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8 年冬从临淄调到桓台的，开始分工让我在县委民运部工作，后业因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刘超调走，清河特委赵明新同志动员我当长山九区的行政委员会主席。当时的行政委员会，是我党领导下的桓台县第一个行政组织。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实际上是长山九区的区长。我们那时参加革命工作，是为了反对官僚劣绅的，对于当官掌权从来没有想过。当时一听让我当行政委员会主席，掌握地方大权，心里感到七上八下的不愿意干，认为我这不成了“官”吗？赵明新同志对我解释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与旧政府截然不同，我们这个政权是代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利益的。这样，按照赵明新同志的指示，我就带着八路军三支队司令部发给我的一颗大印，到卫固镇去上任了。当时委员会里按照苏区的方式分了五大部，我只记得当时的武装部长是孙子诚，那几个部是谁已记不清了。
大约在1938 年的7 月初，在县委领导下，成立了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王子彬同志任主任。我这时是九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兼四县边区联防办事处的民政科长。这年麦收时，敌人在卫固安了据点，驻了鬼子1 个营、汉奸3 个营。我党在卫固的活动不好开展，所以，县直机关进行了精简。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也进行了精简，只留下我和于鲁川同志坚持工作。到了
1939 年冬天，王子彬同志因为口音与当地群众不同，开展工作有些困难，被调到即将成立的清河专署任民政科长，由我接任办事处主任。到了1940 年4、5 月间，正式建立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政府成立大会是在中埠村召开的，当时每个区都选了代表参加大会，选我当县长。这样，我成了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在西四边行政委员会还没成立以前，大约是1939 年春天，从延安派来一个叫张崇的同志，带着中央军委的护照找我，说是来我省搞敌工工作。我们按照他的意见，把他送到胶济铁路以南国民党省政府去开展工作。过了不久，他又回到我们这里，说是国民党省政府有人认识他，工作不好开展。这样他又到桓台县大围子里去做争取二十四旅的工作。后来他以国民党抗敌协会的名义拉了个队伍，他任政治委员。张明远被他封了个除奸团长。这支队伍才成立时，我们人民政府曾对他们进行过不少帮助。但由于这支队伍是以国民党名义搞起来的，纪律很差，老百姓不欢迎，后来和我们抗日民主政府之间有些矛盾。
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便接受了清河区党委交给的一项艰巨的重要任务——为八路军三支队筹备一笔巨额军费。接受任务后，我们县政府针对我县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全县的经济状况，认为在日伪顽的残暴统治下，我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生活朝不保夕，但对我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经济上仍然以最大的热情和努力给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这笔军费的负担，全部让人民群众来担负，就会使人民群众处于更困难的境地。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既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又不做超出民力的征捐呢？经过分析，认为应该向所谓的“慈善”机关美国天主教打主意。最后决定让我出面，向在桓台境内以搞“复活节”瞻礼布道活动为由，与抗日民主政府分庭抗礼、争夺基本群众、破坏抗日工作、阻扰我八路军动员参军参战等罪恶事实，强迫其缴纳抗日捐。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威力震慑下，经过说理斗争，主教顾天民乖乖地按照我们所提的要求如数缴纳了抗日捐3 万元。从此后，美国神职人员，再也不敢到处乱窜了。此后不久，我们把这笔款上交了清河区党委，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解决了三支队所迫切需要的经费，得到区党委的通报表扬。
