政委，给我们讲过课的”。少奇同志说：“是啊，是啊，你是江北指挥部的干事……”接着我母亲动情地对我们说：“这件事我最骄傲，周总理那么忙，还想到了我们这些家属，让我们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阅兵和游行，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我是毕生难忘啊！”
一身浩然正气
我父亲对革命事业，对党和毛主席赤胆忠心，忠贞不渝。在红军反“围剿”、“肃反”扩大化时，他没有动摇过；在长征路上，打了几十次险仗、恶仗，身负重伤，把肠子都打断了，他没有动摇过；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他也没有动摇过；在“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时，他还是没有动摇过；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他仍然没有动摇过。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每当遇到动荡的关键时刻，父亲总要提醒我们：“要多读书，勤思考，坚定地跟党走。”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关心着部队和国家的建设，并对我们讲：“面对世界上的霸权主义，我们决不能退让，要同他们作斗争，社会主义事业决不会失败！”
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向父亲了解情况的络绎不绝，有的威逼利诱，有的软硬兼施，有的气急败坏地训斥……，但从他口中没有得到一句不实之辞。后来，他对我提起那些外调人员十分气愤。他说：“他们骂我是保皇派、走资派，我对他们说，我是真正的造反派。我十二岁就起来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今天的红色江山，就是那些造反派流血流汗打出来的。那时还没有你们呢，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骂我们！”
到了80年代后期，不少老领导、老战友来找我父亲写回忆文章，如韦国清伯伯派人来找我父亲时，他就认认真真地给查找资料，提供史料，只字不提自己在战役中所起的作用。
父亲特别关心部队的建设，他过去战斗过的部队，有两支部队在兰州军区，其中一支是红军部队。这支部队的人员培养、武器装备和战备训练，都倾注着父亲的心血。这支部队到老山前线时，父亲亲自到部队所在地为他们送行；凯旋回来时，父亲到车站迎接他们。这支部队修建师史馆经费不足时，我父亲又亲自为他们想方设法地筹集资金，还为师史馆提供展品。现在这支部队已成为我军现代化快速反应部队。1995年10月，这支部队组建60周年，我父亲虽身患癌症，已到了晚期，但他仍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毅然参加这支部队的60周年庆祝活动，历数当年的故事，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许多老战友对我父亲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都感到吃惊。
1996年3月至6月，中央电视台和上海东方电视台，分别来采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活动。我父亲不顾体弱多病，每次记者来采访，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连我们都感动了。事后我们问父亲累不累，他说：“一讲到过去行军打仗，一讲到徐海东、吴焕先，我的劲头就足着呢。回忆起老领导、老同志、老首长，好像我就年轻了许多！”
我父亲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心里始终挂念着部队。在兰州军区他分管民兵工作，亲自上高原，走草地，踏遍陕、甘、宁、青四省区，包括海拔4500米的果洛地区。父亲去这些地区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可是为了革命工作，他不怕艰苦，不讲条件，一直保持老红军的传统。
我们从小受着父母亲的熏陶和教育，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我们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怀念他们。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成长，我们一定要把父母亲的遗志继承下去，教育好下一代，让父母亲在天之灵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